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田杨菊芬贩毒的底层生活

　　如果蒋家田不认识杨菊芬，他现在也许只是昆明火车站一带有些江湖地位的老大哥，明里开个旅社、杂货铺什么的，暗里做些说不清楚的灰色行当。如果杨菊芬不认识蒋家田，现在也许还在洗头房当服务员，攒几年钱再自己出来单干。然而，两人从情人到事业伙伴配合得天衣无缝，蒋家田的人脉为毒品分销提供了渠道，杨菊芬的父亲在缅甸的熟人为他们找到了毒品来源。从2005年初到2008年被捕，他们一共贩运了60公斤海洛因到昆明，2009年12月7日，昆明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两人死刑，以绝命告终。

　　记者 杨璐

　　最后一次运毒

　　下线、分销海洛因的李文彩被抓捕已经两个多月，蒋家田和杨菊芬却一直没感到有什么动静。2008年中秋节前夕，杨菊芬打电话给蒋家田，让他从银行里给自己父亲杨国应取一笔钱。蒋家田后来向警方交代，他心里知道这是杨国应用去买毒品的，但是如果杨菊芬不说，他也不会问，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虽然两人已经分手且各自有了新的情人，可是两人还是有一个共同的账户，户名是蒋家田，里面的存款是杨菊芬和父亲杨国应贩毒挣来的钱。平时这张农行的铂金卡保管在杨菊芬的母亲蒋满英手里，密码只有蒋家田、杨菊芬和杨菊芬的新情人汪晓(化名)知道。把钱放在蒋家田名下，杨菊芬对警方的解释是，一是可以让贩毒款更隐秘，二是如果自己贩毒被捕，还可以给她和蒋家田的私生女蒋婷(化名)留一笔抚养费。

　　蒋家田在昆明关上宝海公园对面的农行给杨国应取了37万元，又从自己口袋里拿了1000元给这个比自己还小3岁的“前岳父”。“快过中秋节了，这1000元是给他自己买点东西，另外他一个人带那么多钱去南伞，也要叮嘱一下小心。”

　　杨国应带着巨款坐班车回到保山龙陵老家住了十几天才出发去了南伞，在距国境线200米的地方找了一个小旅社住下来，然后打电话给缅甸女人老顺。这一次，杨国应要带回昆明的毒品格外多，总共有19块，其中蒋家田、杨菊芬占了15块，出于朋友之谊，顺路帮老顺运卖到昆明的有两块。杨国应自己没有本钱，但也向老顺赊了两块。按照他们之间交易的常规价，每克海洛因在缅甸进价是80元，运到昆明可以卖到230元上下浮动，一块海洛因有350克，随便搭搭顺风车卖两块，也有10万元钱入账了。不过头疼的应该是卧铺客车司机谢明祥，他的工具箱里最多只能藏18块海洛因，多出来的一块藏在哪里，到时候少不了费一番周折。但杨国应对这些似乎并不操心，他甚至从龙陵老家还带了两袋土豆到南伞，准备放在客车上一道带回昆明去吃。

　　一切都按常规，9月11日与老顺通完电话，程序上有了小变化。老顺在电话里说，这段时间边境武警查得紧，还装上了摄像头，她不再派人负责送货到中国境内了。杨国应没把此话放在心上，他同意自己去缅甸带货。9月12日早上，他按照老顺的安排，在距中国国境不到200米的缅甸境内一块大青石背后接了货，把它们放在黑色旅行袋里，绕过边检站从果敢杨龙寨附近的小路入境，然后坐了一辆三轮车往新城方向走。后面边检站工作人员追上来喊停车，杨国应匆忙跳下车，跑到附近一个农户家里躲到了楼梯下，随身带的黑色旅行袋被他扔出了农户院墙。然而，最后他还是人赃俱获被逮捕调查。

　　这一天，蒋家田的新茶室开张，忙里忙外了一整天，晚上21点多才吃晚饭，他接到杨菊芬的电话：“是不是老头出事儿了，电话打不通。”蒋家田于是给口岸的熟人打电话询问，杨国应被抓时报的是化名，当晚蒋、杨并没有得到答案。第二天一早从身高样貌才确定了杨国应被捕，蒋家田即打电话给口岸当地一位律师，让他无论什么办法也要把人捞出来。他后来向警方解释，虽然杨国应犯的是死罪，可是小地方有小地方的规矩，也许就能办成了。律师开价100万元，到这时蒋家田依旧想得周到，先付了21万元。“20万元是定金，人家办事也要请客送礼，我多付了1万元的活动费。”蒋家田四下活动时，杨国应招供，9月15日，蒋家田和杨菊芬分别被警方逮捕归案。

　　危险关系

　　从蒋家田来昆明谋生到被捕，他十几年的活动范围都集中在昆明火车站对面的南窑村、福德村和宋旗营村。这些邻近火车站的城中村早就没有了地，村民们依靠出租房屋和开旅社为生。比本村人多出4倍到5倍的外来人口既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也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烦恼。“十几年前，摆路边摊卖瓜子的，有人掏200块钱买一包，这些都是贩毒发零包的。”一位村民向本刊记者回忆。“那时候还在老村子，吸毒的人也多，总能看到瘦得两颊没肉，神情恍惚的人。”宋旗营村负责治保工作的牛猛告诉本刊记者。除了贩毒吸毒者，抢劫案件“一天光人赃俱获的都能抓到两起”。

　　蒋家田到昆明的时候，在宋旗营老村租了一间房开杂货店，前面卖货，晚上在后面支一张床睡觉，后来还开过饭馆、做过竹器加工生意。在牛猛的印象里，蒋家田与村里的租客们一样都是从事小生意的社会底层人。但是在蒋家田的女儿小林(化名)的记忆里，父亲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大方、讲义气的人。“我记得我家在火车站前开个杂货店，到了吃饭时候，爸爸就喊那些没钱吃饭的人来一起吃或者有时候给他们点钱让他们吃饭。”在宋旗营村支书眼里，这也是蒋家田获得一些江湖地位的原因：“我1995年从部队回来的时候，就有人跟他叫大哥了，不过都是一些吃不上饭的小混混，上不了台面。”而牛猛再次注意到蒋家田是因为“他好像是给警察做过事，这种事情他肯定不会跟我们说，不过我们做治保工作的能感觉到”。牛猛告诉本刊记者，能当上警察的线人得是游走在灰色地带有一定的消息和人脉的。

　　在2004年之前，混迹在鱼龙混杂的火车站前的蒋家田还没有一项能拿得出手的生意，问起他的收入来源，唯一有迹可寻的是2001年9月，蒋家田贩毒被抓现行并且在第二年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1个月。2004年夏天，51岁的蒋家田走进了福德村的一间发廊，认识了23岁的发廊妹杨菊芬，一周后蒋家田在市政府小区租了一间套房，并且给杨菊芬一张1万块钱的存折，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

　　消息传回杨菊芬的龙陵县平达村老家，亲友们都觉得她有了一个好归宿。“那个老板给杨菊芬找了一个好工作，在宾馆当前台一个月能挣千八百块钱。”平达村距龙陵县城开车最快也要两个半小时，而从杨菊芬家门口步行到缅甸，包括坐竹筏过怒江的时间也只要3个多小时，如果坐大巴车到南伞口岸只要4小时，过了南伞口岸就是金三角的毒品集散地，老街。山区地少，种田只能糊口，村民们普遍选择外出打工，许多人去缅甸赌场工作，一来二去有人就同海洛因扯上了关系。“一般都是走南伞，那里距离老街很近，一条国境线上有太多路了，警察只能守着大路，背毒品的人走小路。附近有个坝子是寡妇村，村里90%的男人都贩毒被抓了。”平达村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5年前，杨菊芬的二哥杨枝文也走上了这条路。“贩毒的有3个阶段，没本钱的时候替老板背毒挣点运费，等攒到了本钱就自己单干，再赚了钱就雇别人背了，这样风险最小。杨枝文刚到第二个阶段就被抓了，他当时也没什么钱，就挣到一个2000多块钱的手机。”杨枝文的堂弟杨光宏告诉本刊记者。贫穷的杨国应为了救二儿子一命，把一家四代居住的土屋卖了几万块钱。杨菊芬跟上蒋家田时，正是杨家老小几乎无容身之地的关头。

　　于是在平达村村民的眼里，杨家的苦日子由此过到了头，杨国应赎回了低矮的土房，并且不久之后在整条街上最先盖起了新楼房。“我们这里的老人家都不用钱包的，一共就几十块钱都揣在口袋里，杨国应和蒋满英随身带着大皮夹子，一打开里面是一沓百元大钞。蒋满英拿着装满百元大钞的皮夹子去打一毛钱的纸牌，还向牌友晃自己的手展示手指上的金戒指。”处于平达村这样的环境里，村民们对杨家的暴富隐约能猜到点端倪：“他们年纪大又没有文化做什么生意能这么快就富起来啊。”杨菊芬的大哥杨枝能倒是不避讳，他曾告诉堂弟杨光宏，自己因贩毒被抓过，花了100万元保出来了。杨光宏对这个说法并不相信，他说：“他们全家说话水分都很大。”不过杨家人也有增加可信度的方法，他们有意无意流露出杨菊芬嫁了一个有背景的老板，“连派出所的警察都拿他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