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阿挺 

　　纪录片《我和你》导演

　　新加坡和高家沟是天南地北的两个地方。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天涯海角成为零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一群新加坡南洋小学的孩子的跨国之旅把这两个毫不相干的地方紧密联系到了一起。这次旅程被新加坡当地媒体喻为一次“壮举”。可很少有人知道，这次“壮举”却是一次人为的“操控”，首要目的是拍摄一部纪录片。

　　一般的纪录片都是作者看到某个现象或事件，有所感悟，才决定拿起摄像机跟踪拍摄。但这次是先有了一个拍纪录片的想法，然后再去想拍什么。南洋小学学生家长董先生是上海华映电影公司的老板，想为南洋小学拍一部在新加坡影院放映的纪录片。大家集思广益，最后决定从南洋小学选10个孩子到中国的乡村体验生活，同时拍一部纪录片，名字叫《我和你》。

　　董先生找到了我的制片人刘滢，她又找到了我。我一直对儿童题材感兴趣，也很喜欢孩子，如果不做导演，我可能选择做幼师。所以我痛快地接下了拍摄任务。

　　董先生的公司在上海，他建议我们选一个离上海近的贫困山区。我们一下想到了安徽省的大别山老区，那里出过希望工程的“大眼睛”女孩。第二天我们就兴奋地驱车来到大别山。跑了好几个乡村，结果大失所望。很多地方够贫困，但是太脏太乱。这种真实并不是我们想要赤裸裸呈现出来的，我们不想让新加坡孩子回去后一点美好的记忆都没有。贫富差距可以呈现，但不是我们要强调的主题。大别山老区山峰林立，视野不开阔，跟高楼林立的新加坡一样，一眼望去，看不到地平线。想让孩子们远离喧闹压抑的大都市，就一定要找一个能让他们尽情释放、玩耍的开阔地方。

　　于是我提议把拍摄地定在之前被董先生否定的河北省康保县高家沟村。我的电影处女作《毛嗑儿》就是在高家沟村拍摄的，我对那里的坏境和人群很熟悉，如果去那里拍会很快进入状态。康保县三面被内蒙古环抱，属于丘陵草原地貌。当时正值8月，莜麦地、小麦地金黄一片，错落有致，让人想起梵高的名画《麦田和乌鸦》。孩子们可以在大草原和丘陵上尽情奔跑，不会像在大别山的陡峭山崖上那么危险，因为安全问题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重点。这个想法最终得到认同。

　　“舞台”选好了，接着就要选“演员”了。南洋小学是新加坡最好的贵族小学，有2000多名学生，只从中选出10个孩子，也算是精挑细选了。除了选外形上有特点的，还要选性格上容易“出戏”的，更要考虑10个孩子间的搭配。还好，这个环节得到了南洋小学的大力支持，校方完全把决定权交给了剧组。有很多孩子没选上，家长出钱或走关系让孩子上，都被校方拒绝了。

　　我们在新加坡的拍摄时间只有4天。按照最初的想法，我们采用的是在孩子们后面跟拍的方式。拍了一天后，发现想要的故事并没有出现，跟我们的初衷大相径庭。如果拍摄周期长，我们可以等到故事出现。但4天时间实在太短了，于是我就想到了摆拍。拍《毛嗑儿》时，演员是从高家沟找的非职业演员。拍每场戏，我都只是把大概的意思说一下，然后让他们自己去组织语言。最后出来的效果很自然，以至于看过片子的人都说这部剧情片的风格像纪录片。我就想，能把剧情片拍得像纪录片，为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把纪录片拍得像剧情片呢？

　　我们组织的第一场戏是让南洋小学的陈伟和骆晴下棋。骆晴是个调皮捣蛋、谁也碰不得的孩子。于是我在陈伟跟别的同学下国际象棋之前，悄悄跟陈伟说：“如果骆晴在你下棋的时候干扰你，你就轻轻打他一下。”然后我就让骆晴跑过去捣乱。陈伟非常听话，真的拍了骆晴一下，骆晴不知道是安排好的。很生气，掀了棋盘，哭着跑去告诉老师。事后两个孩子都说导演是“大坏蛋”。

　　虽然事件是组织的，但孩子们在事件中的反应却是真实的。

　　新加坡的孩子们到了高家沟以后，我们期待的戏剧性场面没有出现。孩子们没有因为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互相排斥，也没有因为贫富的差距格格不入。在高家沟的拍摄时间也只有七八天。我们还是设计了一些可能发生故事的情境。

　　比如吹哨子那场戏。原本是新加坡的刘老师训练孩子们吹金属哨子自救。之前我见过高家沟一个叫二宝的孩子吹得响树叶，就让他教新加坡孩子吹树叶。正巧刘老师告诉我骆晴偷懒睡觉，逃避跟大家一起训练。我就带着二宝和几个新加坡的孩子来到骆晴房里。骆晴被哨声吵醒，生气地把二宝他们赶了出去。二宝走后，骆晴睡不着了，看着炕上的树叶，也来了兴致，可他拿起叶子怎么吹也吹不响。最后，骆晴加入了吹树叶的队伍，很快学会了。

　　懂行的人是能看出摆拍的痕迹的，但从孩子们的表演上又找不到不自然的地方。看过片子的人都问我这是个剧情片还是纪录片。

　　这次拍摄是我所有拍摄经历中最轻松、愉悦的一次。我像孩子王一样带着他们玩。片子没有什么深刻的主题，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简单，孩子们的世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傲慢和卑微，只有童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