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人大代表游名胜之死

　　凶案就发生在立滔制衣公司对面的小店铺外，行凶者在众目睽睽下刺了游名胜两刀之后逃离现场，妻子游喜保从店铺里张望出来，看到的就是鲜血喷涌。如同连锁反应的多米诺骨牌，游名胜的死，只是这个外来打工者家庭悲剧的开始。

　　记者◎王鸿谅   摄影◎关海彤

　　打工的苦乐

　　游名胜决定南下打工多少有些迫不得已。成为“外来务工人员”之前，他在家乡湖南临湘市城南乡阮畈村历任过多种职务，从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计一路升任村党支部书记。这个念过3年高中、当过4年兵的退伍军人，还是深受传统“大家庭”观念影响，复员回乡和同村的游喜保结婚后，在1984、1987和1989年陆续生了3个孩子，两男一女。虽然多年努力因此被一笔勾销，但游名胜并不后悔，他告诉妻子，自己“更看重家庭”。

　　阮畈村和湖南许多村庄一样，人多地少，人均不过8分地，农业税减免之前，越来越多的村民只能选择外出打工补贴家用。1992年，36岁的游名胜也背负着一家5口的希冀，只身南下广东。他在东莞的一家制衣厂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普通杂工，月工资210元。游喜保在他离家半年之后，收到了第一份汇款单，“150元”。

　　游名胜算得上诸多打工者中的异数，虽然生活艰难，但从不因薪水的诱惑频繁跳槽，在制衣厂里踏踏实实地扎下根来。1996年工厂迁往顺德杏坛镇，改名立滔制衣有限公司，他也跟了过来。随着资历增长，他的踏实勤恳和办事能力逐渐得到了老板赏识，从杂工被陆续提升为厂里的办公室文员、财务主管，并在1998年当选了工会副主席。

　　这职位听起来风光，但实际有太多“费力不讨好的麻烦事”。2002年进厂工作的电工吴进作现在接替了游名胜在工会的职位，也因此多了几分切身的感慨。他说，工会要做的事情，是“在老板和工人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一方面要站在工人的立场，为他们争取福利，维护他们的利益，一方面又要站在老板的立场，保证工厂的正常运作”。

　　虽然众口难调，但游名胜还是在工会副主席的职位上恪尽职守。从1998年开始，他每年帮工人购买过年返乡的民工团体票。这是他主动向老板提的建议，既可以免除工友们的购票烦恼，又可以让他们安心工作。每年大约有300多名工人需要返乡，各自目的地又不同，游名胜需要先按20人一组分好类，然后凌晨4点就去订票点排队，在订票点一站就是一整天。在2005年网络购票完善前，他每年都这样坚持。如今这任务落到吴进作身上，虽然网络订票已经让这个任务变得相对简单，但吴进作说起来还是觉得有些头疼。

　　付出总有回报。游名胜的踏实勤恳获得了更高层面的认同。2004年他当选广东省总工会第十一届代表；2006年获得顺德表彰外来务工人员的首届“金雁奖”，并在同年当选佛山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对于一个外来务工人员而言，这些显赫的殊荣，足以成为另谋高就的资本，但游名胜还是踏踏实实留在了立滔厂，拿着“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游喜保觉得，丈夫就是个“太实心眼”的人，“从来也不会向老板提出加薪水，别的地方出高薪请他，他也不去，他觉得只要老板对自己好，信任自己，就应该实心实意地留在厂里”。

　　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游喜保，1993年春节过后随丈夫到了广东，也在制衣厂工作。3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了游喜保在老家的父母。他们都单纯地想着，挣更多的钱才能让孩子们过得更好，却忽略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的长久缺位所要付出的代价。这也是游名胜夫妇心中的隐痛，虽然他们陆续把女儿和小儿子接到了顺德，可再没有机会好好管教他们的长子。就在游名胜的事业日渐有起色的时候，他们的长子在2004年误入歧途，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变故如当头棒喝，备受打击的夫妻俩每月都去韶关的监狱探视儿子，鼓励他好好改造。算上那些减刑，儿子明年就可以出狱了。夫妻俩都在等待着这个新的机会，以便弥补自己在儿子成长中的那些疏漏，一家人好好在一起重新开始。

　　仇怨的端倪

　　游家的变故，工厂这边并不知晓，夫妻俩实在没有颜面跟人提起，只有极少数的阮畈老乡听说过一点点。其他人看到的，都只是游名胜作为外来工代表风光的那一面。羡慕也好，嫉妒也罢，这些微妙又复杂的情绪，在同是外来打工者的环境里，被格外放大。虽然游名胜已经是公认的“好脾气、没架子”，但还是会招来非议。

　　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工厂里，打工者们之间的相互帮衬，陆续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人际关系网络。游名胜自己当时进厂，就是妻弟游庄良的介绍。有700多名员工的立滔厂，工人们主要来自湖南、四川和江西。打工者之间发生矛盾和摩擦总是难免，但这种个人矛盾，常常会激化上升为地域之间的纷争。作为湖南人的游名胜，也不可避免被拉进了这种地域分歧的漩涡里。

　　湖南老乡对他只有夸赞，“为人和蔼、做事负责、从不跟人起冲突”，但四川人和江西人，虽然认同他做的许多实事，却还是会有不满，有人觉得他定了许多新规矩，让车间里的组长们都不能随意早退，“都是站在老板的立场上搞的鬼”；有人则觉得，他过于关照湖南老乡，以至于“他那些湖南老乡在厂里太狂了”。私下里说说“游先生”的是非，似乎也成了一些工人茶余饭后的余兴项目。

　　就在游名胜出事前半年，这种地域之间的矛盾激化过一次。游名胜的小儿子游政峰和表哥也在制衣厂工作，某天下班打篮球的时候，跟四川籍的工友发生矛盾，演变为恶性斗殴。事情的起因，双方各执一词：游家这边说是儿子无端被打，挑事的人里有一个是时任四川籍厂长的儿子。而自认为站在居中立场的某江西籍工友说的版本，却是游政峰投不进球先打人，四川籍工人还被湖南人群殴，这才导致两名挨打的工人拿刀砍伤了游家的人，然后逃跑。虽然事情让游家很愤怒，但最后厂里还是不了了之。

　　年仅20岁的四川人胡亚灵就是在这种地域间的偏见和非议里，做出一个偏执而疯狂的决定 ——出钱找人“狠狠教训一下游名胜”。事情起因很简单，他喜欢上了厂里的女工李晓(化名)，但李晓却和游政峰走得很近，于是迁怒游名胜。他觉得自己很有才华，但游名胜阻碍了自己的升迁，只有把游名胜赶走，自己才有出头之日。

　　胡亚灵来自绵阳市盐亭县金鸡镇龙坪村，母亲和许多亲属都在立滔厂打工，他初中毕业后也到了广东，换过几份工作，学过修车，最后还是回到了立滔厂。他在车间4组做车工，组长吴贵平回忆说，这个年轻人有些“一根筋”，“不是很好打商量”。吴贵平还注意到胡亚灵“其实很希望能引起厂领导的关注”，“但用的都是些反面方法”，“比如规定上班时间不能用手机，他就在老板过来的时候故意看手机”。

　　胡亚灵迁怒于游名胜后，怨恨没能得到及时的疏解。他原本就有些内向，下班后又不住在集体宿舍，而是在厂外租房，和工友们的交流更加少。他一个人的怨恨，最终演变成4个人的共同犯罪——表哥胡雷，以及胡雷的两名同学，黄成和何竟都被牵扯进来。胡亚灵最初的想法是“挑断游名胜两脚的脚筋”，因为实施难度太大，后来变成“狠狠地教训游名胜一下”。但在2009年4月23日最终实施的时候，黄成下手的时候出了偏差，刺入游名胜腹部的两刀，直接导致游名胜因“心、肺、肝、肾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

　　可是胡亚灵的怨气似乎发错了地方，游政峰和李晓并没有谈恋爱，他们走得近些，只是因为两人都在找同一个师傅学习衣服制版，而且他们的父母算是邻居，同住在厂区宿舍企管楼3层。当案情水落石出之后，李晓“接连几天睡不着觉”，虽然父母和朋友都劝慰她，不关她的事，可她心里总是有难以言说的阴影。游政峰也一样，陷入了难以化解的自责和悲痛。胡亚灵要找人教训游名胜的事情，其实露出过一些口风，有工友转告过游政峰，但他没有放在心上。

　　诉讼的“利益冲突”

　　2009年4月23日凶案发生的那个晚上，游喜保刚好也在小商店里和人聊家常，她注意到下午有3个陌生年轻人在对面的马路上走来走去，还提醒店主，“那几个人不太对劲，小心你们3岁的儿子不要被拐走了”。那3个人就是胡雷、黄成和何竟。当晚20点45分左右，黄成对坐在桌前和工友打“斗地主”的游名胜动手，周围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同事吴和成看到的，只是一个年轻人“开玩笑似的打了游名胜一拳，然后就走了”。过了十几秒钟，游名胜突然站了起来，用手捂着刚才被打的腹部，“手刚一松开，一股血就涌了出来”。等到游喜保从商店里冲出来，游名胜已经倒下，而黄成在胡雷和何竟的接应下，乘车逃走。

　　胡亚灵获知游名胜的死讯之后照样在厂里上班，直到4月28日被捕。组长吴贵平也是事后想起来才觉得他有些异常：“厂里为了配合破案，决定把4月份的工资延到节后再发，我向组里转达这个消息的时候，胡亚灵的反应格外强烈，后来还单独跑来问了我一次，很急躁的样子。”“五一”长假还没有过完，游家的人就得到了凶手全部归案的消息。继4月28日何竟和胡亚灵归案之后，逃回四川的黄成被捕，胡雷也在四川自首。案件迅速进入了诉讼程序。

　　目睹了血腥一幕的游喜保，内心只有悲愤，她决定请律师为丈夫逃回一个公道。她在娘家兄弟陪同下，在顺德找到了“看起来很大很体面”的达声律所，主任苏用和接待了她，而且告诉她，自己和游名胜也算认识，看在这个交情的分上，“可以少收5000元的代理费，只要1万”。苏用和的话让游喜保内心感动，当天就结清了1万元的律师费。她和她的亲属们都不懂法律，也根本不知道在这种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中，她能够请律师来代理的，只有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而已，简单地说，就是赔偿金额的计算，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算出一个赔偿数额而已。

　　9月底的一审开庭，局面变得异常戏剧性，4名被告律师中，胡雷的律师蒋文渊和胡亚灵的律师蒋周奇都来自达声律所，是原告律师苏用和的同事。蒋文渊最无奈，他说自己5月份就接下了胡雷家人的委托，最早介入这个案子，但只代理刑事辩护。而苏用和在6月1日和游喜保签下的是民事委托合同，他也解释说，因为刑事和民事案件不同，自己当时“根本不知道所里还有人介入了这个案子”。至于蒋周奇，是在开庭前半个月才接到法庭指令，担任胡亚灵的法律援助律师，更是无从选择。按照3名律师的说法，他们都是“在开庭当天才发现这个问题”。黄成的律师陈连志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半开玩笑地询问自己的同行，“这样好像不太合适吧？”

　　律师们在开庭前把这个麻烦的问题转到了主审法官那里。苏用和说，“我在发现以后，马上就去跟法官讲了，看这个情况怎么办，是不是要把民事庭延期开庭？”法官们就这个问题商议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照常开庭。苏用和的理解是，虽然两名被告律师与他同所，但他们代理的都只是刑事部分，“开完刑事庭就走了，和民事部分并不存在对抗性，不存在什么影响，也就不会形成利益冲突”。他再三对本刊记者强调，“这些法庭记录里都是有的，当时法官、检察官、各方当事人家属都在场，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律师所，实在没有必要做这种有损声誉的事情”。

　　但严格说起来，一审法官做出的这个决定，的确不太合适。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本身就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之一，同一律所的律师，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当然是利益对立的原告与被告，根本不存在刑民分立的问题。即便强行区分刑民诉讼，在目前强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大环境下，被告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金额、力度，对最终量刑会有重大影响。而怎么赔、赔多少，经常是由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律师积极向被告律师争取、确定的，这实际上是种更大的利益冲突。司法伦理关系到司法公正，即使法律规定模糊，但法官在这个问题上，应当采取严格解释态度，否则必会使判决公信力遭到质疑。在游喜保这里就是这样，她在开庭当天发现这个局面，“连跳楼的心都有了”。

　　判决的“法律白条”

　　一审判决11月23日寄到了游喜保手中，4名被告都以“故意伤害”的罪名获刑，黄成死刑、胡亚灵死缓、胡雷有期徒刑10年、何竟有期徒刑5年。在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法院认定的赔偿金额是37万元，由4名被告按比例共同承担，其中黄成和胡亚灵各15万元。

　　拿到判决的游喜保并不开心，她知道这笔赔偿自己很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律师已经给她做了些心理铺垫。这让她内心的复杂情绪一时间找不到出口，对于自己委托的律所同时代理两方的质疑再次涌上心头，并变得更加强烈。在中山板芙镇的一间出租房里，她找出了自己民事委托合同，逐字逐句念着那上面的“乙方义务”条款中的一项，“乙方在代理甲方案件期间，在涉及甲方的对抗性案件中，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委派律师同时担任与甲方具有利益冲突的另一方的委托代理人”。她和娘家的兄弟们现在心里充满了各种猜测，他们抑制不住地觉得，也许自己的利益，已经被律师出卖了。游喜保忍不住会打电话质问苏用和，“你对得起我吗？为什么要这么骗我？”而苏用和这边，同样觉得无奈，“法官都说没问题，我有什么办法？”

　　其实，游喜保对于苏用和的责难，核心还是源于对赔偿能否落实的疑问。他们在情感上还难以面对另一个残酷现实，司法实践中，法院判决的附带民事案件执行率超低，特别是被告人判处了死刑的案件民事部分执行尤其困难。根据法院的统计数字，附带民事诉讼中有九成以上比例的民事赔偿都是“法律白条”。如果被告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那么赔偿就是一纸空文，这也是让法官们很无奈的现实。

　　在游名胜的案件中，4名被告都来自四川的同一个乡镇，都是打工者家庭，父母和子女都陆续南下打工，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长期缺位，对这些年轻人的成长发生影响的，不是父母的管教，而是他们结交的朋友，耳濡目染的环境。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家庭和游名胜一家都是相似的。4名被告的律师都分别感受到了这种打工者家庭之间亲情的疏离，黄成的家人甚至在庭审的时候也没有出现。律师陈连志询问过他是否要联系家人，但黄成的态度很淡漠，他提供的号码也打不通。他看起来更像一个被家庭放弃了的孩子，随父母到佛山南庄镇打工了一段之后，他辗转去了新疆，再回广东的时候，并不去求助父母，而是暂时寄居到胡雷家里。也因为这样，当胡雷提起了表弟胡亚灵的报复计划之后，黄成欣然同意。他在胡雷的牵线下和胡亚灵通话，约定的价码不过800元，“500元行刺费，300元跑路费”。

　　何竟是最莫名其妙被牵扯进来的，胡雷带着黄成去和胡亚灵见面的时候，想起自己在杏坛镇还有一个好几年没见面的老同学，就打了个电话过去，想着顺便找同学玩。而何竟在听说了他们的计划之后，并没有劝阻，甚至没有回避，而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参与。分给他的任务是找车，但这车最后也是胡雷带着何竟在镇上租来的。他最后只从胡雷那里拿到了30元，作为打车回家的路费。

　　胡雷是最令人叹息的，律师蒋文渊也一再感叹，“他真的是个老实人”，只是他老实得近乎糊涂，没有正确的是非观。他喜欢帮人，黄成没有地方住，他可以大方地让他借住，表弟觉得受了欺负要报复，他劝阻不了，就帮忙牵线搭桥，出钱出力。他也是出事之后，唯一在家人劝说下，历经内心煎熬后自首的，只是大错已经铸成。胡雷的律师费是1万元，但到现在还欠了4000元没交清。他的父亲通过蒋文渊谢绝了采访，无奈而羞愧，大意是孩子没教好，可钱实在是赔不出来。其他的律师都跟各自的委托人沟通过赔偿的问题，他们得到的答复大都一致，“实在没钱赔”。

　　游喜保对于法律的信任和期待，正在进入一个逐渐失望的过程。她比游名胜小10岁，两个人也是在家人的反对之下结的婚，婚后游名胜对她细心体贴，呵护备至，也成了她生命里的主心骨。现在，一切都坍塌了。连最起码的赔偿，看起来也成了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