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教授来了”

　　他了解了一些艾滋病知识，“至少知道了，国家没有那些要消灭我们的坏政策”。

　　“不管是艾滋病还是流感，都只是一种疾病。需要理解的是他们患病的现状，而不是他们得病的原因。”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性学家潘绥铭的名言。

　　“在我们湖北省，开展工作难度还是很大，还是有一些人对艾滋病人有歧视，包括对一些高危人群不认可，似乎觉得他们有一些龌龊的行为。”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湖北省项目部主管杨连第如是说。

　　杨连第发现，那些检测出的感染者往往会很茫然，陷入一种难以置信也难以接受的情绪中。“这样的情绪，需要有组织来疏导，否则他们就会走向反面。”

　　由陈德甫牵头成立的崇阳县“铜鼓博爱工作组”，是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在湖北的基层终端。资料显示，在2008、2009连续两年的秋天，这个组织都曾将感染者们召集起来开会，由农技专家给感染者们讲述农业种植技术，“教他们如何生产自救”。

　　此外，按照国家规定，黄晓和徐虹可以享受到“四免一关怀”的政策扶持。徐虹已在一年前开始服用由国家免费提供的抗病毒药物，发现感染艾滋病毒后不久，她还曾收到过崇阳县疾控中心送来的一袋大米。

　　黄晓则以感染者的身份，幸运地去过一次武汉和一次北京——两次都是去参加爱心组织的会议，他由此了解了一些艾滋病知识，“至少知道了国家没有那些要消灭我们的坏政策”。

　　但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产自救”能否得到政府或NGO组织的资金支持。在武汉召开的一次NGO会议上，黄晓问：“我种西瓜可不可以上项目？”专家告诉他：可以，但项目申请书上不能写“种西瓜”，而要用另一套规范语言来表述。文化程度低的黄晓只好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

　　值得一提的是，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对于崇阳的感染者们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桂教授到这里来，我们就都过来了。”桂希恩教授每年都会不定期地踏访崇阳，他到来的那天，往往会成为崇阳感染者们的节日。桂希恩教授会通过当地疾控部门，将散布在崇阳各地的感染者召集起来，给他们开会，给妇女检查身体，并耐心地回答感染者们的提问。由于同行的常有省领导，感染者们甚至偶尔能在这个时候，意外地领到一些小额慰问金。

　　桂教授到来时的聚会、一年一次左右的培训和极少数去外地的机会——这是目前崇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渠道。然而，以上的种种，似乎还不足以改变黄晓们的命运。

　　农民工已成为重点人群

　　“外地的感染不是他们能力所及，他们只有尽力多发现，以防止没有及时发现造成进一步的传播。”

　　媒体关于崇阳艾滋病问题的报道曾引起当地的不快。“是我们一共发现了这么多，不是一下子有这么多。”崇阳县委宣传部宣传科主任蔡亚君向记者抱怨道，“我们县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是搞得很好的，全省都很少有我们这么搞的。”

　　“崇阳的七十几例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并不是疫情很重。他们查出来大部分是外出打工感染的，县内感染的很少，正说明他们的工作做得好，有效控制了县内的感染。”湖北省健康教育研究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如是表示，“外地的感染不是他们能力所及，他们只有尽力多发现，以防止没有及时发现造成进一步的传播。”

　　但是，对于外地的感染，究竟谁力所能及呢？答案显然无法在崇阳的土地上找到。

　　今年6月16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艾滋病运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共同发布了2009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普遍可及和人权。

　　世界艾滋病运动执行主任Marcel van Soest在南非开普敦发表演讲：“艾滋病疫情并未退去，数以千万的人们依然深受影响。而在重大决定和制定法律的时候，那些受疫情影响最严重、贫困和被社会边缘的人们往往没有发言权。他们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没有歧视和污名化生活的基本权利应该被充分尊重。”

　　在国内，11月7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一场艾滋病研讨会上，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康迈这样说道：“我们说农民工群体是艾滋病的重点人群，并不是对他们的社会歧视。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对艾滋病的相关知识了解少，自我保护措施少。一旦他们感染上艾滋病，又回到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老家，艾滋病病毒就会传播给家人。偏僻的农村是我们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2009年11月19日，距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还有11天。《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在徐虹家的二层小楼里，看到了一个略显凋敝的家庭：墙上张贴的画报已经泛黄，积满灰尘的沙发上，竟有蜘蛛网的痕迹。徐虹和赵伟说，虽然穷，但他们还是想要个孩子。他们说，按照农村的习俗，“两口子有个孩子，才好过日子”。

　　此时，在数十公里外，黄晓仍在为襁褓中女儿的奶粉钱发愁，每个月800多块的奶粉钱几乎相当于一亩地的年收入。几天前，无奈的黄晓将结婚时那台昂贵的液晶彩电以贱价卖掉——这台电视曾是他告别贫困的标志。

　　两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家庭均表示：不打算再出门打工，他们将永久驻守在崇阳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换取生活所需。

　　黄晓偶尔会提及他在外打工的两个弟弟——黄的不幸并未阻挡这两位农村“80后”外出的脚步。显然，如果没有必要的防护，他们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黄晓。

　　(本文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均使用了化名。)

　　农民工艾滋病防治

　　11月24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第五届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经验交流会”上透露，中国特定人群和部分重点地区已经出现艾滋病高流行态势，疫情正在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艾滋病流行的危险因素广泛存在。卫生部已考虑明年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加强工作力度。

　　由于各种因素使然，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中的弱势人群，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农民工流动趋势的增长，农民工艾滋病感染率也在逐步提高。

　　早在2005年12月，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卫生部等11个部委就联合启动了“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这个工程为期5年，具体目标是：到2006年底知晓率达65%以上，2010年底达85%以上。但这一工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康迈认为，自工程启动至今，各成员单位虽然都开展了农民工防艾宣教工作，但各部门工作发展很不平衡。部门之间艾滋病防治信息沟通不畅，协调、配合尚待完善。一些地方的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建立起有效的督导和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