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处处有“神童”

　　这些昔日的“神童”，只是从特殊历史时期中走出来的一批凡人

　　《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1986年春天，16岁的张滇迷上了踢足球和弹吉他。

　　他已经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度过了两年大学时光。他和班上的其他同学们，成为当时中国最受关注的一批孩子，他们被统称为“神童”。

　　在1984年张滇入学的时候，中国还只有中科大一家办了“少年班”，而到了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全国12所顶尖高校都开办少年班。

　　那几年，几乎每个家长都会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寻找“神童”的因子，各种智力测验和智商测试的书籍成了热销品。

　　神童的诞生

　　在张滇的记忆里，他从小就是老师的宠儿，小学、中学都跳过级，每逢考试必是第一名，“从来没当过第二”。

　　14岁在江西省南城一中上高二的时候，他已经把高中的课程基本读完了。

　　他从来不曾在晚上9点以后睡觉，从来不曾在寒暑假用大半时间做功课，从来不曾看过任何一本课本之外的学习参考书，从来不曾做过老师布置之外的任何习题集。

　　从小学到中学，他就没觉得学习是个事儿。

　　这似乎是所有进入少年班的孩子的共同经历，在进入少年班之前，他们在亲戚、朋友和同学看来，已经是“异类”了。

　　而中国最早被发现的“异类”，就是在70年代末家喻户晓的“天才少年宁铂”。

　　早在1974年，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就向周恩来建议，“理科人才也可以像文艺、体育那样从小培养”，但限于历史原因，这个建议被搁置。

　　1977年10月，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时任副总理的方毅写信，举荐13岁智力超常少年宁铂，随后，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陆续收到了很多各地推荐早慧少年的信件。

　　于是在1978年3月8日，全国第一所群体英才教育实践基地---少年班在中国科技大学诞生了，立刻成为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向往之地。

　　张滇就生在那个时代，他当教师的父母决定让这个智力超群的儿子报考中科大少年班。

　　张滇跟高三的同学一起参加高考，成绩是全县第三，远在所谓全国的重点分数线之上。考英语的时候，他用20分钟答完卷就想出来，监考老师不让，结果他不得不在课桌上刻乌龟，又苦耗了10分钟。　

　　张滇满足了当时中科大少年班招生的条件：年龄小，分数好。于是顺利被录取。而早他几年进来的宁铂，那时已是中科大最年轻的讲师。

　　找到了同类

　　很多年之后，已经30多岁的张滇回忆起在少年班的日子，他说，那是他人生最快乐的一段生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找到了同类。

　　“让一个14岁的孩子在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中生活，其实很痛苦。”张滇回忆他的中学时光，除了学习上比那些大一些的孩子优秀外，其他发育水平并没有超常，经常被看作小孩儿，被摸摸头、捉弄一下，“其实自尊心很受伤害”。

　　而进入少年班后，他一下子发现身边的人都和自己一样，他们是平等的，都是智力超常的小孩儿。“我仿佛到了一个‘就应该到’的队伍中，这个队伍里的人有着一种和大多数人不大一样的特性。”

　　同时，张滇也发现，在老家时周围人对少年班的各种传闻，都不太真实。

　　某个假期回到老家，有长辈关切地向他打听：“据说你们有专门的保姆管洗衣服，有人带着玩捉迷藏、老鹰抓小鸡？”

　　事实上，张滇他们和“大人班”的学生吃一样的食堂，住一样的宿舍，并且同堂听课。

　　“我们完全就是中国科大的一个系。课余，爱踢球的踢球、爱下棋的下棋、爱糟侃的糟侃，任何大学校园生活都是这样的画面。传说中的妈妈定期过来洗衣服、大学生还滚着铁环在操场上玩的‘精彩’场面，我都没见识过。”

　　唯一有显著区别的是课程设置。当时中国科大学制是5年，少年班的学生一般先学习3年综合基础课，之后再自由选择专业。

　　1986年的秋天，已经上了两年大学的张滇，对专业的选择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没有特别喜欢的，都差不多。”最后在父母的建议下，他选择了低温物理专业，毕业时，他既没有出国，也没有继续深造，直接到社会上闯荡去了。

　　而他的同班同学现在也混得都不错，大部分在国外，进了知名的研究机构，有的成了大公司老总，张滇自己则创办了一家有关少儿教育的公司。

　　张滇说，在少年班，后来特别出色和特别不出色的都是个案，大部分孩子现在都过着稳定而幸福的生活。

　　全面铺开的神童教育

　　1986年春天，当张滇和他的同学们生活在“神话”之中时，时任北京八中副校长的龚正行，正为刚刚开办的北京八中少儿班忙活着。

　　这个时候，超常教育已经在全国大面积铺开。

　　1984年8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学者丁肇中时说，少年班很见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大学都应该办少年班，至少北大、清华、交大、复旦应该办一点少年班。

　　于是1985年1月，国家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为了开发智力，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需要”，正式发出“同意北京大学等12所院校举办少年班”的文件。

　　当时的北京八中，正在响应北京市的号召，进行教育改革。龚正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把超常教育延伸到中学，搞一个“少儿班”。

　　龚正行曾经看过一份有关大学少年班的总结材料，“里面说，因为很多考取少年班的学生都是跳级上来的，普遍缺乏系统正规的中小学教育，知识系统不全面。另外因为他们要拿出大量时间来发展感兴趣的学科，在学校里很少参加集体活动，集体意识都比较差。”

　　“而且当时超常教育已经在全国范围大面积铺开，哪有那么多生源啊？”龚正行为此萌生了一个设想，如果开创中学超常教育，就可以解决少年大学生在生源数量和质量上的问题。

　　他的提议获得了支持，但也有要求：主要在八中所属的西城范围内招生，不许做任何形式的广告。

　　在1985年炎热的夏天，龚正行带领几位老师走街串巷，给区内的小学都发了报名通知。

　　这个项目，他们是和中科院心理所合作的，“把目标锁定在小学四年级，对他们进行文化课的考试，心理所还给他们进行了特殊的智商和其他测试。”

　　1985年报名的小学生有700多人，最后录取了30多个，组成了八中第一届少儿班。

　　龚正行说当时对如何教育超常儿童并无把握，“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他找了学校里最有经验的一批老师，专门给少儿班的孩子们上课。“我跟他们说，要在四年时间里学习五六年的课程，至于怎么安排教学计划，自主权在他们自己。”

　　到了1986年，除了进行教育摸索之外，龚正行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社会各界对少儿班的质疑声。“当时有很多人指责我们剥夺少年儿童的幸福童年，过重的课业负担会伤害他们的身体。其实这种担心是大家不了解情况所致。”

　　根据龚正行的观察，这些智力超常的孩子，有足够的能力吸收更多的知识。为了强健他们的身体，八中特意给少儿班的孩子开设了“自然体育课”，每周有半天时间，老师带着这些孩子去爬山或者骑自行车远足。

　　即便如此，质疑的声音一直存在。直到第一批孩子四年后毕业，大部分人考取了北大、清华这样的重点大学，中学超常教育的“成果”显现出来，“质疑声一下子就没了。”

　　实际上，在八中开办少儿班后不久，苏州中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天津耀华中学等10多所全国各地的中学，都陆续开办了少儿班或实验班，和大学的少年班呼应。全国上下对于超常教育的热度，在1986年前后达到沸点。

　　在那个时代，“神童”不仅是家长们追捧的对象，他们还背负着更大的使命。

　　“当‘神童’的帽子扣在你头上的时候，你实际上到底是神还是不神，已经不重要了，你的使命是用来鼓舞人们为‘四化’而奋斗。”张滇这样认为。

　　时间不能倒转，历史不能假设。他无法想象，如果自己当时没有上中科大少年班，没有被认定为“神童”，人生道路会是如何。

　　在他看来，他们这些昔日的“神童”，只是从特殊历史时期中走出来的一批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