文强背后的官场生态

　　熟悉文强的公安内部人士透露，从2000年开始，文强涉黑问题被逐渐暴露，而上面也开始关注。一名退休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那时文强涉黑在重庆已经不是秘密，文强和一些涉黑大佬在公共场合出入变得公开化。

　　撰稿·季天琴(特派记者)

　　2008年6月25日，重庆市公安局宣布人事任免的决定，从辽宁锦州调来的王立军接任了文强的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文强的新去处是重庆市司法局。

　　在各自的警界中，王立军和文强都是一面旗帜性的人物。两人的“打黑”事迹均以文学形式广泛流传，文强抓捕张君的事迹被写成了传奇小说，而《铁血警魂》就是一部以王立军为原型的电视剧。

　　两个警界重量级人物的交接，被不少热衷于摆龙门阵的重庆市民认为是“要动文强的信号”。

　　重庆律师韩德云分析，作为正厅级官员，文强调任司法局局长虽属平调，他也由此从“二把手”变成了“一把手”，但却让他远离了经营多年的公安系统。在司法局的新位置上，他最多也是处理司法领域里的一些行政性事务。

　　不过，文强本人或许对这场权力博弈还充满自信和镇定，有消息说，“文强出事之前经常往北京跑”。

　　到了今年6月份，有关文强“落马”传闻从未中断，文强本人还曾对这些传闻公开进行调侃。在被“双规”前不久，在一些公开会议上，文强自信满满，看不出丝毫政治生命走到尽头的迹象。

　　两个月后，文强自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变成了现实——他果然被双规了。

　　在这场自上而下的打黑风暴中，强硬的王立军居然以单骑突进的方式，部分地瓦解了重庆官场以及黑社会既有的利益格局。

　　今年打黑风暴启动以来，重庆已有200多名司法干部因涉黑保护身陷其中，其中有十几个厅级和副厅级干部。多名官员的落马，在重庆政界尤其是政法系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认识不少这些落马官员，他觉得他们都不冤——不过，他又反问：如果我们身处文强的位置，有几个人不会勾结黑社会、开名车、泡靓妞？

　　毕竟，像王立军这样充满了道德自觉的公安局长可遇不可求。

　　作为一个权力精英堕落的样本，在金钱的诱惑、权力的膨胀以及监督的缺位下，“打黑”局长文强逐渐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上调的巴县官员

　　1991年，巴县(现巴南区)的基层官吏文强的仕途一片平坦。由于“聪明、勤奋、工作肯钻研”的特点，以及1982年全国严打斗争中的表现，文强得到当时巴县县委书记张文彬的赏识。1972年从泸州公安学校毕业后仅仅十余年，他就完成了从基层科员到地方要吏的飞跃。

　　1983年，巴县搞机构改革，组建新班子，恰逢县委分管政法口的常委到成都学习两年，文强就接替了他的职务，得以跻身县委常委。此前，他连县公安局副局长都不是。

　　1985年，年仅30岁的文强升任巴县分管政法口的县委副书记。此时，他已经站到了从区县进入重庆市的官员升迁路径上。

　　不出意料，文强的仕途肯定会一片光明。在直辖之前，重庆主城区的官员大多从周围区县选拔，作为辖区内收入最高、财力贡献最大的一个县，巴县官员上调后一般都出任重要岗位。

　　1991年恰逢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文强在这个背景下被市委组织部推荐给了市公安局。

　　重庆市公安局负责人看中文强，想调他来市里，开始提出建议让他升任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局长，“先考察一下他”。不过，当时的巴县县委主要领导认为这个职务安排太低，“我们巴县出来的干部，没这么安排的”。

　　一年后，文强总算如愿以偿，正式成为重庆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虽然只有中专学历，但在1990年代初期，文强曾在西南师范大学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职学习两年，“那时候提拔干部学历是很重要一个指标，而警界当时高学历者少，这段学习经历，成为文强到市局任要职的重要砝码。”

　　刚到重庆的文强表现了他对权力的敬畏。市局当时有一批解放后就参加公安工作的老领导，在警察队伍中很有威望。刚到一个更高层级的权力系统，文强显得很恭敬，他称呼局里的老领导为“老人家”。

　　在另一方面，他又享有了权力的傲慢。一位曾经的市局警察领教过文强的高傲，“当时我和我们处长送文件过去，文强爱理不理。”

　　某个电视台记者回忆90年代的文强时，认为文强当时已经很强势了——“公安内部都知道文强是谁的人，再加上公安系统是半军事化管理，所以临江门1号市公安局大院里的人，哪怕是处长主任科长，对他都得敬畏三分。”

　　不过，此时的文强也确实表现了他在刑侦方面的特殊才华。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文德搞敌情出身，懂侦查业务，他也认可文强“肯钻研，分析案情能说到点子上”。

　　上述记者也不得不承认，文强在刑侦破案上确实很专业，也很能吃苦。他看文强破过一个案子，嫌犯家在农村，独楼独院，文强在详细了解了其外部环境和室内构造后，画出了行动图，确定由武警破门而入，特警殿后，其余民警包围四周，以防嫌犯翻墙逃匿。

　　“警方记者忠实记录了行动全过程，现场很精彩”，该记者说。

　　于是，他提出要采访文强，请他介绍这次凌晨搜捕行动的相关情况，文强同意给半小时的时间。那天很热，文强穿着衬衫和短裤，作为市局领导在电视节目中穿便装是不严肃的，于是该记者要求他把警服穿上，并且要戴上帽子。

　　“下头呢？拍不到噻？裤子就不笼起了哦，热球得很”，文强说。

　　在这位记者看来，文强的口才远远不如另一位副局长何海忠，录了很多遍才搞定，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架子，很随和，属于性情中人”。

　　很多和文强吃过饭局的商界人士对此也有类似的评价，“此人很耿直仗义”。不少人认为他是典型的重庆袍哥脾气，质地粗糙，缺乏打磨抛光。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表象，而非本质，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他的“哥们”怎么全是巨商大款，而没一个平头百姓？

　　律师周立太对文强印象就很差，文强调任司法局局长后，周立太有事给文强打电话，“作为司法局局长，那是文强分内的事”，但是文强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你找别人吧。

　　脾气也很大的周立太气得把电话都扔了。

　　“警察问题比治安形势更严峻”

　　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民间，议论最多的便是文强的江湖气，这跟他的爱好和行事作风也一脉相承——喜欢看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上了酒桌也很豪爽，跟他相熟的人并不称之以职务，而是喊他“强哥”。

　　看起来很亲热的文强，在更多人眼中显得难以亲近。90年代，重庆有个小警察找到某个跑公安条线的记者，想调个单位，记者打个电话文强就出来了，酒喝了但事没办成。事后该记者听一个相熟的朋友说，文强对他的评价是“一个文人，文气十足，不好耍”，既然不好耍肯定就打不拢，此后除了工作再无联系。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对文强的印象也大致如此。他和文强也很熟，还曾跟黄代强一起去西安替文强的哥哥祝寿，“文二哥”的称号来自于文强在家中的排行，文强的哥哥在部队工作，位列少校。

　　黄代强落马之前任职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副总队长，是文强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除黄代强外，其他三人为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公交分局原副局长赵利明，垫江县原副县长、公安局长徐强。

　　黄伟并不讳言自己和文强以及黄代强的关系——“因为我不参与他们的事情”。在和他们吃饭时，他也总能坐在主桌，能和他们坐在同一张桌上，这也是一种江湖秩序的体现。

　　“文强后来是越陷越深了”，黄伟说。

　　熟悉文强的公安内部人士透露，在2000年开始，文强涉黑问题被逐渐暴露，而上面也开始关注。一名退休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那时文强涉黑在重庆已经不是秘密，文强和一些涉黑大佬在公共场合出入变得公开化。

　　坊间广为传播的事例是，他和重庆市原“黑老大”王平相熟到可以在路边吃小面的地步，多年前的巴南区“黑老大”封曼、在重庆黑社会中颇有地位的“毛今儿”(绰号)都是文强的结拜兄弟。

　　1996年12月，重庆朝千隧道发生枪战，王平涉案。此后在警方严密布控下，王平仍然逃离重庆。有传闻说，王平之所以能在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全身而逃，文强“功不可没”。2001年，公安部开展第一次全国“打黑”行动，王平成为A级通缉犯。当时文强被公安部找去谈话，讯问他和王平的关系，文强以培养“特情”的理由把自己摘干净了。

　　2000年发生在重庆的“白云湖事件”，又暴露了文强的问题。当时有王渝男等十多人合资在璧山县白云湖度假村开设“百家乐”地下赌场，被查封后在短短半月内即重新开放，数日后，赌场再次被潜入的警察查抄，现场发生枪战，民警王诵伦当场死亡。

　　负责此案的原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私下让人毁掉了账本和通讯录。李虹由文强一手提拔，担任治安总队总队长之前，负责打黑的刑警总队一支队任队长，知情人透露，“白云湖赌场”实则有“友情赠送”给文强的干股。

　　一位参与此案的司法界人士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说，死难民警的家属当场大骂文强，“打什么黑，文强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就当文强涉黑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时，2000年“张君案”的破获挽救了他的败局。共和国第一刑事大案在重庆的破获，不仅使文强成功摆脱了涉黑的阴影，还成为他仕途上升的动力。在“张君案”后不久，文强擢升为正厅级侦查员，升任常务副局长，成为二把手。

　　不过，有消息说，从“白云湖事件”始，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文强的反映就没间断过。 对于这些质疑，文强都以工作的借口把自己撇清了。接近文强的人士回忆，2004年文强还特地在饭桌上主动提起这个问题：“现在有人说我涉黑，我们办案需要线人，必须要跟那边保持联系，办案才方便。”

　　满天飞舞的还有文强的各种桃色新闻。在文强的情人、原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被抓之前，关于这个“警界女杰”和文强的非议已经很多了，陈光明也曾反映“文强霸占了我好多年，不让我结婚”。

　　公权力量似乎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去介入这些难辨真假的丑闻，在他经营多年的公安系统内，文强逐渐坐大——有一种解释是，重庆市公安局长多是由外系统调入，本身不懂业务，在专业性极强的刑侦工作上，不得不倚靠文强。

　　有司法界人士认为，重庆黑社会势力猖獗的事实，“作为分管刑事侦查这么多年的公安局负责人，文强应负主要责任”——他与黑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助长了当地黑恶势力的疯狂膨胀，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原本正常经营的公司逐步走上养黑、用黑的路子。

　　警察和黑势力就此形成一个畸形的怪圈。正是在这样的公安执法环境之下，重庆公安开始大量培养“线人”，光明正大和涉黑人员接触，一些区县公安局长、队长甚至普通民警大量卷入。

　　警察的个别要害人员收到黑帮好处后的不作为，还曾在重庆衍化出一个怪胎———“民间110”。2004年，原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派出所所长岳村从警察岗位上病退，专心打理自己的“邦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号称要打造一个正规化的“民间110”，这间公司的业务包括要债、保镖等事宜，主要针对贵宾服务。

　　王立军甚至表示：“重庆警察队伍问题比社会治安形势还要严峻”。来自官方的消息说，这次涉黑警员落马200余人，而另外一些信息源表示，这次涉黑落马的警员已经数倍于此了。

　　老重庆破局

　　在文强双规之前，原老重庆九区十二县籍贯的不少官员也因为腐败问题落马。自2007年年底，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重庆随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倡廉行动。这与王立军到任之后展开的打黑除恶行动，形成了双管齐下的局面。

　　原重庆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唐文峰(正厅级)在2008年11月7日被判无期徒刑。他的涉案为当时重庆犯罪金额最大的贪官：挪用公款2.18亿元、受贿982万元、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2462余万元。唐作风飞扬跋扈，为政界所诟病，行贿的企业老总则称其为“老板”、“老爷子”。

　　唐文峰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区(原合川市)，曾经担任合川市市委书记、市长11年之久。而在1997年至2008年，唐文峰曾先后担任中共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书记、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在唐文峰落马之前，重庆市渝中区副区长王政、九龙坡区区长黄云、渝中区区委副书记郑维等人也相继出事。王政为土生土长的重庆市渝北区人，黄云从重庆建筑学院毕业后，长期工作在重庆。这些在重庆直辖之前就入职的官员关系十分密切。

　　原全国人大代表、82岁高龄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雷亨顺介绍：：“重庆情况复杂，现在的重庆是由三大块构成，一个是解放初期的原重庆，后纳入了江津和永川地区，1997年直辖之后将又合并了万州和黔江地区。”

　　“在整合过程中，利益和权力交织，直辖之前诸多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查处，最终形成了复杂的官场抱团现象”，雷亨顺说。

　　重庆打黑将持续到何时？重庆警方此前公开表示，10月下旬主城打黑将告一段落，主战场将向区县延伸，其中三峡库区的万州等区县将是重点战场。同时，继续保持对政法系统黑势力“保护伞”的高压打击外，将正式启动对隐藏在党政机关“保护伞”的清剿。

　　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此前透露，重庆警方的打黑专案组一度扩展到200个，参战警员由3000人增加到7000人，这相当于重庆总警力的23%。 在警力紧张、“内鬼”众多的情况下，重庆武警被大量借调到打黑专案组，协助警方抓捕和看押涉案嫌犯。

　　据透露，这些警员均吃住在专案组。“不过问，不打听，不传言”，这更是重庆警方的内部戒律。

　　某位司法界人士介绍，由于信息封闭，整个单位的气氛更加紧张，很多人晚上睡不好觉，总担心什么时候“厄运”就会降落自己头上。

　　在重庆流传的笑话是，某个官员下班后回家长叹一口气：又多赚了一天。

　　当地媒体人士也告诉《新民周刊》，他认识的民营企业家们打黑后出国的不少，有几个老板本来还想着弄个“人大代表”的牌子来“挡一挡”，但是人大代表、渝强公司的老板黎强被抓后，这些老板们发现，“人大代表”也不管用了。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