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衡：

　　肺纤维化和股骨头这两方面都可以比较明确的诊断，所以这两个标准比较容易定。

　　主持人：

　　陈医生，比如说像患者，他可能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此之外，是不是哪怕得的病比较严重，但是他不符合这两个条件，也进入不了免费的治疗名单？

　　陈卫衡：

　　现在这个名单定和不定，因为他们是非因公的主动找到卫生局，卫生局再不定期地组织专家进行鉴别。如果病情确实严重，那肯定能进入名单，而且这个名单是动态的，只要有了现在进来也没问题。

　　主持人：

　　陈医生，另外问您一个专业的问题，就是每星期二到您那里去治疗的这些后遗症患者，他们的病情是否很厉害？

　　陈卫衡：

　　轻重不一样，有些人实际上恢复还是不错的，但是也有一些很严重，现在已经做手术，换关节了。

　　主持人：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您在这些年的治疗方案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把免费治疗的标准放松，让更多的人进入到免费治疗的名单中来？

　　陈卫衡：

　　从现在看不行，因为治疗的是非典后遗症，如果确定没有后遗症的话还是进不来的。

　　主持人：

　　好，谢谢陈医生。

　　岩松，刚才我们说到免费治疗，因为免费治疗有一个标准，谁能进谁不能进，但是这个数字很苛刻，你符合这个标准就能进。

　　白岩松：

　　对，所以比较难过的就是靠近了它，但是又被那道线给卡住。但是我也注意到了医生的说法，他们是在看片子的，并不在乎放宽标准，但是还是有人会进不来，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由于信息的闭塞，因为SARS后遗症基本上在社会的宣传当中很少做，虽然政府进行过相关的两次筛查，但是还是有相当多潜在的这种后遗症患者，因为不知道这个情况，没有进入到筛查的名单。另外，其实除了免费治疗具体的疾病之外，还有很多的因素是我们要考虑的，比如说大学生在做相关调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数据，家庭的变化，在SARS之后有60%多家庭出现了变故，比如说离婚是一个非常显性的变化，因为它出现了股骨头坏死或者肺纤维化等等，用患者的话来说，最怕的是夫妻俩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就是得病了的，有后遗症的，就会导致这样的离异，60%多，不低的一个数字。

　　还有一个是工作，在SARS之前他没有得这个病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工作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可是现在由于得了病、得了后遗症，然后在治疗期间工作再失去。包括心理上的这种问题等等，所以他是在好多个层面显现出来，因此不仅仅是一个免费治疗就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的。

　　主持人：

　　好，今天《新闻1+1》关注的非典后遗症患者今天的生活情况，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播放短片)

　　李桂菊(非典后遗症患者)：

　　我老公一到夏天，冬天好像好点，夏天气压一低了，俩人都喘不上气，就跟狗似的，我们三个都这样，我在那儿坐着，我们三个都哭。后来说吃饭，说吃个火锅，不是热吗？我儿子想吃，我们三个都喘不上气来了，把窗户全打开，后来我们就上来了，就倒气那样，因为我们肺都受伤害。

　　解说：

　　李桂菊，三级肢残人士，他们一家三口都是2003年非典的幸存者，出院之后三人都被诊断出患有不同程度的肺纤维和股骨头坏死。根据北京市卫生局公布的免费治疗标准，只有股骨头坏死程度达到二期的病人才能够进入免费治疗的名单，因此，按照这个标准只有李桂菊一人能够享受免费治疗。

　　李桂菊：

　　我老公、儿子、我，我开的药我们三个人吃，我都开最大量，按我来讲开最大量，不能说你一个人病了我给你开两个人量，不可能的，给你开最大量就已经照顾你了。我儿子要是不得这病我觉得我死了我都认，孩子身体好，有儿子顶门立户呢。我儿子身体也受伤害了，我们仨都这样，谁照顾谁？

　　解说：

　　李桂菊表示，因为怕影响到工作，他的儿子不能直面我们的镜头，以免遭遇歧视。而许多非典后遗症患者也的确在生活上，甚至就医上，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王英：

　　有时候你看我住院，我就从来不敢说我是得过非典的。这次我住的是263医院，263医院的医生专家给我诊断，看我的片子，说你是因为心肌供氧不足，导致你这个心脏病发作。他说你这个片为什么是这样呢？我就犹豫了半天我才说一句，还是特别想说的那句，我是因为非典，那个大幅好像就是本能的反应往后退一步。

　　记者：

　　结婚的时候？

　　李桂菊：

　　结婚的时候就这么胖了。

　　记者：

　　结婚的照片为什么挡着？

　　李桂菊：

　　这不俩人刚闹别扭了，我儿子就这样了，俩人闹别扭了。

　　解说：

　　李桂菊的儿子曾经是一名复原空军飞行员，患病后由于身体原因，被照顾安排到轨道交通部门工作。然而，一个月一千多的收入让他的婚姻也出现了危机。

　　李桂菊：

　　因为这个工作挣得少，一个月挣一千多，那个媳妇老瞧不起他，都说人家男的都能挣钱，你一个月一千多够干嘛的，老数落他。我儿子就说，他以前同学说一个月能挣三四千，说想跳槽，我说儿子谁跳槽你都没有机会跳槽。为什么？我说你这个是属于铁饭碗，部队分下来的，如果你要跳槽，你犯病了，人家不要你，你等于连工作都没了。你没有资格跳槽，因为你这身体没资格，后来我儿子坐这儿，耷拉着脑袋直掉眼泪，真的。你说多害人，有时候你说，把我们致残了，把我们致贫了。

　　主持人：

　　关于这个群体的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今天通过短片我才是刚知道。

　　白岩松：

　　所以我觉得知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的确，现在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你发现在这6年的时间里，这样一个群体存在，却很少被大家公知。包括这次我们在做相关采访的时候，希望向有关部门进行采访的时候也基本都被回绝掉了。显然，各种各样的因素决定他们还是很忌讳这样的一个话题。

　　但是我觉得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政府应该把这样一个事情更透明地展现在社会面前，为什么呢？越不透明越由政府全部来扛着，如果能把这个群体的事情非常透明的向社会展开，好处是社会会共同来扛着。为什么这么说？在香港针对SARS后遗症群体成立了社会专项基金，我觉得，面对北京包括欢迎其他地区的SARS后遗症，不能仅仅是政府来扛，另外政府也扛不过来。比如说，一个月没有工作的一年补8000，平均下来一个月才600多，如果要是营养品或者其他的护工的话，根本是不够的，这就需要社会力量的进入。但是社会力量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帮助你呢？他都不了解这个群体，他能帮助你吗？所以首先需要了解，社会才能帮着他成立专项的基金，志愿者来帮助他们成为护工，等等很多因素。

　　还有，当社会知道了才不会歧视他们，他们也才能走出这种阴影。

　　主持人：

　　你刚才说到歧视，片中里面有一位患者就曾经提到过，她在看病的时候跟医生说到她曾经得过非典的时候，医生都本能地去退一步。

　　白岩松：

　　所以这就是因为没有更大的透明，没有让它更显性地展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大家因为不知道而产生误解、而产生歧视。但是当知道了之后，你想想，他的股骨头坏死是不传染的，并不像当时SARS病毒存在的时候你会感到恐慌，要隔两米或者退后一步。可是现在不是这样，但是因为这个群体基本上似乎已经被社会忘记了，我觉得不能够忘记，好了伤疤忘了疼，更何况伤疤还在这儿呢。

　　主持人：

　　对于这些非典后遗症的患者来说，他们在生理上已经遭受着病痛的折磨。同时，我们在心理上恐怕也会遭受着另外一层的折磨，我们继续连线陈医生。

　　陈医生，根据您在临床中的观察，这些有非典后遗症的人，他们的心理状况是什么样的？

　　陈卫衡：

　　从目前诊治这些病人当中，我能感觉到他们跟普通的病人确实有一些区别，尤其是病情本身不是很严重的，股骨头坏死不是很严重的病人，可是他们的症状一直也表现得比较严重，这是第一。第二，从心情上一直比较忧郁，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他们有很多家庭变故，这一点也是要求他们要抑郁门诊继续诊治。

　　主持人：

　　那您作为一名骨科的医生，在面对您的患者有心理疾病的时候，您有什么办法没有？

　　陈卫衡：

　　在这个过程，实际上我倾注了更多的心理安慰给他们，因为除了骨科的治疗以外，我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给他们进行一些解答，这也是为什么要专门辟出这么一个门诊的原因。因为，如果跟别的患者在一起，别人听说他们是非典患者的话，确实心理上也不舒服，他们也不太愿意跟别人一起来看病。

　　主持人：

　　陈医生，作为医生您可以在心理上，包括在治疗病痛上帮助他们，除了医生像您这样的群体之外，您更希望什么人能来帮助他们，尤其是在心理上？

　　陈卫衡：

　　实际上更多的是家人和朋友。

　　主持人：

　　社会可以帮他们做些什么？

　　陈卫衡：

　　社会确实对他们太不了解，也没法做什么，但如果说真的了解多了，是能够做一些的，尤其是从精神层面也好，从经济层面也好，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主持人：

　　好的，谢谢陈医生。

　　听完陈医生的话，可能更印证了你刚才的观点。

　　白岩松：

　　对，就是让大家知道是非常重要的，媒体有一个责任就是制止遗忘，尤其不该存在的遗忘。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针对SARS我们要制止遗忘，才仅仅6年的时间，未来还有类似的事情，包括甲流，我们也正在面临这样一个事情，如何去汲取经验？我们现在已经通过SARS学会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面对危机和突发的这种公共卫生事件。但是，后救援我们现在还不存在，就是说有情况的时候我们立即能够冲上去，冲完了就忘了。但是冲完了阵地的那些废墟留下的后遗症，我们还应该有一个后救援，这样的话全社会救援的应急系统才是完整的，我觉得政府要思考这个问题。

　　正好，SARS后遗症在北京现在进入到免费治疗的是100多人，那还有其他很多的人，就是我们最好的需要来开展后救援这样一个案例，因为他们需要帮助。

　　主持人：

　　其实通过今天对陈医生的采访，包括我们看短片，包括你的分析，如果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的话，恐怕……

　　白岩松：

　　大家就会伸出援手，你比如说刚才我在听的时候就说要向陈医生表示敬意，因为他是在望京做免费治疗的，天天在跟他们打交道。我相信还有很多的医生愿意以志愿者的方式去帮助他们。还有一点是不能忘记的，就是说，在SARS当中死了300多人，难道也都忘记吗？没有死亡的抚恤，它是一个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三聚氰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