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 最好的时光来了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北京

　　特约撰稿  韩天

　　仅仅10年之前，中国电影产业还处在寒冬之中，在全球电影业滑坡的今天，中国电影却被寄予了厚望

　　按照规律，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影视业一般不降反升。“还有什么比跑进电影院里，找寻两个小时逃避现实更便宜的娱乐？”“银幕上的花团锦簇、悲欢离合的故事、寻梦，也是大家发泄喜怒哀乐的最佳场所”

　　“电影是什么？电影是创作、商品、娱乐。”《三枪拍案惊奇》上画前夕，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10年下来，评论界也罢，知识分子也罢，可能都接受了这种多元化的定义。这实际上是个进步。”

　　不管我们是否认同这个“进步”，10年来中国电影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1月20日，2009年的内地贺岁档就拉开了序幕。这个业界公认的黄金档期将持续到2010年2月20日，长达93天，为1997年内地正式出现“贺岁档”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

　　在93天的时间里，有50余部电影先后上映，远超去年27部的数量，几乎两天就有一部新片。其中包括了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陈可辛的《十月围城》等片。北京新影联院线副总经理高军放言：“2010年贺岁档票房达到20亿没问题！”而仅在2009年同期，这个数字还为14.7亿，2008年则为9.47亿。

　　在过去5年中，中国电影票房始终以每年20%-35%的速度递增。2009年全国新建影院数目更突破110家，新银幕数突破600张，平均每天就有1.64块银幕诞生。

　　仅仅10年之前，中国电影产业还处在寒冬之中，如今“暖春”来了。在全球电影业滑坡的今天，中国电影却被各方寄予厚望。

　　“41亿元？这么少？”

　　如今，电影是最值得贩售的软性商品之一。从恢宏的首映礼到豪华的电影院，从追捧明星到恶搞台词，电影附着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国日渐崛起的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

　　2009年，全国电影票房预计可达到53-58亿，比2008年增长28.5%，连续4年以25%以上的速率递增。而到2010年，全国票房预计可达70亿，有望进入世界前十。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说：“10年之内，中国电影票房将达300亿，中国电影的关联产业收入将超过1000亿。”

　　“该如何理解中国电影业的现状呢？”中国导演协会秘书长郑洞天则说，“通过数字强调增长固然是一种价值观，而通过数字看问题，则是另一种价值观。”

　　业界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4年前，当一份中国电影市场收入预计是41亿人民币的数据报告送到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手中时，这位传媒大亨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41亿元？这么少？”

　　实际上，这些数字如果放在整个世界电影工业的背景里看，更像是润物细无声的微雨。

　　中国的电影票房收入只占美国票房收入的6%。电影民营企业中的老大——华谊兄弟，2008年的电影票房收入为6亿人民币，而美国2008年的年度票房冠军《蝙蝠侠》一部影片的收入就达63亿人民币。

　　“最赚钱的电影，也就赚几千万人民币”——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

　　“要谈未来10年300亿的总票房，先要实现中国电影的银幕片数达到2万张，加大电影院硬件设施的投入，”民营电影公司保利博纳的董事长于冬说，“目前我国电影银幕的总片数还不到5000张，而美国现在已经达到4万张，可以说中国电影市场相当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

　　在引进“大片”的前10年，中国一直难掩国产影片大败于好莱坞的窘境。《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泰坦尼克》等影片横扫国内票房后，有电影业内人士担忧掌握美国大片进口配额的中影公司会成为美国片商的“洋买办”。北京市电影公司甚至专门致函中央某部长说：“让美国的影片占领我们的电影市场，用中国的票款养肥外国的片商，不利于稳定整个电影行业的军心。”

　　直到2005年，国产电影的票房终于首次超过美国大片。但由于国内进口配额限制，2008年中国只进口了25部美国大片，再加上一些欧美“小片”，就已获得40%的票房份额，而2008年中国生产了400多部国产片，同样的产出，产品却是好莱坞10倍的数量。

　　更具说服力的对比则是，在2008年43亿元的票房中，26亿元来自国产片。其中仅票房排名前9位的国产大片，在国内赚取的票房总和就逼近20亿元，剩下国产片的票房总和才6亿元。

　　中影南方新干线负责人邱晴认为，今年贺岁档的国产片票房更不容乐观。尽管在数量上依然占有绝对优势，但从市场来看，因为有了《2012》和《阿凡达》的加入，国产电影票房很可能会输给好莱坞片。

　　《阿凡达》是美国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筹备20年的巨制。作为最成功的商业导演，卡梅隆的信誉甚至比斯皮尔伯格都要强。虽然《阿凡达》在内地上映晚过美国一个月，但威力却依然无人敢小视。

　　《刺陵》导演朱延平对好莱坞电影的冲击表示了担心。他透露《刺陵》两次调整上映时间，从12月29日提前到12月10日，只是想避开《阿凡达》。他还表示，除了《刺陵》，《三枪拍案惊奇》、《风云2》等影片也是因为避让《阿凡达》，不得不调整了档期。

　　“哪部电影能多卖一张票，我就多给它一张银幕”

　　作为《我的唐朝兄弟》的导演，杨树鹏第一次执导影片就获得了上映机会。尽管口碑不错，但却不到一星期就被挤下排片表，也没有收回成本。

　　“事实上这是一次惨痛的经历，让我知道，在电影创意、制作和执着之外，还有——的确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杨树鹏对本刊记者说，“事已至此，我连个能对此负责的人都找不到，如果能找到，我一定打得他满地找牙。”

　　对于另外一些中小成本的国产影片来说，连进电影院都是奢望。

　　小型影视制作公司“春秋院线”的总经理吕建民精于计算。他投资拍摄小成本高清数字电影《天台》花了五六十万，如果要上院线，至少还要花那么多钱。

　　“从票房收入中我可以分到30%，”吕建民说，“也就是说要200万元左右的票房收入才能收回上院线需要的投资，而对于国产小电影来说，能有100万票房就很不错了。”正是在这样的精确计算后，吕建民做出了决定：“算了，不上了。”

　　电影作为一种商品，能否通过影院渠道与观众见面，投资人更多考虑的是成本和回报。一部电影，在全国范围内发行，至少需要几十个拷贝，每个拷贝8000元。一部三五百万投资的电影，连宣传费、拷贝费都付不起。这些电影靠各种奖项的奖金和海外版权销售，往往还能收回成本甚至略有盈余，而一旦加大宣传成本博取票房，亏本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于是中国电影出现了这样一个现实：大量拍出来的电影没能进入电影院。2009年，能够进入电影院上映的国产片只有83部。2008年，406部国产片中上映的也只有80部左右。这一现象已经持续多年，200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402和80，2006年则为330和90。

　　《夜店》导演杨庆认为，问题出在院线的权力太大。“要是他们不给你排档，或者给你排特别差的时间段，再好的片子也会玩完，”杨庆诉苦说，“《夜店》受排挤不是发行公司的问题，问题出在院线。”

　　在杨庆看来，在同一档期，影片获得院线支持，往往便可取得票房佳绩，否则便可能沦为炮灰。《集结号》在票房热卖的半年前便与“八大院线”有过声势浩大的签约仪式；而《喜羊羊》的票房奇迹离不开上海联合院线的鼎力支持。今年暑期档的《麦兜响叮铛》则继续复制这一手法，7000万的票房佳绩中，上海联合院线便贡献了接近三四分之一的份额。

　　“没有大的宣传营销声势，影院经理就不会认为这个电影是有票房的。他就不会安排最好的上档时间和场数，”导演曹保平对本刊记者说，“所有的这些都源于没有一个规范的商业运营。”

　　对于“排片潜规则”的指责，院线公司则不以为然。“比如9月初，好片大片空缺，全国总票房一下子就跌到每天六七百万。我们只能寄望于9月17日《建国大业》上映，扳回颓势。”

　　对于中小投资规模的国产片沦为炮灰，业内人士不二表示，“因为影院肯定还是要赚钱的，观众想看《2012》难道影院就不给他们看吗？”而另外一个业内人士关雅荻则觉得，国内电影市场的高速增长，让以前的经验判断失去了准头，“整个市场盘子的变大，让市场越来越不可预测，强者更强，弱者会死得更惨。”

　　目前，国内票房来自于若干条城市院线。院线类似于快餐的连锁加盟，一家影院好比一家快餐店，一条院线就是一个品牌，实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

　　郑洞天说，影院老板们的经营指导思想，目前还处在原始积累阶段。在营销上，还是坚持票房是衡量电影产业的第一指标。“哪部电影能多卖一张票，我就多给它一张银幕。”

　　实际上，真正的“院线制”是一种成熟的电影营销手段，当前出现“原始积累和院线制在打架”，原因就在于“没有细分市场”。

　　“所有院线只演一部电影，其实并不是大片垄断，”郑洞天说，“而是每一个电影院都力争效益最大化，稀里糊涂地形成了一种合力所造成的垄断效果。”

　　在美国，很多著名的院线公司，如Regal Entertainment Group，他们手中掌握的电影院数量常常多达几百家，形成了遍布全国的电影院网络，他们之间的纽带多靠资本相联系。而不同的院线公司，则如同快餐中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强调各自不同的品味和对电影的理解，不同类型的电影进入不同的院线，最终到达不同类型的观众面前。

　　这似乎为中国院线提供了一条良性发展的方向。郑洞天认为，无论院线还是影院，都要转为私有化的形式，或者至少采用股份制，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这样才能从重短期利益过渡到重长期品牌。

　　如今，民营资本已经开始流入院线领域。地产商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给旗下的万达院线公司下达了目标：每年建成10座以上的多厅影城、100块左右的银幕；到2010年基本拥有近70家直接投资的电影院、550块银幕、10亿元年收入。

　　“万达提倡这样一种休闲方式：早上睡个懒觉，然后一家人开个车，买张电影票逛逛商场，吃顿快餐，一天在这里消耗掉，”万达院线副总经理陈国伟对本刊记者说，“万达院线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将看电影培养成一种类似用电脑、打手机一样的生活方式，一两个星期不看场电影，生活就缺了点什么，感觉没有味道。”

　　对此，《盲井》、《盲山》的导演李杨的看法并不乐观：“现在，我们电影的类型还不如1980年代丰富，”李杨说，“一进电影院就是千篇一律的大片，如何指望观众形成观影习惯？”

　　李杨刚从法国巴黎回来。一天晚上，他去看电影，发现10个厅上映10部不同层次的电影，而且10个买票队伍几乎一样长，既有来看好莱坞大片的队伍，也有来看艺术电影的队伍。

　　《麦田》导演何平也说：“电影市场好了，因为商业电影拍得很像商业电影了，例如说怎样包装、怎样宣传、怎样推广一部电影，在影片中使用什么明星组合，怎么设定制作预算，我们这几年做得很好，越来越国际化……市场好了，电影拍得却不够好，远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那么有文化气质。”文化发展严重落后于产业发展，让何平感叹“我们离国际水平越来越远”。

　　高军对媒体说：“尽管我们肯定商业大片，但我们缺少的不是商业大片，最缺少、最薄弱的是中等投资规模、中等回报的主流故事电影。现在或者是大投资高票房、动辄上亿的电影，或者是大量的全国票房仅有几万、几十万元的影片，还有的干脆就进不了院线。中国电影呈现出一个很不健康的金字塔形状，而理想的形状应该是纺锤形。”

　　中国的“软实力”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电影也曾有过辉煌。那时电视还没有普及，中国的观影人数最高达到293亿人次，平均每个人每年进电影院29次。文革结束后，电影故事片的拍摄迅速恢复，很快超过了解放后的最高产量，再加上376部文革中被禁的国产老电影复映，中国电影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潮。

　　尽管有那么多的人次，却没有形成消费。因为电影的经营方式是国家花钱拍电影，单位和政府掏钱买票请人看，政府的钱从这兜进那兜。1993年，广电总局颁布《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10年之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出台。

　　亲历这段历史的高军说：“前者结束了当时中国电影‘统购包销’的局面，开始把电影推向市场化；而后者则打破了过去只有国家指定的16家电影制片厂才有资格拍电影的规定，任何国有、民营企业都可以投资制作、发行和放映电影。至此，中国电影完全走向了市场。”

　　现在，每年的国产电影中还是有一大批并不在意票房的主旋律影片。它们为各种意识形态的需求而制作，由各地政府埋单，基本上不计回报，只求宣传。比如今年的30部国庆献礼影片，除《建国大业》等几部片外，基本都属于这样的影片。

　　还有一类影片，数量更为庞大。它们以低于80万的资金拍摄，使用数码机器，往往租一个别墅拍上一周，再用一周时间做后期便可完工。这样的作品，很难卖给院线，它们的盈利模式是卖给现有的7个电视台的电影频道(央视、东方、西影、长影、珠江、潇湘和峨眉电影频道)。这样的影片占据了每年国产影片数量的一半甚至更多，其中不乏粗制滥造之作。

　　“就像报纸旮旯经常登的致富小广告，”郑洞天形象地说，“如今，拍烂电影已经成了中国大地上一门新的营生，有趣的是，恰恰是国家办的电影频道支撑了这样一种市场需求。”

　　商业大片往往“叫座不叫好”，低成本电影又常常制作粗糙，中国电影的希望在哪里？导演李杨的答案是，在每年十几部真正符合艺术规律的电影身上，他称之为中国的“软实力”。

　　这批影片中，有一些瞄准了国际电影节，通过这样的途径收回成本。特别是如果能够参加戛纳、威尼斯、柏林电影节的话，由此获得的海外收入大致可以补回几百万元的成本。郑洞天说，现在对于大多数比较有潜质的创作者，如果拍不到商业大片，基本上都被逼到了这条路上。

　　即便在国际上取得了声誉，对年轻导演而言，内地的电影市场依然是残酷的。《凤凰》的导演金琛说：“好久没拍电影了，一直忙着拍电视剧挣钱。”在东京电影节载誉归来后，他面对的是内地市场对《凤凰》的“遗忘”。最终《凤凰》赔了一半的制作费，金琛只好再回头拍电视剧，赚钱还给投资方。

　　艺术性真是“票房毒药”吗？当年，美国一部独立影片《女巫布莱尔》，凭借2万美元的投资，换回全世界两亿美元的收入，而李安《喜宴》的性价比高达1：21，超过所有大片。

　　同时，这些低成本的艺术影片创作者中，往往潜伏着一些有能力在日后投入到商业电影制作中的年轻导演。在拍摄《疯狂的石头》之前，宁浩曾经一边拍广告挣钱，一边拍摄了《香火》、《绿草地》这两部低成本的艺术电影。虽然它们都在国外的电影节获得了一些奖项，但由于资金困难，拍摄时很多想法无法实现。而恰恰是《绿草地》在香港亚洲电影节上被刘德华看中，宁浩受邀加入他主持的“亚洲新星导”计划，这才有了后来的《疯狂的石头》。

　　“我并不觉得拍小片就没有生存空间，”宁浩说，“我也不觉得拍大片就一定会被别人左右。”

　　其实，不管是大片还是小片，在李杨看来，一个成熟、规范的电影市场，应该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

　　“中国电影的问题不是时间问题，而是体制问题”，李杨说，“类似的问题也远远不止于电影领域，只是恰好在电影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罢了。”

　　“赚钱和保本的影片占20%，赔钱的占80%”

　　20年前，第五代导演拍出了《银蛇谋杀案》、《代号美洲豹》、《摇滚青年》这样的类型电影，但现在的主流商业电影除了古装大片和搞笑大片，已经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身影。

　　今年的贺岁档中，虽然影片数量空前庞大，但类型却仍然单一，大多数影片中的角色都穿着古装戏服，演绎着或真或假的古代故事。由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领衔，《十月围城》、《锦衣卫》、《风云2》、《刺陵》、《孔子》、《花木兰》、《熊猫大侠》等影片，不是古装片便是年代戏。

　　贺岁档出现之初，以冯小刚为代表，喜剧片居多，渐渐有了古装片、动作片、爱情片等，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如今，贺岁档又成了古装片的天下，现代题材缺失。新首都电影院总经理官志斌认为：“古装片受追捧，是因为这类片子拍出来基本都卖座。”

　　古装武侠题材仍是国内商业片中最为成熟的类型，市场认可度相对较高，回收成本相对容易。对于贺岁档古装片一窝蜂的情况，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学教授赵宁宇认为，这些片子模仿《画皮》、《十全九美》的成分很大，去年这两部影片票房均大获成功。

　　“为什么说《英雄》和《甲方乙方》重要呢？”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说，“因为目前只有这两种商业模式被证明成功。”

　　于是，中国式大片被渐渐逼上了“梁山”。“一部片子要有四五个亚洲一线明星砸进去，”王朔调侃说，“一千万美元以下的，上房不带剑的，叫人瞧不出咱们从前心里其实挺狠的，不叫电影。”

　　虽然由此带来巨额成本和投资风险，但是投资人抱怨，如果不砸这么多钱，就有可能赔得更惨。

　　这种情况，在今年的贺岁档似乎有所改善。除《十月围城》外，今年的古装片大多是投资四五千万元的中等成本影片，就连一贯“铺张浪费”的张艺谋也走起了稳妥路线。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前几年大投资的影片过多，但收益多不尽如人意，因此现在真正的大片很少，这样对投资人来说更安全。虽然《三枪拍案惊奇》、《花木兰》、《孔子》等投资也不小，但没有像当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样突出。

　　即便如此，以目前资本和市场的成熟度，电影投资仍然是一种“冒险”行为。“业内有一个说法叫‘二八定律’，”高军说，“是指赚钱和保本的影片占20%，赔钱的占80%。”

　　好莱坞分析家们认为，电影业不仅是一个独特的行业，而且是高风险、不确定，甚至毫无章法的。即使存在众多电影市场调查公司，电影业仍然存在很多难以判断的因素。在历史上，许多原本很卖座的电影都因为判断失误而被放弃。例如，环球公司放弃了《星球大战》，哥伦比亚公司放弃了《E.T》，而除了派拉蒙公司之外的其他所有制作公司都不看好《夺宝奇兵》。

　　目前，国内制作、发行、院线的票房分成是4：2：4，这意味着票房要比投资高3倍才能算是赚钱。一部大片如果真的投资两三个亿，那么即使国内的票房收入超过《泰坦尼克》的3.5亿，也未必就能够赚回成本。

　　以中影的《赤壁》为例，其拍摄投资总额一度风传为8000万美元，但其上下两部影片内地票房不过5亿多元，即使考虑海外版权，该片似乎“亏损严重”。但实际上，《赤壁》的实际拍摄投资额仅人民币1亿多元。

　　“这就是中国电影的现状，宣传的数字都不可信，商业影片的投资额都往高了说，主旋律影片的投资额都往低了说，公开的票房收入全都高出实际数字，”一位业内人士感慨道。   

　　《建国大业》上映期间，韩三平在多个场合对媒体乐观估计，这部电影投资3000万，只要票房达到1亿即可盈利，说明主旋律影片不依赖政府支持就能赚钱。

　　该片的另一位投资人则透露，《建国大业》实际拍摄投资为3700万元，中影还为它投入了2000万元的宣传费用。这些也应计算进去。两项相加是5700万元，那么《建国大业》的票房至少要达到1.4亿元左右，才能刚刚实现盈亏平衡。当然，这些都要在众多明星“零片酬”的基础上。

　　“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看法国前几年报界对电影产业的批评：表面胖是虚胖，表面健康的身体存了胆固醇。数字不是一切，当环境(如制作规律、守法程度、通路建构)、人才和观众不能有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时，许多数字是虚膨胀的。法国以电影文化自诩，当电影全沦为电视剧般的平庸之作时，社会发出了怒吼，”台湾电影人焦雄屏说，“反之，中国电影观众比较逆来顺受。大家看了广告去看电影，出来一直骂，可是下次又再走进戏院。令人念念不忘的电影，曾几何时消失了？”

　　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在今年近50部贺岁档影片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投资有4000万元左右。“这种规模的投资需要1亿票房才能收回投资。即使国产电影按40%满打满算的增长率算，贺岁档撑死能达20多亿票房，但又怎么可能有20多部影片每部都占1亿多呢？其中张艺谋、陈可辛肯定要占据更大份额。”照这样看，更多贺岁片的投资人，未必能得到预期的回报。

　　“现在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机会”

　　2009年10月15日，华谊兄弟终于如愿以偿登上资本市场的舞台，成为全国首家登陆创业板的影视娱乐公司。这给华谊兄弟打开了一条更广阔的融资渠道，但更重要的是，华谊兄弟上市的成功，给中国影视企业的群体上市提供了示范。

　　不过，也有权威人士认为，市场对华谊兄弟以及整个首批上市的创业板企业的股票估值，都显得过于乐观了。　　

　　按照惯例，40来亿的票房蛋糕只有40%归拍电影方。也就是说，如果电影市场不发生大的变化，国内的拍电影方大约能收入10来亿(营业额)，以15%的净利润率计算，中国所有电影一年能赚到的净利润也就2亿左右。

　　假定进入稳定期的企业零增长，同时零衰退，并且假定公司100%地现金分红，那么，20倍的市盈率相当于5%的年利率。

　　假设华谊会在5年之后进入这个阶段，那么，在5年之后，它要维持现在的市值，一年的净利润应该为5亿元。这意味着华谊一家要每年拿到100亿的票房，以《风声》2.2亿的票房计算，每年需要推出40多部《风声》级的电影，近乎每周一部。如果华谊不拓展新的业务，不进行商业模式调整，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易凯资本CEO王冉认为，从投资的角度讲，一个一年只拍一两部电影的公司将承担巨大风险，中国电影公司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就是：上规模，提高吞吐量。

　　“什么时候出现了三四家能够每年投拍十几部、二十几部，甚至三十几部电影的公司，”王冉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电影业才算真正走向了成熟。”

　　于是一切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原初性的问题：融资，以及如何融资。

　　中国电影的投资主要来自社会资金，虽然去年有招商银行投资背景的《非诚勿扰》票房表现不俗，但高军仍然认为，金融和电影产业连接在一起风险比较大。中国电影目前赔赚比例的“二八定律”，决定了有些企业从银行拿不到投资。

　　2007年7月，保利博纳获得红杉中国等基金1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在一些获得银行贷款的电影企业看来，风险投资人所要求的回报率，因为高于银行利息，并不具有太大吸引力。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就曾对媒体说：“以股权投资的方式进行电影融资代价太高，一部戏开发了半天，别人投了50%，赚了钱分别人50%。”

　　高军认为，虽然2009年的影片在投资方式和投资结构上会有新的变化，但传统的融资模式仍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由几个制片方投资，投资比例分散，风险共担，远比一家投资方从银行贷款承担所有风险要稳妥。

　　实际上，中国式“大片”几乎都有这样的融资背景。《赤壁》的投资方就包括了橙天娱乐、CCTV电影频道、北京紫禁城影业、北京春秋鸿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等11家影视投资机构。国内投资方按投资比例分享国内市场利润。海外的投资方则包括日本的Avex、台北中环国际、韩国Showbox电影公司和英国渣打银行的贷款。即使《建国大业》这样的献礼影片，投资方也有十几家之多。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沈南鹏表示，电影是典型的文化创意行业，上一部电影成功，有可能下一部就亏钱。

　　“电影的回报是波动性的，如果以10部、20部戏组成一个投资组合，回报就可能很理想。所以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建立专业电影基金非常合适。若能有百分之十几的回报，对闲散资金会吸引很大。”

　　如今，在中国的大城市，年轻的白领花上60-80元的票价，捧着薯片和爆米花，涌进装修豪华的多厅影城——尽管所有的影厅都在放着同样的片子，中间笑场不断，尽管不稳定的经济正在搅动这个时代的神经——但无论如何，中国电影仍然是一块愈发膨松酥香的金色蛋糕。

　　“电影消费本来就是一种宣泄式消费，”万达院线的陈国伟说，“如果生活中有更多的忧虑，人们可能更希望走进这样的场所来缓解、交流、倾诉。”

　　按照历史规律，当经济危机来临时，由于“口红效应”，影视业一般不降反升。“还有什么比跑进电影院里，找寻两个小时逃避现实更便宜的娱乐？”香港金像奖协会主席文隽说，“银幕上的花团锦簇、悲欢离合的故事、寻梦，也是大家发泄喜怒哀乐的最佳场所。”

　　“美国2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成就了好莱坞，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成就了韩国电影，”高军说，“现在则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机会。”

　　(感谢北京电影学院安康对本文提供帮助，实习记者马李灵珊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