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1+1》，我们的节目稍候讨论。

　　(播放短片)

　　解说：

　　这里是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去年9月，这家交易所正式揭牌运行，一个月前，国内首笔基于碳足迹盘查的标准化碳中和交易在这里悄然完成。

　　穆玲玲(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副总经理)：

　　碳中和的需求方是在上海，指标产生在中国厦门。

　　解说：

　　那么什么是碳中和呢？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企业的碳排放量有1000吨，如果这家企业通过别的方式在其他地方实现了1000吨的减排，就算抵消了自己原有的排放量，就算是中和。

　　碳中和交易允许一家企业以购买另外一家企业减排指标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碳中和。

　　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11月17日撮合的这笔交易为例，买方——上海济丰纸业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向卖方购买了6266吨的碳排放量，卖方是厦门赫仕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它通过在福建所开发的洋口水电站项目提供对应的减排额度，这样双方就完成了虚拟意义上的碳中和，整个交易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比较复杂的碳足迹排查来确定企业的减排额度和实际排放量，对不熟悉的企业来说过程复杂烦琐。

　　穆玲玲：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因此我们政府还没有出台一些强制性的标准、指标，通过企业自发的一种行为去实现交易。国家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相关一些流程，我们排放权交易所作为这样一个市场机构，我们觉得其实也是有这样一个责任去探索这样一条路出来。

　　解说：

　　今年10月份，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发起一项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截止到12月7日，已经有36家企业递交了意向函，我们发现，在首批参与的企业名单中，既有在流通渠道母公司有减排要求的跨国集团，还包括很多没有减排义务的内资企业，相对于首笔国内碳中和交易和企业自愿减排行动的种种探索而言，中国企业已多次试水清洁发展机制下的国际碳交易市场。

　　早在2006年，国内第一个钢铁行业的CDM项目由南钢股份与意大利碳基金完成交易，意大利碳基金将分十年时间，购买约65万吨减排量，转让价格不低于每吨6.25美元。

　　还是在钢铁行业，去年1月份，上海宝钢与英国瑞碳有限公司，与瑞士信贷国际集团联合签署协议，宝钢利用钢铁厂高炉煤气的余热发电以替代部分燃煤发电，从而使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约150万吨。瑞碳公司和瑞士信贷为获得减排量需要为此付出6000万至7000万欧元的项目投资。

　　与此同时，像森林碳汇这样的绝对减排项目也在跃跃欲试。在四川省，大渡河造林局与香港低碳亚洲公司签订减排量贸易协议，首批约5万吨排放量将在2012年通过认证后进入国际市场销售。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12月8日，远在哥本哈根的一份《中国企业界哥本哈根宣言》，也承诺推动设立企业减排目标。宣言指出，希望国际社会构建法律和财政政策框架，支持企业的低碳努力。

　　主持人：

　　看完了刚才这个短片之后，可能很多人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天津碳排放权交易所，他是一个政府行为，还是一个企业行为，还是一个协会行为？

　　韩晓平：

　　他实际上是民间的一个行为，是一个商业行为，他实际上也不叫碳排放，他实际上叫排放交易所，类似北京有环境交易所，上海有类似的交易机制。

　　他们实际上也不仅仅是为了碳，比如在十一五节能减排中还有二氧化硫，还有COD，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把他量化，然后进入市场交易的。比如一个企业完成了，完成的很好，比如你要求他减少10%，他减少了20%，另一个企业完成了5%，他要想完成这个指标怎么办呢？他就应该向另一个企业，就是完成好的企业来购买这个量，来弥补自己，中和自己没有完成的指标。

　　主持人：

　　就是总量在一定的情况下，谁多了，谁小了，中和一下。

　　韩晓平：

　　对，中和一下。

　　主持人：

　　这样的民间一个探索，他们希望在哪些方面得到经验呢？

　　韩晓平：

　　他们实际上想利用市场化的机制解决碳交易或者排放权交易中一些弥补企业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因为做得好的企业一定是投入更多的企业，他应得到更多的补偿，做得不好的企业投入的不多，他就应该给那些做的好的企业更多的补偿，所以这样社会上能够形成一种经济上的平衡，他们也想通过这种来摸索一个道路，来试试中国有哪些方式更可以使用，通过这些新的机制、新的制度来解决中国的排放问题。

　　主持人：

　　温总理提出了在2020年40%到45%的碳强度的减量，这种尝试对于达到那个目标有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韩晓平：

　　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首先对于中国来说这是自愿的，另外跟国际上的碳减排没有关系。

　　主持人：

　　这句话怎么讲？

　　韩晓平：

　　国际上是强制的，比如说欧洲的公司，你在《京都议定书》要承担一个减排的义务，比如你今天要减少5%，但是如果你完不成，你要在国内购买你完不成的量，国内如果买不到，你就要到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去买，比如在中国，我们做了一个小型的水电站，或者一个风力发电站，或者太阳能，我们要经过联合国一整套的核查机制来确认，并且能够经得起监察，不断的进行检查，最终把这个量卖给那个公司。

　　主持人：

　　韩先生您看，现在欧洲这些身上担负着二氧化碳减排任务的这些国家所处的现状，会不会成为若干年后中国的企业也面对的情况？

　　韩晓平：

　　一定会的。

　　主持人：

　　所以他现在的这样一种试点是不是为未来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

　　韩晓平：

　　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交易方式也不能很确定，但是至少在2020年以前，中国是自愿减排，但是自愿减排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国内实际上是强制的，就像十一五节能20%，各个省都要达到目标，各个省可能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可能是可再生能源比较多，完成的标准低一些，有的地方可能是可再生能源比较少，他要完成的更多一些。但是最终所有国内的各地和各个企业都要完成十一五节能20%的目标，现在看我们也是有可能完成这个目标的。

　　但是我们再往下发展会变得非常艰苦，因为我们能够减少的小风电、小火电、小钢铁都已经没有了，再往后我们已经和国际最先进的水平非常接近了，我们就要靠更多制度的改变，通过一些节能的手段来降低我们的GDP能耗。

　　主持人：

　　这是否也是一种尝试呢？在制度改变方面？

　　韩晓平：

　　可以通过这种交易的制度来进行弥合。

　　主持人：

　　从目前现在的情况看是发达国家向我们购买碳排放权，未来会不会我们向发达国家购买？

　　韩晓平：

　　我们不一定向发达国家购买，因为我们现在人均只有3000多美金，我们要达到4万美金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所以我们可能不会向发达国家购买，但是我们可能向更穷的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购买，但是那应该是在2020年以后，目前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从2012年到2020年的中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