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中国观

　　在达成一致之前，最起码的，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想法诚实地告诉对方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东京

　　一部《非诚勿扰》让中国内地赴北海道观光的游客翻了4倍。东京秋叶原的电器大卖场里赫然打出横幅：“欢迎最敢消费的中国人！”百货商店在显著位置贴上了“银联”标识，商场的扩音器里播音员用纯正的普通话告知中国消费者，“欢迎您来日本，刷银联卡可获得额外折扣！”

　　无论是玩具还是电器，乃至化妆品，想找到一件带有“made in Japan”标识的礼物带回国内已经不太容易，很多中国内地观光客从国内带来的相机、摄像机都是日本知名品牌的最新产品，以至于不少中国游客抱怨，在全球物流高度发达的当下，“来日本已经没什么可买的了！”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中日两国的普通民众互相打量时都有了新的体验。日本媒体对中国负面新闻的集中报道曾使部分日本人形成了“饥饿中国”的印象：“对签证的饥饿，对知识的饥饿，对财富的饥饿，对权力的饥饿……”

　　今天，大量自信、富裕的中国人有力地刷新了日本民众的认知。同样，踏上日本土地的中国人，也会感慨这个地小物乏的“蕞尔小邦”所拥有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创造精神。

　　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所言，历史问题、领土争端、能源博弈、美国因素等等问题使得中日两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两国关系。“复杂”、“困难”、“敏感”这样的词语频繁出现在各种关于两国关系的状况描述中。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但自近代以来，1894年、1931年、1937年，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日本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及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希望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标。然而，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控制下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

　　1972年2月，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给日本带来巨大的冲击。当年7月，新首相田中角荣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公开宣布“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

　　两个月后田中访华，中日双方正式开始了建交谈判。田中一行抵达北京的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田中在答谢致辞时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中国方面对“添了麻烦”这个措辞很不满意。第二天，周恩来便严肃指出：“这一表达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用‘添麻烦’来表述，中国人民是通不过的。因为‘麻烦’一词在汉语里意思很轻，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

　　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麻烦”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分量很重。他还表示，如果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国的习惯改。

　　9月27日，毛泽东在双方谈判出现严重分歧、中日邦交正常化处于关键的时刻会见了田中一行。他的一句“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使田中等人吃下了定心丸。

　　毛泽东问田中：“你们那个‘增了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田中回答：“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毛泽东进一步告诫说：“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也不会满意。在中国，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

　　后来在起草联合声明时，田中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联合声明这样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终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决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2005年，由于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频繁参拜靖国神社等政治诱因，两国关系跌入冰点，虽然这一年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万人互相穿行在彼此的国土上，但是“政冷经热”并不能掩盖两国国民感情的实质恶化。据当年3月的一份国民感情调查结果显示，对日本有好感的中国人不到10%，讨厌日本的则占到60%；同样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也不到10%，表示讨厌中国的则占30%。

　　自2006年起，两国领导人在战略互惠共识下着力推进两国关系。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的“暖春之旅”成为中日政治关系显著提升的标志。然而，在两国政府关系与两国国民感情之间出现的“逆差”仍令人不安。2008年6月至7月，《中国日报》和日本非盈利组织“言论NPO”的联合调查显示，82.3%的中国市民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而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好感度，却降至历史最低点，表示对中国没有好感的受调查者竟然超过了70%。

　　2009年10月20日至28日，本刊记者随同第二届“中日友好基金中国媒体赴日考察团”探访刚刚完成政权交替的日本，如实辑录了日本各阶层人士对中国及中日历史关系的观点看法。

　　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不一是两国国民感情的一个纠结所在，采访中我们也常常与受访者激辩争执，他们对靖国神社问题的看法相信许多读者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如实记录下受访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本刊认同他们的立场，恰如70岁的笹川阳平先生所言，“我说的，也许你不一定能够认同，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在达成一致之前，最起码的，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想法诚实地告诉对方。”

　　这些真实的声音，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中日关系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近藤昭一      

　　年龄：51岁

　　职业：日本民主党众议院议员、众议院总务委员长

　　我念大学的时候曾经休学两年，跑到北京去学习中文，大概是在1981年的9月到1983年的3月。可惜时间不够长，所以我的中文还是不够好。

　　最近在日本搞过几次关于日中国民感情的舆论调查，调查结果其实很不令人满意，国民感情还是不太理想，我也很发愁，怎么才能改善这种局面，加强两国国民的这种信赖关系。

　　对靖国神社的问题日本人有很多想法，这比较微妙。日中之间的战争是一个事实，当时发动这场战争的甲级战犯祭祀在靖国神社里面，他们是代表着国家责任的一些人，如果日本首相还去参拜靖国神社，我想这个行为就有一点违背当年联合声明的意思。所以我认为日本人应该从这一个角度来好好地、认真地考虑，为什么日本首相、领导人一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就有反应。

　　日本人也是左中右都有，有对中国不是很友好的，但更多的日本人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鸠山首相明确地表态不参拜靖国神社，也明确地表示要为构筑东亚共同体来加强日中合作。我本人每年都会去中国西北两次，参加植树活动，通过那些活动，我可以和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农民进行交流。我觉得这种草根交流的形式还有很多，通过每个人的努力，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还是可以有很多加深相互理解的可能的。

　　河野太郎

　　年龄：46岁

　　职业：日本自民党众议院议员、自民党国际局局长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78年，当时只有15岁，那时候去了上海、西安、北京。此前我对中国全无认识，到了之后，坦率地说我非常惊讶，所有人的衣服都是一样的，都穿中山装。

　　1993年-1994年日元升值，对日本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打击非常大，为了降低成本，一些日本企业开始到中国去设厂。

　　那时候我负责调查中国市场，从长春、大连一路向南，直到深圳、香港。当时所有人都说，设厂应该设在南方，我自己心里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我们选择的那个中方厂长坚决要求把厂子设在北京，他说南方办什么事都得“靠关系”、“走后门”，北京因为离中央近，风气比较正。那个厂长说，“我20岁工作，到现在已经30年了，我一心就是造东西，没有受过贿赂，也不会给别人行贿。如果让我当厂长的话，去南方我没有行贿受贿的经验，做不了，我只能在北京做。”

　　后来我就决定了把工厂设在北京，很多日本同行都说我疯了。事实证明，到南方去办厂的，5年以后全部都倒掉了，因为那些年南方的标准、规定老在变，所有一开始制定的计划，都不能按原样实施。

　　惟有我们在北京办厂的，因为在北京没有太多政策的变化，一开始是4个人创业起家的，两年以后就发展到200个人。当然我们在谈判交涉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有的时候甚至双方都在谈判桌前决裂了，我们已经到了首都机场，打算回国了，中方又追到机场，在机场签订协议。

　　那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和中国人做生意是很不容易的，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做起生意来比资本主义的人还有经验。

　　我从政之后，开了一个中文博客，我把它链接到《南方周末》网站上了，我想和中国的老百姓，普通大众有更多交流，把日本的政治家都在想什么、做什么，直接传达给中国的读者。

　　很多中国人关注靖国神社问题，前不久自民党新总裁谷垣祯一参拜也引起了舆论界的反应。我认为说谷垣去参拜靖国神社影响两国国民感情的这种发言是不正确的，中国的年轻人也好，日本的年轻人也好，对“靖国神社”的核心问题已经混乱了。

　　当初，田中角荣首相和毛泽东主席之间讨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要求的战争赔偿可以放弃，但是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的总理大臣、外交部长、外务大臣、官房长官这一级别的官员就不可以去参拜了。

　　我个人也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想，我如果当了官房长官或者当了外务大臣的话，我也会控制自己不去。

　　但是最近中国方面的指责已经不光是限制在这3个层面的人了，国会议员去也不像话，文部大臣去也不像话，所以我想这个和当初大家达成的一致有点儿开始脱离了，范围开始越来越大了，这个我持一个不同的意见。

　　对于这些历史背景的了解，不要说中国的年轻人，许多日本的年轻人也几乎可以说是零。我想现在双方都应该向各自的国民再做些说明，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