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对不对？

　　进化论是假说，而不是定律，自然更谈不上是牢不可破的真理。

　　撰稿·何映宇(记者)

　　进化论是对的吗？

　　今年，《物种起源》出版已满150年，这一问题似乎仍未尘埃落定。

　　首先要明确一点，进化论是假说，而不是定律，自然更谈不上是牢不可破的真理。

　　达尔文当然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被当做科学对待，但是《物种起源》一书中大量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的臆想性猜测，使得那些试图支持达尔文的科学家们也感到头疼。

　　反对达尔文的人太多了，从格赖斯顿到救世军，总能找到对达尔文有看法的英国人。但是抛开情感的因素，这个错综复杂的反对派阵营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它们也确实令达尔文本人反思自己的研究成果。在1859年《物种起源》第一版出版后，达尔文的每一版《物种起源》都会做一定的修改，达尔文的让步也一度让一些批评者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有重大的缺陷，而达尔文本人，也不过是一位墙头草似的人物，从一种观点倒向另一种观点，勉力维持着《物种起源》中的核心学说而已。这虽然不是事实，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化石在哪里？

　　《物种起源》甫一出版就引起轩然大波。

　　在传统的自然科学史著作中，反对《物种起源》的声音常常被简单粗暴地认为是食古不化的保守派对达尔文这位唯物主义者的宗教迫害，这些保守派仍然相信上帝是创造这个世界的唯一造物主，所以他们批评达尔文的证据不过是为了维护旧的神学自然观时所临时拼凑的罢了。

　　然而，事实真地这样一目了然吗？当时，科学的发展仍然处于一个欠发达的阶段，达尔文论证自己观点的论据显然并不能完全支持他的观点，这就为层出不穷的反对者提供了弹药。

　　化石常常被认为是物种演变的直接证据，可是反过来，它们也可以成为攻击达尔文最有力的手段。人们发现，物种转变过程中的化石总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能够采集到的，往往是那些保持恒定状态的化石。因此，化石记录的不连续性至今仍然是进化论是否成立的最大障碍。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做出的解释多少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他说，这是因为那些化石没有保留下来，所以他的证据存在着空缺。在反对进化论的人看来，这种辩解等于什么也没说。他们坚持认为，不是因为化石没有保留下来，而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化石，所以也就别寄希望于未来的考古发现！

　　同样是没有化石，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所以进化论者如果希望自己的论点能够让反对者彻底服输，那么他们就一定得加把劲了，找到足够多的化石来证明他们的观点。此外，变异似乎也并不发生在所有的物种上。比如，我们不禁要问，像鳄鱼这样的动物活化石为什么能够存活至今而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异？它们为什么没有被更加先进的动物所取代？有些动物在地质带里保存的时间非常长，为什么它们可以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地生存了那么久？

　　左右摇摆

　　达尔文之所以必须面对这样的困境，因为实在是很难用科学的方法直接证实自然选择论是对的，尽管也很难认定它是错的。对于达尔文如此富有吸引力同时又似乎还难以完全证明的理论，当时科学界的态度就出现了左右摇摆的情形。

　　19世纪80年代，达尔文的思想一度占据上风，在英国，从事生物学的专家学者，五分之三都认同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可是没过几年，达尔文的思想又在科学界遭遇了普遍冷遇。20世纪之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折磨，对上帝的信仰普遍低落之后，也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尔文的推崇以及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确实一度占了上风，成为科学家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进化论的质疑之声又开始越来越响亮。

　　皮特·沃尔兹曼认为，这是由于达尔文没有正确的遗传观造成的，这也没有办法，孟德尔的理论为世人重新发现比《物种起源》初版晚了49年。达尔文的进化论在遗传学上的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达尔文并不了解孟德尔的遗传观，达尔文的遗传观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事实上，甚至连达尔文本人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学说了，在他的晚年，他承认，他觉得他的“自然选择”学说基础并不牢靠。

　　内部的分歧

　　在《物种起源》出版后的正反双方辩驳大战中，正在争论不下的关键时刻，“达尔文主义”阵营中的副帅赫胥黎拔剑而起，成为这一事件的转折点。他被认为是“达尔文的斗牛犬”，敢于和任何学术专制做斗争。虽然他嘲笑过在达尔文之前发表的一些机械进化学说，但是当他读到达尔文寄给他的《物种起源》时，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著作，认为这是第一次以科学的方式提出了一种可以让他接受的假说。于是，他决定在铺天盖地的争议浪潮中捍卫这本书的荣誉，即使为此接受教廷的火刑也在所不惜。1860年，在与主教威尔伯福斯的那场著名的论战中，赫胥黎公然宣称自己“宁愿是猿的后代”，也不愿成为像这位高高在上不懂装懂的主教大人的后代，显示了他坚决支持达尔文的立场。

　　可是，即使在所谓的“达尔文主义者”的阵营中，仍然分歧很大。达尔文接受了少量的拉马克的思想；T·H·赫胥黎是个剧变论者；而达尔文的挚友华莱士则倡导神干涉人的进化。显然，即使在“达尔文主义”阵营中，像华莱士这样依然相信上帝存在并干涉宇宙万物的科学家在当时并不罕见。也可以看出，达尔文的思想在被接受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异，而它们又往往被笼统地归置于“达尔文主义”的大旗下，这怎么会不让人找到攻击的口实？

　　在当时，就是达尔文最亲密的支持者，也对达尔文关于进化是如何发生的解释表示怀疑。比如，达尔文的铁杆后盾赫胥黎就表示他并不认同达尔文进化论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选择学说”。他认为，除非人工驯养实验能够证明产生新的物种，否则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就无法让他信服。而且，他反对达尔文的逐渐进化观，他相信，大的突变可能会直接产生新的物种。

　　“自然选择”不是唯一

　　达尔文没有能够完备地描述变异产生的原因，这确实成了他理论中一个非常大的弱点，即如果他不能很好地解释变异产生的起源，那么他又怎么能说，他已经清楚了变异基础上的物种进化呢？

　　时至今日，关于达尔文的各种争论都对传统达尔文学说提出了挑战。尽管大多数对达尔文提出批评的科学家大多是在进化论的大框架下寻找更完美的解释，但是更激进的科学家正在试图抛弃达尔文的教导，比如大胆的弗朗西斯·克里克和弗雷德·霍依尔就宣称人类可能是从外太空来的，这显然是个疯狂的念头。

　　比较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也不少，科学家克鲁伊扎特希望大家能重视板块漂移学说对生物进化的影响，他认为，进化论必须考虑原来一体的大陆分成若干大洲之后生物的各自生活状态，这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没有来得及考虑的问题。这一理论在板块漂移学说被广泛接受的今天极富启发意义。但是奇怪的是，这种启发意义不是在完善达尔文的进化论，反而似乎在解构这位先驱的论断，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自然选择”绝不是唯一的进化驱动力，有更多更复杂的因素和机制在调控着生物的变异、灭绝或壮大。■

　　“主义”残酷

　　此后的历次革命、军阀混战、抗日和内战再没有给中国人放弃达尔文选择和平的机会。我们不禁要问：谁是适者？

　　撰稿·何映宇(记者)

　　在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之前，知道达尔文和严复名字的中国人还寥若晨星，然而，当《天演论》1897年4月12日在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上发表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在民族危亡之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在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心中遍地开花。达尔文没有料到，自己在科学领域的探索竟然在社会思想和运动的层面也激起了层层浪花，这些浪花有时候是平静湖面上的点点涟漪，有时候则是惊涛骇浪的社会大变革，事实上，它们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社会达尔文主义”。

　　严复和他翻译的《天演论》适得其时，中国人忽然发现，在殖民时代，国家和民族的兴亡和达尔文所描述的动物界是如此的相像，群虎环伺，而我们却仿佛手无寸铁的羔羊，怎不任人宰割，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尽管严复的翻译并不忠实于原著，但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的敬文东教授认为，严复这样做在当时是必然的：“落后挨打的残酷现实，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传统交互作用，强迫中国知识阶级起而寻找光明出路。精通西文的严复曾留学德国多年，之所以甘冒篡改原文、让后人嘲笑的危险，翻译赫胥黎有关进化论的著作一跃而为中国版《天演论》，正是迫于现实焦虑的一个小小物证，它和二十年后郁达夫的痛哭流涕没有什么两样。

　　也就是说，严复从一开始就在“王顾左右而言他”，借达尔文和赫胥黎之酒浇“自己心中之块垒”；也正是从这时候起，救亡图存的呼声就埋下了压倒启蒙的伏笔。

　　在若干年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还记得初读《天演论》时的新鲜感：“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鲁迅一口气读下去，不仅读到了“物竞天择”，也读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多葛等等对他来说还非常新鲜的名字，这种新鲜感和长辈们要求他看的“臣许应骙跪奏……”等等迂腐不堪的文字恰成对照，构成了对鲁迅的启蒙。

　　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张闳教授认为进化论是鲁迅早期启蒙思想的核心与支柱：“《天演论》风行之初，鲁迅正在南京求学。他一边接受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训练，一边追逐着当时的启蒙主义思想潮流。日后，他又赴日本学习西方医学。从他当时撰写的若干科普文章来看，鲁迅在自然科学理论方面训练有素。严格的科学训练为他接受和理解进化论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中国人也并非总是全盘接受。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一度让中国知识分子也感到吃惊不小。这难道就是达尔文进化论必须要接受的苦难？1918年，严复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似乎对于他介绍给中国人的进化论也颇有怨言：“亲视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而已。”

　　孙中山也曾一度以为，达尔文“物竞天择”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1912年5月7日，孙中山满怀和平理想地发表演说：“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孙中山试图用他的“博爱”感动世人，以为满清已灭民国当立，和平就在眼前，可惜事与愿违，很快，他就不得不再次倒向了进化论：“为此二十世纪，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之世界。如政治、工业、商业种种，非竞争何以有进步？”此时，孙中山已经对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有了充分的警觉，也就在他发表此番言论的17天之后，宋教仁在上海遇刺。

　　此后的历次革命、军阀混战、抗日和内战再没有给中国人放弃达尔文选择和平的机会。我们不禁要问：谁是适者？美国学者浦嘉泯在《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回答说：“革命派是。”“首先是国家主义者，其后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十月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用浦嘉泯的话说，毛泽东所看到的“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世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如果是敌人就要消灭他，否则就要被他们消灭。

　　《进化思想史》的作者皮特·鲍勒不满地说：“‘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短语捏造出一个形象，好象人类为了生存要做殊死的斗争，而且好象社会达尔文论者提倡淘汰不适应者，并把这当作进步的一个必要步骤。”

　　但正是这个捏造出来的形象在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中似乎具有无穷的魅力，吸引着它的信徒们去赴汤蹈火，去创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民族，以抵御自己被异族灭亡的命运，这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但有时也是如此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