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生产者

　　前台与后台之间的距离不到5米，中间被密密麻麻的各种导线分隔开。站在后台裹着大衣也会感到北京冬夜的寒冷，前台的灯光亮起来，穿着超短裙的女主持人便有些冒汗。20多个年轻人走上舞台边唱边舞，舞台很小只有十几平方米，显得有些拥挤，他们努力在舞台上站稳，并试图找到合适的位置。“进入前4名就能够拿到50万元的奖金，并且成为中国移动的代言人，你们要迎接高手的挑战。”主持人喊道，“很残酷吧？不残酷，怎么能红？”

　　这是一档东方卫视与中国移动合作的选秀节目，那些台上还显得羞涩的孩子排队等待进入娱乐工业的生产线。制作人阿PON始终蹲在摄像机的摇臂下盯着显示器，偶尔他会叫停，然后走上台简单交代两句后，重新倒数10秒开始。

　　“我刚来大陆的时候，导演在中断后都是直接喊‘开始’，就像电影片场喊‘Action’，所以我总认为大陆搞电视的人都是从电影转行过来的。”阿PON告诉本刊。他叫张志鹏，台湾资深综艺节目制作人，亲手发掘了主持人吴宗宪，2002年开始来大陆发展。此后一直为很多电视台批量生产综艺节目。

　　1992年张志鹏进入电视行，一头就扎进了竞争最残酷的综艺战场。那时正是台湾综艺节目的黄金时代，是张小燕、张菲、胡瓜的天下。张志鹏最开始做的就是台湾最热门的《龙兄虎弟》，由张菲和他弟弟费玉清主持，曾创下台湾30%的收视纪录。

　　“台湾认定大牌综艺节目主持人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你是否做周六、周日晚上的黄金档(19：30～22：00)，那是电视台的命脉。”张志鹏告诉本刊，“在台湾，要买一个黄金档综艺节目的广告，就必须买其他3个不好时段的广告，叫‘一搭三’。菲哥的那档《龙兄虎弟》，可以达到‘一搭七’，就是一个节目能养活整个电视台。所有的电视台都拼命砸钱做综艺。”

　　综艺节目的竞争异常激烈，制作人用各种方式刺激观众的兴趣。“在台湾录制个节目，今天录，明天播，制作人就等着被骂或者发奖金。每个人会为0.01的收视率争得面红耳赤。”张志鹏说，“仿佛生活在地狱里，没有自己的生活。录制前一天，基本睡不着。早上听到电话响，就会紧张得要死。”

　　进入新世纪，台湾综艺节目开始走下坡路，整体经济不好，电视台也没有资金投入。2002年春节，张志鹏被黄安拉到北京打探市场。正好北京电视台在工人体育馆录制春节晚会，他被彻底镇住了。“场面、费用、人员全部超出我的想象，可以把体育馆租下好几天。我猜当时那台晚会大概花费有600万到1000万元人民币，可是在台湾录的7小时左右的除夕特别节目，也就70万元左右。我觉得大陆的环境太好了，都是大手笔，我可以用小成本做同样的事情。”

　　张志鹏在大陆做的第一档节目叫《综艺新势力》，女主持人用的是谢娜，当时她还在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中叫“叶子”。谢娜当时对自己并没有信心，因为当时女主持人都漂亮气质好。

　　“我对谢娜说，你做综艺节目，保证是排名前五的主持人。演戏有1万个人比你漂亮，但做综艺节目，你这样的人现在还看不到。2002年左右，大陆主持人没有谐星，尤其是女生。一般女生都是智慧、知性，不会有个傻大姐冒出来。台湾的综艺节目有个规律，女主持人都不漂亮，男主持一定丑。瓜哥不好看，菲哥更丑。宪哥头很大，小燕姐也不好看，小S当初红的时候戴个牙套，样子很怪，陶子一开始戴个大眼镜。他们都是因为有个性而红，观众认为你没有高高在上，很贴近我。如果你穿得很漂亮，很多搞怪动作就不愿做了。如果穿得朴素些，就可以放下身段，在地上乱滚。”张志鹏说。

　　进入大陆后，张志鹏继续他的娱乐制造者的专业工作。电视台找他，希望把他的节目作为提高收视率的武器，合同都会签上收视率要求。这次与东方卫视的合作，就需要达到全国0.5%的收视率。

　　除了擅长的综艺节目，张志鹏还在颁奖晚会上延续他制造娱乐的专长。他看大陆的颁奖礼一直感到送奖的痕迹很重，讲话太正式，访谈也不好玩。前两年他终于亲自操刀了一次颁奖典礼。他把老朋友吴宗宪找来，再请来周杰伦、侯佩岑、蔡依林。“周杰伦来了，你把和他闹绯闻的找来，让吴宗宪来损周杰伦和侯佩岑，观众都high翻了。这是一个套路，把有收视点的元素整合在一起。”张志鹏告诉本刊。

　　一方面，专业娱乐制造者总能找到观众兴奋点，另一方面又必须符合审查尺度。《综艺新势力》曾经在凤凰卫视播过一段就停了下来，主要原因在于娱乐的尺度过大。其中有一期请徐怀钰做慈善拍卖，标的物是“徐怀钰帮你按摩”：“下面的男‘粉丝’都很激动。主持人请拍卖成功者先去洗澡，男‘粉丝’就洗得干干净净，穿着浴袍出来，躺在舞台上。徐怀钰把他上衣脱掉做油压。等到滴完油，徐怀钰把手放上去的时候，男‘粉丝’都要疯了，浑身抽搐，现场的喜剧效果十分强烈。”不过这样的尺度是很难被允许的。

　　流水线上的偶然与必然

　　在张志鹏的选秀节目中，注定只有少数年轻人能够成功走上娱乐工业的流水线，被娱乐包装、塑造，然后推向市场。

　　宋柯也希望能够走出唱片工业的死胡同，他不仅需要一个李宇春，而是更多的杀手级产品。

　　今年宋柯去北京的一所普通中学做了一次主题班会，更重要的目的是进行一次生活方式的调查。这一年龄段的学生正是他要着力开发的市场。

　　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宋柯发现他们最喜欢的沟通方式是手机短信而不是QQ；李宁是他们非常喜欢的服装品牌，几乎和耐克、阿迪达斯并驾齐驱。他们唱歌首选钱柜，因为知道钱柜什么时候最便宜，所以也并不觉得贵；喜欢的流行歌手更多是欧美而非港台地区；他们特别喜欢强调个性，认为自己与别人不一样；中学生特别能花钱，比大学生的消费能力强。“这就是网络一代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很强，充满了自信。”宋柯告诉本刊，“我要给他们提供的偶像也是这样的人。”

　　2007年，宋柯用了一年时间跑了全国很多地方，去最好的艺术学校、最时髦的演艺场所搜寻有表演天赋的男孩。他前后考察了上千名候选者，甚至在当地进行简单培训。最后选中了50多个孩子，年龄在15～17岁。

　　宋柯在北京通州租了一个大院子做训练基地，孩子们都住在里面培训学习。如同选秀一般实行末位淘汰制，每周淘汰一人。到周末时院子里常能听到哭声。剩下最后十一二人的时候，就固定了下来，进行最专业的演艺培训。“除了文化课之外，每天学习形体、声乐、舞蹈、健身。我们请来最好的老师，麦当娜的编舞就曾在中国住了半年专门帮我培训。这些孩子的英语都不错，因为好多老师是外国人。”宋柯说。在这几年中，这些孩子从来没有向公众曝光过，没有参加过演出，只是向圈内人展示。宋柯希望保持杀手级“产品”的神秘感，“希望他们出道时，就是成熟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论唱歌、舞蹈、表演完全是专业水平”。

　　在这3年中，宋柯为此已投入了几百万元，这是一笔长线投资。他从其中挑选了6名主力成员成立了名为M.I.C的偶像组合，准备近期推向前台。目前这个组合已经接拍了LG手机的一部广告。“他们的名字已经进入了很多著名导演的名单了。”宋柯说。公司与新人们签署了十一二年工作合同，分成比例动态调整，初期公司会拿得更多。宋柯渴望他们获得大成功，“但这种成功未必能够复制，最多再来一个女子组合”。但娱乐工业的流水线已经启动，通州的那个大院子里又住进了新的成员。

　　因“超女”选秀而崛起的天娱传媒，几年下来已成为一座“偶像超市”。张杰、谭维维是唱将，曾轶可是文艺女青年，魏晨、俞灏明形象足够可人，适合拍偶像剧。

　　我们都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木村拓哉的邻居把他档案照片寄去杰尼斯事务所，于是他被挖掘；林青霞走在马路上，被琼瑶的星探发现；梁朝伟和周星驰是朋友，一起去考艺员培训班，梁朝伟一次成功，周星驰第二年再来过。这些听似偶然的机遇，对于偶像个人来说是机遇，但是对于成熟的娱乐工业流水线来说，不过换个产品。没有木村拓哉，会有别的万人迷；没有林青霞，琼瑶会捧红别的少女；艺员培训班没有梁朝伟、周星驰，或许别的艺员可以得到成名的机会。

　　这是一个偶然与必然交织的生产过程。10年前的周杰伦不会红，就像现在不会有人喜欢一个亲民的周杰伦、一个会说“小朋友你们好”的周杰伦。“《蜗居》中的海萍是否会成为一个符号性的人物呢？并非她的演技如何出众，而是呼应了人们对于房子和居住的情绪。”宗帅说，“她是否会成为当代年轻人的代言人呢？那些年轻的品牌就会选择与她合作。”

　　在某种意义上，不确定性正是娱乐工业的迷人之处。谁知道从这条流水线开下来的会是奔驰还是奥拓？下一部风靡全国的大片会是什么？下一个现象级的明星又会是谁？人工制造还是从天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