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七:“议员”
高“议员”很窝火,他在“议院”猛烈抨击了有关部门的不作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亚平、刘耿 | 南京报道
高弘毅“议员”去了一趟总统府。他是乘3路车去的,一开始坐反了方向,就因为公交站牌上标示不明。
高“议员”很窝火,他在“参议院”猛烈抨击了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如果是外地来的客人,岂不因为一块小小的指路牌走冤枉路了!”其他“议员”纷纷接茬,指出南京公交站牌存在同名不同站、同站不同名、有站无牌等诸多问题。
最后,全院53名“议员”全票通过,一致决定在未来半年内将“公交站牌指示不清”的议题作为调研重点。
为了解民情、形成议案,“议员”们决定放弃国庆节的休假,走上街头,进行问卷调查。
这些 “议员”从来没有在一天里和那么多的陌生人交谈,邀请他们填写调查表。就连“议员”的爹妈们都觉得惊讶。
短短几天时间,“议员”们完成了222份调查问卷,他们发现,居然有将近一半的人坐错过车。
“公交站牌指示不清”,南京有无相应法律法规应对?“网络执政”是“议员们”在新形势下参政议政的有力武器。大家轻点鼠标,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公共电车客运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公交站牌指示不清问题,是南京特有的现象还是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议员”们还不甘心,他们通过强大的互联网,查找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典型案例,并在新浪网上开博客,征求网友意见。
最终,“议员”调查团提出了七套改进方案,并指出了每一套方案的利弊,他们不希望调研报告尘封在文件夹中。
“作为公民,不管是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儿童还是老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对这个城市的意见和建议。”“议员”马骏道说。他们开始为自己的方案能被政府部门采纳而奔波,向市民分发倡议书,邀请相关部门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议员”们首先向听证员陈述观点,然后回答听证员所提出的诸多问题。
“如果校门口的车辆限速,岂不是会造成更严重的拥堵?”在“校门口车辆行驶限速问题”的听证会上,有个“议员”如此质询。
“我想请问在座各位,是路堵的20分钟可贵,还是一个花季少年的生命可贵?”提出这个尖锐问题的是一名女“议员”,看来“议员”阵营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法律工作者、媒体记者等黑压压地坐了一屋子,为“议员”们的机智喝彩鼓掌。
南京著名律师崔武更是激动。这些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进公民教育、公民参政议政。他为公民教育编写的《新三字经》被越来越多童稚的声音传唱开来:“俱平等,结社会。不高傲,不自卑。不造神,不怕鬼⋯⋯”
高弘毅“议员”和马骏道“议员”等都可视为他的学生。
没错,高弘毅和马骏道都还是小孩子,读小学三年级,那位犀利的女“议员”也才上五年级。
他们都是力学小学的学生。力学小学是邵力子夫妇创办的,新中国成立后,邵力子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这给力学小学留下了参政议政的传统。
高弘毅和马骏道们都被称为“小议员”,供职于力学小学的“娃娃参议院”。这个“参议院”的能量可不小,已经就“分类垃圾箱”、“校门口闯红灯”、“占用盲道”、“小区噪音扰民”等公共问题举行过听证会。
“娃娃议员”的成功得益于南京市教育局力推的公民教育。
南京开展公民教育实践活动“引种”了美国经验,最初人们担心,舶来品在中国会不会“水土不服”。事实证明,这是过虑。
2005年7月,在接受了美国公民教育中心的首次培训后,南京教师开始在小学中开展了“公民教育实践活动项目”的实验与探索。
公民教育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最初老师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展工作,只好照搬美国学校的程序,要求孩子先自己确定公共政策领域的“小议题”,但孩子们发挥出来的智慧和能力远超出老师们的想象。
当这些小学生们带着厚厚的调研报告走进政府部门,一本正经地和大人们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城市大事”时,连官员们也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
崔武在行知小学设立“崔武律师公民教育工作室”,校长杨瑞清很欢迎他入驻:“通过公民生活的体验可以较有效地塑造孩子的民主性格,培养现代小公民。”
崔武解释:“公民与臣民、人民的概念有所不同:臣民把长官当成主宰,和长官之间是一种从属关系,人民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对立概念,而公民是一个平等的主体,讲究的是你、我、他的兼顾,公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从臣民到人民再到公民的转变,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南京市教学研究室党总支书记汪笑梅说:“目前我国尚未具备完整的公民教育体系,公民教育的部分要素也只是当作思想政治课的附属。我觉得这种情况需要尽快改变以适应党的十七大中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公民教育正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合格的公民,因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环节。
在素质教育一直领跑全国的南京,公民教育正在成为一道新风景。■
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
--- 专访南京市教育局长徐传德
所有的学生,不管其家庭背景是农村还是城市,是精英还是平民,是本城居民还是外来民工,其自身条件是健康还是残疾,教育都应给予他们同样的爱和重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亚平 | 南京报道
近年来,南京在全国基础教育领域屡开先河,从被称为全国“标本”意义的素质教育,到免费义务教育、小班化、助学券、外来农民工子弟同城教育、农村教师优岗计划、绩效工资⋯⋯南京的教育改革,几乎每一步都走在全国前列,也引发广泛争议。
引领这些改革的,是南京市教育局长徐传德。他从1999年起主管南京教育,至今已有十年。
南京教育改革虽然也曾遭遇阵痛,但在风风雨雨中,南京成为教育改革的受益者。这个历史上的“天下文枢”,再次因教育备受外界关注。
南京的教育改革秉承着怎样的理想和理念?又是如何实践的?在全国有没有推广意义?《望东方周刊》为此专访了徐传德。
从“短缺”的教育到充分的教育、优质的教育
《望东方周刊》:最近十年来,南京的教育改革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
徐传德: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过去60年,南京教育走过的路程,是从“短缺”的教育,到充分的教育,到优质的教育;从政治的教育,到经济的教育,到人的教育;从紊乱的教育,到整饬的教育,到开放的教育;从遵命的教育,到模仿的教育,到创新的教育;从面向过去的教育,到面向现实的教育,到面向未来的教育。
南京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打破思想和体制禁锢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突出“以人为本”、不断回归教育本身的过程;是一个逐步与世界教育接轨、融入现代教育潮流的过程。
《望东方周刊》:怎么理解“回归教育本身”?
徐传德:就是抓基础的东西。南京教育也走过弯路,但我们及时总结了当时的教育状况,回过头来抓基础。
我们现在处于教育转型时期,客观来讲,教育面临很多困惑,如需求多样、发展多元、管理多头、评价多维、政策多变等,但我们始终坚持抓基础。
《望东方周刊》:你所谓的基础是指什么?
徐传德:多年来,我们在教育发展上一直强调抓“三个基础”:基层队伍、基础建设、基本制度。
基层队伍的核心是教师,师资力量就是未来社会的力量。优秀的教师可以弥补校舍和装备的欠缺,我们提出,“宁可少盖一栋楼,也要抓好教师队伍”。
近年来,为把好教师入口关,我们实行了“凡进必考”;为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推出了“优岗计划”;为提高教师队伍学历水平,鼓励在职教师攻读硕士学位;为推动教育家办学,首评“基础教育专家”、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等等。
抓基础建设是指校舍、装备等,作为教育主管部门,要想尽办法把资金用好,把教育资源配置好。
基本制度是指怎样让队伍和装备在良好的机制下运行。好的机制能体现资源的价值,机制要优化再优化。
有了优秀的教师队伍、优良的装备和优化的机制,素质教育不搞都难。没有这些东西,一天到晚喊素质教育也喊不出来。
于立脚处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望东方周刊》:近日,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强调要抓基础。他提出要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南京是怎样处理均衡发展和不同层次学校发展之间的矛盾的?
徐传德:大力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社会公平的必然诉求。但正如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公平一样,也不存在绝对的均衡。
教育均衡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教育均衡应该鼓励发展、鼓励分类发展、鼓励特色发展,而不应该要求平均发展、整齐划一式发展。
教育均衡不要追求“高度一致”,更不能拉低高的回到“共同贫穷”,而应实现“各得其所”。教育均衡发展的最高境界,应当是每一所学校的特色发展。
《望东方周刊》:南京在这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
徐传德:过去,南京也和很许多城市一样,对名校进行政策倾斜。为了避免教育发展的“马太效应”,这几年,我们对全市农村学校在投入和师资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实施“农村中小学建设标准化工程”和“教育跨江发展工程”。同时,在城市普通学校积极推行小班化教育试点,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主要用在了“填平洼地”、“补齐短板”上。
对于当前的教育公平和均衡诉求,我们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所有的学生,不管其家庭背景是农村还是城市,是精英还是平民,是本城居民还是外来民工,其自身条件是健康还是残疾,教育都应给予他们同样的爱和重视。
《望东方周刊》:对农村学校和普通学校的政策倾斜,是否会限制名校发展?
徐传德: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和趋势,的确对新时期的名校发展构成了挑战。以前名校依赖政策倾斜获得的优势将逐步成为“昨夜星辰”。今天的名校发展,必须主要依靠其“内生力”,靠自身发掘优势,向品牌要优势,向管理要优势,向学校文化要优势。
我们希望更多的普通学校成为名校,但关键在于学校自身的努力。“于立脚处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这就是南京教育部门关于学校发展的基本思路。
培养一精多能、国际通用的现代公民
《望东方周刊》:你把南京的教育改革称为“理想的理念和不理想的实践”,改革中的“不理想”是指哪些方面?
徐传德:我们的改革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还没有成型,如新课程改革还在探索阶段,教学方法改革正在进行,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可以示范,民办教育也需要继续研究。
这些都没有现成答案,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破解难题,在破解难题中确定新的发展模式。
《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过,教育工作者要仰望理想的天空,走实脚下每一步。作为南京教育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你有什么理想和打算?
徐传德:我们一直强调,教育行政领导要做到“三让”:让最优的人从教,让从教的人敬业,让敬业的人乐业。作为教育主管部门,要公平地分配资源,鼓励所有学校均衡发展。当局长最重要的就是选好校长,建好制度。
教育主管部门要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给用心做事者更多一些鼓励,给积极创造者更多一些宽容。在学校按制度办事、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我们要给校长充分的自主权。
我们主张良好的教育生态,让各种生物(包括学校、老师、学生)都能在其中充分生长。只要不违反大的规则,都要允许学校去试去做。
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做到“眼界宽,思路宽,心胸宽”。对没调研清楚的事情,教育部门不能简单地说“不”。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鼓励“干”,允许“试”,不争论。做好有依据的事情是我们的本分,做好没依据的事情是我们的本领。如果都凭依据办事情,那谈何发展,谈何创新?如果说一定要有依据,那就不能是机械的教条,而是民意、实际和规律。
《望东方周刊》:未来南京教育有什么目标?
徐传德:下一阶段,南京教育将加快实施教育“基石工程”。到2020年,全市基本实现较高水平的教育现代化,主要发展指标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同期平均水平,把南京建成“历史积淀深厚、质量水平一流、名师名校众多、风格特色鲜明”的教育名城。
南京要“聚天下之资源,办天下之学校,育天下之学生”,加快推进教育向民间开放,向国际开放,培养一精多能、国际通用的现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