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强

　　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年代，美国的记者往往视自己为华盛顿政治圈的一分子，对官员、议员比较信任，不会事事挑剔、批评。尤其是当时冷战方兴未艾，他们自觉与白宫在外交问题上配合，为白宫保密，尽量不使其尴尬，并认为这是爱国的表现，不像今天的记者总觉得有一些东西政客隐瞒甚至哄骗了他们。

　　当时记者在白宫出入自由(今天则需要由白宫职员“陪同”)。当艾森豪威尔有话要说，他的新闻官就会把记者带到他的办公室，围在总统办公桌旁边，一边听，一边做笔记，就像朋友一般，而没有严肃的、壁垒分明的记者招待会。

　　这种融洽的气氛，在肯尼迪时代达到高峰。肯尼迪魅力非凡，连记者都拜倒在他脚下。他懂得与人为善，例如会请打字员把讲稿打好，分发给记者，方便他们工作；又懂得利用镜头，为自己营造健康阳光的形象，记者从不用担心在他身上找不到正面的新闻题材。

　　那个年代的美国总统并不是圣人，也都有阴暗面，例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有婚外情绯闻，但传媒都愿放他们一马。

　　尼克松是一个转折点。有人说越战和“水门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传媒生态。这两件事让记者相信，没有一个政客值得信任。

　　官员们最初信誓旦旦，说参与越战是为了高尚的理由，会速战速决。结果战争却旷日持久，而且日渐变得丑恶。为了掩饰“水门事件”，官员们不但全面封锁消息，还一次又一次地撒谎，甚至用各种见不得光的肮脏手段打击追问真相的记者。

　　尼克松是战后与新闻界关系最恶劣的美国总统。他视传媒为宣传工具，对幕僚说，向新闻界作简报只需说些你希望他们听到的话，而不必理会他们想知道些什么。新闻界是敌人。他甚至搞出了一张新闻界不受欢迎人士的黑名单。

　　尼克松政府还喜欢挑传媒的错误报道大作文章，向民众渲染说，传媒夸张失实，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更有甚者，在尼克松的默许下，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赤膊上阵，挑衅传媒，甚至作了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国家领导人对传媒最尖酸刻薄的攻击。1969年11月，他发表了一篇演说，狠批传媒为“恃着自己有财有势而最爱喋喋不休唱衰其他人的混蛋”，又把批评越战政策的传媒形容为一伙“鲁莽、自以为是，但其实软弱无能的人”。(这些令人拍案叫绝的辞令，都出自上期专栏提到的那位“美国第一健笔”萨菲尔手笔，当时他是尼克松的文胆)

　　结果政府与新闻界的仇恨日积月累，陷入“全面战争”，直到尼克松最后被迫下台，伤痕仍久久不能愈合。

　　在随后的福特和卡特两人任内，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卡特的新闻秘书Jody Powell便曾埋怨说，总有一天，记者可能连华盛顿下雨都要怪罪到总统头上来。

　　里根时代情况才出现较大转变。里根被美国人誉为“一代沟通大师”，他与传媒交往的哲学主要建立于3个出发点：

　　传媒是白宫最需要争取的对象；

　　传媒的思维方式与总统及其政治顾问、支持者的思维显著不同，因此要多费心思去了解它们，才能有效地沟通；

　　绝大部分传媒工作者其实都希望做平衡报道，公平对待白宫，彼此合作，因此官员不应对他们存有成见，自绝于媒体。

　　有了这3个信念，里根政府本着与人为善的精神来看待传媒。记者撰文批评里根，白宫不会断绝和他的交流或尝试孤立他，继续交往至少可以确保白宫的观点会在其报道中得到反映。白宫也尽量去了解记者的需要，并尽量尝试去满足、配合。结果，里根成了过去近40年与传媒关系最佳、最受公众爱戴的美国总统。这并没有完全消除传媒对里根的批评，但至少使他们批评时留有余地，不会过分尖酸刻薄。

　　尽管如此，白宫与记者的蜜月期己经过去了，时钟已不可能回拨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克林顿主政期间，传媒曾如狼似虎地咄咄相逼，与他在“白水丑闻”和性丑闻中苦缠不休。希拉里曾失控地咆哮，说传媒不着眼于公共政策议题，反而无休止地纠缠在第一家庭的私人生治、财务或个人错误上；克林顿则讽刺传媒秉持“鸡蛋里挑骨头的新闻主义”，以捕捉和挑剔白宫的失误和毛病为乐。当然，这种对抗性的态度越发令他们陷入泥沼。

　　在克林顿与传媒关系最僵时，他的一位资深幕僚曾经一语中的地指出：“他简直是自讨苦吃。当白宫把传媒视作一堆烂泥时，传媒自然也会把白宫视作一堆烂泥。”

　　美国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的新闻秘书Sheila Tate也曾感叹：“你不能与传媒长期处于交战状态，他们每天都在报道你的新闻，如果你当他们是垃圾桶，他们一定会反映在报道中，毕竟他们都是人。”

　　其实政府官员不用太过上心，记者挑剔官员，扮演监督者的角色，海内外皆然。

　　上述两段警句，或许倒值得刻在桌子上，作为时刻提醒自己的座右铭。

　　(本文部分内容取材于Kenneth T. Walsh所著《Feeding the Beast: The White House versus the Press》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