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邓聿文

　　《解放日报》11月17日全文刊登了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接受媒体的联合采访。在我的印象中，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接受本地媒体的联合采访，这些年似乎是第一回。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访谈中，俞正声没有回避矛盾，不委过，不粉饰，少见官话、套话、正确的废话，以及盛气凌人的官气、八股气等，多是一些大实话，大白话，像是同群众拉家常，很入心。

　　例如，在谈到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钓鱼执法”事件时，俞正声说，此事说明“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谈到磁悬浮引起一部分群众的强烈反应时，坦承“我们是估计不足的”。两次都特别指明，“我们”包括“我”，这是一种谦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俞正声在这篇访谈中，举凡这些年上海的经济发展和城市治理存在的问题，他都有所涉及，并且对所谈到的全部问题，敢于亮明观点。但我认为，访谈最值得人们关注之处，还是他对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的强调及其在这一问题上的真知灼见。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我们党的宗旨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群众，政府政策和措施的好坏，一个衡量标准是能否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出现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党的群众路线在一些地方和基层正在被阉割，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正在被淡化，这对党的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有害的。

　　如何做好群众工作，俞正声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要有制度性创新，用他的话说，新时期所有制的多元化，人们的利益主体多元化，人们的流动性加快了。因此，不创新就不足以应对新形势的需求。在这方面，上海进行了一些探索，以危棚简屋的动拆迁为例，俞正声指出，上海实行了两次征询的办法。第一次征询是动拆迁的意愿，必须绝大多数人赞成；第二次征询是动拆迁的规则，也必须绝大部分人签约。两次都必须70%以上，达不到这个数字，这个地区至少3年不得动拆迁。另外，对动拆迁过程中的老上访户，他提出，可以聘请律师介入拆迁案件。

　　的确，随着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逐渐多样化，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纷繁复杂、突出多变，稍有处理不慎，很可能演化成群体事件。面对这种情况，政府负有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第一位的责任。但必须承认，目前我们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和机制还不够健全，社会矛盾的处置力度较弱，政府花了很大成本，换来的却可能是公信力的不断下降。这无疑需要政府去创新化解矛盾，做好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对此，俞正声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命题：怎么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做群众的工作。

　　让律师介入拆迁案件，实际上就是一种让群众教育群众，靠社会力量解决群众之间、群众和政府之间各种纠纷的尝试。政治学上，当两种冲突的利益无法通过协商达到妥协时，就需要独立的第三方来裁决。以前政府直接介入群众矛盾的调解，由于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结果并不总很理想，有时反而使问题恶化。但如果让调解主体由行业、部门主导转向社会第三方主导，特别是让律师和专业人士参与调解，由于他们所属地位的中立，并具有法律和专业知识，有利于妥善处理纠纷。就此而言，引入第三方进入信访调解过程，发挥社会力量在信访调解中的积极作用，其实也是在鼓励多元治理和社会自治，应该大力提倡。

　　上海是个大城市，世博之前有许多大型的城市建设项目，涉及到许多动拆迁，有些动拆迁的过程中涉及到法律与政府规章的冲突，使矛盾更加集中，更加突出。越是这样的项目，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应该吸取俞正声的这种思路，尊重法律精神，尊重各方利益，邀请独立的第三方参与其事，避免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尖锐化。

　　另一方面，化解新时期的群众矛盾和纠纷，我们还可使用协商民主的方式。正如俞正声所说，新时期的特点要求更多地利用协商。现代社会只有合法的决策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才能将公共利益置于首要位置。而协商民主，强调在参与、讨论和集体反思的过程中，尊重各种不同的偏好、利益和观点，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它不仅重视民众政治参与的权利，而且注重参与的过程和可操作性。从这一角度看，协商民主治理机制的存在，也有利于合理促进政府作用的发挥，避免政府作用过当，或不作为。因为，在政府和群众的矛盾中，除极少数例外，多数都是由于政府过深地介入某个行业，损害群众的利益所致。像房地产行业，政府卷入的程度就相当深，以致政府的很多房地产决策，不是从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是从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出发，从而导致许多拆迁上的矛盾。

　　所以，要解决类似拆迁的问题和矛盾，最后还需要政府回复本位。而协商民主有助于政府的职能回归，因为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和透明性使民众能够有效地监督和制约政府，避免其超越责任范围、法律界限。(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