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长溥千里迢迢带来的长篇发言没有派上用场，打道回府后，他“含愤”致信国务院总理李鹏，请他派一位身边人员来南宁，“听我详细口述意见并看有关资料。”

　　十多天后，翁接到电话，被告知来信收到，“将请具体意见报邹(家华)副总理”。翁遂赶制《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不宜超过160米》的意见书上报。

　　翁在这份意见中提出，主导论证的水利部(1988年水利、电力重新分设两部)应处于被审查者而不是裁判者的地位。

　　最终拍板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此时，距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工程，时光流逝73年。

　　李鹏在2003年出版的《日记》中写道：“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听取李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对三峡工程的汇报，指出：“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就有希望”。

　　《日记》记录，十几天后，1985年2月2日，“李锐给我传过话来，他对三峡工程建设感到悲观，认为三峡工程上马将铸成大错。”

　　直到1992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李锐也没有放弃一搏。是年元旦，他上书中央常委：“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

　　此前的1989年1月和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两度对外表示，三峡工程“五年内上不去”，这让李锐看到缓行迹象。但三年后，上马之声又紧锣密鼓地在媒体上传开。

　　在写给中央常委的意见中，李锐重申投资太大、移民太多、泥沙淤积、上游洪灾等问题，建议“还是到21世纪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决定为好”。

　　但此时的形势已难逆转。

　　在1992年4月3日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的67%，超过2/3。

　　“比需要的过半数还多451票。”李鹏在《日记》中写道。

　　“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不投票，人代会上通过的决议，没有这样的历史。”李锐向本刊记者感叹。

　　在这次会议上，台湾代表黄顺新向中外新闻界散发动议材料：“由于涉及领域宽广，未知因素太多，疑问不少，审议讨论时间太短，反面资料与意见的发表不充分、对工程建设的利弊尚难有深入、正确、统一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表决这样一个重大议案，应特别慎重，应将本案作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可通过。”

　　在会议即将表决前，黄顺新突然要求发言，因未安排这一程序，黄未被允许，旋即退席。

　　4月4日，表决通过后的第二天，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魏廷(时任长江委主任)的评论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美国的胡佛大坝开始争论也很激烈，最后由罗斯福总统拍板。而三峡工程反复论证，现在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决策的充分体现。”

　　上马复上书

　　论战并未因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而结束。

　　1993年、1994年，李锐三次单独或领衔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听一次反面意见”，“建议暂缓上马”，“建议继续论证”。

　　“我最后一次上书，是在三峡开工(1994年12月正式开工)一年后，要它停工，那时停工还来得及。”李锐对本刊记者说，后来他被要求“服从大局”。

　　李鹏在《日记》中写道，1996年4月14日，“朱镕基对我说，李锐给他打电话，要求中央停建三峡工程。他已报告江泽民同志，并对李锐作了工作，劝他不要搞串联”，“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

　　其后，李锐没再就三峡工程主动上书，但“给陆钦侃他们转交(的次数)多了”。

　　可以查证的是，从1998年到2004年，陆钦侃、翁长溥等人至少四次上书。

　　本刊记者今年11月提出采访请求后，陆钦侃夫人周文琮在电话中说：“老陆97岁啦，不能走了，只能坐在轮椅上，耳朵也聋了。有人来谈三峡的事，就很激动，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到处找资料，找不到就发火。他干什么都很执著，太认真，怎么劝也不行。怕他犯病，这几年我谢绝了所有关于三峡的采访。他的一些老朋友，三峡反对派来信、寄材料，我也都不让他知道。”

　　2000年，陆钦侃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三峡工程论证水文组专家叶永毅、黄河水利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委员温善章等50位专家联名呼吁保留三峡大坝导流底孔，以确保初期蓄水位156米时宣泄大洪水的能力，以把握主动，观察并能够处理可能发生的泥沙淤积问题，并先按156米水位移民，以缓减移民困难。

　　陆钦侃当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是在得知三峡工程在2009年即将抬高至最终蓄水位175米，并即将封堵设在大坝底部的导流底孔之后，提出这一呼吁的。

　　按照1993年批准的枢纽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三峡工程拟于2003年开始围堰挡水发电，2007年蓄水156米，2013年最终蓄至175米，留有6年时间观测泥沙淤积情况。

　　“我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急于要提高蓄水位至175米，既大大增加移民难度，还要冒着蓄洪淤积对库尾重庆港可能酿成严重祸害的巨大风险？”陆钦侃当年表示。

　　三峡工程于2003年蓄水至135米，2006年蓄水至156米，2008年开始175米试验性蓄水，蓄至172.8米。

　　175米蓄水为什么提前了？81岁的清华大学教授、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组长张仁向本刊记者作出解释：一来，近年泥沙淤积情况好于预期；二来，“如果担心淤得很厉害，影响重庆港，那就应该让水位蓄上去。水库水位在156米以下，回水到不了重庆，就看不出泥沙淤积对港口、航道的影响。”

　　张仁说，这一意见说服了决策者。

　　黄万里遗嘱

　　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离世，享年90岁。

　　据其家属和知情人记录，黄万里在全国人大表决三峡工程前三次上书，表决通过后，一年内又三次上书，他反复强调砾卵石之危害，三峡高坝“若修成，终将被迫炸掉”。

　　“这个观点很震惊。”当年，张仁与黄万里同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他认为黄万里的估计过于严重，近几年的监测也表明卵石入库量好于预期。

　　据一位知情者透露，三峡总公司曾托人邀请黄万里实地考察，但黄已身患癌症，未能出行。

　　弥留之际，黄万里留下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黄万里遗体告别那天，李锐正在参加一个水电学术会议，同堂坐着两位三峡工程的“主建派”——张光斗(两院院士、清华教授，曾任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专家组组长、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潘家铮。

　　李锐对本刊记者说，这两位“主建派”当时都不知道黄万里遗体告别之事，“我中途去参加告别仪式，回来再开会。”

　　故事回到本文开篇——2002年5月，李锐应邀考察三峡工地。“他们请我去，想我讲些好话，我就写了三首诗。”李锐对本刊记者说。

　　诗中，李锐以“弥留时节梦魂牵”悼黄万里。诗曰：

　　(一)

　　横空出世史超前，高峡平湖现眼边。

　　但愿无忧更无恙，巫山神女总开颜。

　　(二)

　　南宁四十四年前，木已成舟独自怜。

　　黄老曾经调侃甚，弥留时节梦魂牵。

　　(三)

　　旧地重来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忠与奸。

　　“负责到底”

　　李锐说，这三首诗的中心意思，就是“处理后事”，“要预见到后面的麻烦，怎么来处理？”

　　“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钱正英在前述水利部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表示，“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值得非常重视。”

　　2006年，在一次有关三峡工程的会议上，钱正英又重申，三峡工程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还需长期地经受历史检验，并表示要对此“负责到底”。

　　张光斗也就防洪库容、污染问题向决策层提出过建议。

　　潘家铮要乐观一些，他认为，近年情况基本在论证预期之内，不存在当初未预料到的重大问题，只不过“对移民问题当年看得过于简单了些”。

　　《瞭望》新闻周刊获悉，2008年，三峡工程即将完工之际，中国工程院受国务院三峡建委委托，组织院士和专家对三峡工程原论证进行阶段性评估，结论为“效益显著”、“利多弊少”，也有一些估计不足的问题，集中在移民安置、生态环境、地质灾害等方面。

　　委托该评估项目的同时，国务院三峡建委还在规划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大纲指出，“随着三峡工程建成运行，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逐步暴露，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