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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璇揭秘中国外交:赴南联盟前有人写好遗书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21日09:46  新世纪周刊

  退休外长著书揭秘中国外交

  《劲雨煦风》的出版,不但能让读者回头审视世纪之交中国曲折前行的对外交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民众对唐氏外交风格的刻板印象

  ■本刊记者/陈良飞  特约记者/鲍志恒

  “在外人眼里经常是西装革履,出入各种令人羡慕的场合,觥筹交错。实际上,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会面临各种复杂的斗争场合和突如其来的风险,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

  12月4日,位于北京西二环外的展览路24号院比往常平添了几分热闹,一位年近72岁的客人来到这里,和500名青年学生以及过去的同事、朋友分享自己过往的经历。

  这位老人名字叫唐家璇,前国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8任外交部长。

  他是应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前驻法大使赵进军的邀请,前来出席“外交学院论坛”的。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老部下,现任中国外长杨洁篪和前驻德国大使卢秋田。

  论坛开始前,外交部主管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在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举行新书介绍会,介绍唐刚刚出版的新书《劲雨煦风》。

  参加论坛的外交学院师生回忆,唐以《国际形势劲雨催程,中国外交煦风拂面》为题,围绕《劲雨煦风》的主要内容,结合生动的外交案例,介绍了近年来中国外交取得的显著成就,并分享了他40多年职业外交官生涯的切身感悟。

  从《外交十记》到《劲雨煦风》

  位于展览路东侧的外交学院,毗邻阜成门大街,闹中取静,清幽独处。其是中国外交部唯一的直属高校,旨在“培养中国外交外事复合型人才”,1955年由周恩来总理倡议成立,一时有“中国外交官的摇篮”之称。

  作为培养职业外交官的高等学府,外交学院常有各国官员、大使、外长受邀访问,连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国际政要也曾专程在这里发表演讲。

  2003年,时任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创设了“外交学院论坛”,首场报告的主讲者,正是唐的前任、退休不到半年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外长钱其琛。

  钱、唐二人曾在中国外交的最前线长期共事,在职业生涯中,钱一直是领导,是上司,唐是下属,是弟子。钱任外长时期,唐先后担任其助理、副手。

  1998年,钱卸去外长职,专任主管外交工作的副总理,唐接下他的遗缺,并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自己之所以每年新年之后,首度外访必去非洲时,唐表示“这还是钱副总理任外长时定下的规矩”。

  5年后,钱功成身退,一路受到提携的唐又升任主管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继续钱未竟的事业。

  2003年12月,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的典范”,素有当代中国外交“教父”之称的钱出版回忆录《外交十记》,并将该书70万元版税悉数捐给外交学院,设立“外交十记”奖学金,以“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有志于外交事业的学生完成学业”。

  当年《外交十记》甫一出版,即引发社会极大关注,迅速跻身各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该书也成为新时期中国退休高官著书立说的开山力作,此后,李鹏、李瑞环、李岚清等退休领导人亲撰的著作陆续面世。

  6年后,唐家璇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劲雨煦风》,谈及写书的感受,他感慨道,“往事历历在目,就像演电影一样。”有趣的是,钱在《外交十记》的自序中,回忆起作为“参与者”所经历的的中国外交风云,也情不自禁地写道:“往事历历在目,一些亲身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脑海中不断萦回。”

  相较于《外交十记》记叙的中苏关系正常化、海湾战争、中韩建交、八九动乱后的外交斗争、港澳回归等10件影响深远的重大外交事件,《劲雨煦风》则选取了从1998年起,唐担任外交部长、国务委员10年间,所经历的11件具有代表性的外交事件,包括:中日关系转圜、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的外交斗争、中俄黑瞎子岛问题谈判、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越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印巴核试验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

  “这11个专题既反映了世纪之交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变化,也包含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合作,既有涉及双边关系的复杂案例,也有中国在多边场合的出色表现,既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也有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和把握,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勾画了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主线。”谈及书成的经过,唐对这本耗时一年半的力作,期许甚深。

  相对于唐的期许,钱似乎不愿刻意着墨于自己回忆录的地位和影响,在《外交十记》“自序”的最后,他强调这本回忆录“非史非论”,只是“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平实白描地写下来,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故称之为《外交十记》”。

  “存史、资政、育人”

  “夜色尚未完全褪尽,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惊醒。我心中不由一震,多年的外交工作经验使我对午夜和凌晨时分来的电话异常敏感,我预感一定有重大突发事件。”唐家璇回忆,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轰炸,他努力抑制住内心的义愤,在当地空袭仍在进行的前提下,决定成立专门小组赴南联盟处理各项善后工作。

  “派任何人前去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因为这意味着我要亲手将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送上前线。”唐在书中写道。

  然而,“当时部内相关部门的同志踊跃报名参加。有的同志工作繁重,有的同志身体状况并不好,有的同志家庭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在危机关头,大家都不顾个人安危、不畏艰险。”没有人向唐诉说过任何困难和不安,事后他才了解到,有人在上飞机前“写好了遗书”。

  除了对外交事件和活动背景的忠实记录,书中“还穿插了一些对各国政要及外交官的介绍,对异国风情的描绘,以及有趣的外交花絮”。

  唐表示,他“力求这本书既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又是立足现实,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总结”,他希望“通过评述历史,引发思考,服务现实外交”。

  而为该书作序的中国现任外长杨洁篪,则称赞《劲雨煦风》“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对我们做好今天和明天的外交工作都有着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并对该书在“存史、资政、育人”方面的意义给予积极评价。

  果然,书成之后,出版单位立即感受到了该书引发的社会反响。

  “《劲雨煦风》一问世,便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和喜爱。”世界知识出版社下属的《世界知识》杂志刊发署名文章,认为中国外交的“煦风”与唐“刚柔并济、谦和儒雅的外交风格密不可分”,并“怀着对这位当代中国外交家的感佩之情”,向读者荐读该书。

  在谈到1999年“炸馆事件”时,文章称“他冷静坚强,迎难而上,‘有理、有利、有节’地捍卫国家利益。”文章还透露,唐在深夜为赴南联盟专门小组召开壮行会时的讲话不仅让在场的全体同志感到温暖,即使10年后的今天读来也是“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而在描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特别是对非外交时,文章称赞他真诚、友好的外交风格跃然纸上。“他用传神的笔触,描绘出风光奇特壮美、民风淳朴热情的非洲风情画,字里行间浸透了对大有希望的非洲大陆和勤劳勇敢的非洲人民的亲近之情”。

  可以佐证的是,当年唐在巴西伊泰普水电站亲手种植的那棵钟花树苗,“如今已枝繁叶茂,成为中巴友谊以及蓬勃发展的中拉关系的象征”。

  不过,在《劲雨煦风》出版前,有国内媒体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10位外长经历的外交变局,认为唐是“10位外长中性格最不显山露水,同时最不好评价的一位?无论职业表现还是公开言论,看上去都不很像一位外交官,反倒更像一个老练的政治家”。

  也许,唐对《劲雨煦风》的用心构思和出版社的精心推出,不但能让读者回头审视世纪之交的中国曲折前行的对外交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民众对唐氏外交“四平八稳的作派和内敛阴柔的作风”的刻板印象。

  “外交神秘的时代应当过去了”

  实际上,在中国,以亲历者个人回忆的方式呈现重大外交事件的细节和概貌,早有传统。

  近代著名的洋务运动思想家、有史可查的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臣郭嵩焘,留下的日记和《使西纪程》,以及民国时期著名的《顾维钧日记》,都被视作中国早期外交档案中珍贵的史料,为后世所铭记和传承。

  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主管外交事务的高层领导专门著述个人外交史的努力,也并非始自钱其琛。1988年,钱接任外长,其前任、刚刚升任副总理的嘉定老乡吴学谦就出版有《外交工作回忆录》。而吴的前任,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刚刚掀起的时刻即被解除外长职务的黄华也于2007年,以94岁的高龄整理出版了《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至此,自黄以降,所有卸任的中国外长都已出版回忆录,唯一的例外是李肇星。对于媒体的询问,素有“诗人外交家”之称的李谦虚地表示,现在还没有出回忆录的打算。

  “对我经过的事情,还有个重新认识的过程。现在我还没有能力去很好地把握,对事情的认识、分析和分寸感,还没有想好。最近我在看我的老领导黄镇的一些东西,他是个画家。他说看画要‘丈山尺树,寸马分人’,我觉得我还差得远呢,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所以不敢写。”李肇星说。

  虽然外交官出书,钱其琛不是第一个,但毫无疑问,正是当年《外交十记》的风行,带动了包括各类传记作品在内的“外交官文学”盛极一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著作大都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外交十记》出版当年就名列中国十大畅销书之一,而且先后出了多个文字版本。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等国际政要、外交家的赞誉也纷至沓来。

  在高层领导的直接示范下,各个时期的外事官员、驻外使节和他们的亲属纷纷自撰或经他人之手撰述各类回忆录。最近的例子是,去年面世的以资深外交官吴建民口述为蓝本的《吴建民传》,出版人和编者是钱其琛《外交十记》的原班人马。

  深得钱外交思维精髓的吴建民,亲历和参与了中国外交从意识形态化走向开放务实的完整过程,其书中有了“更多爆料揭秘的成分”,颇能显示中国外交走向开放的尺度。

  由于经常接受媒体访问,吴建民成为中国公众最熟知的外交官员之一,甚至成为诸如《中国大使》之类的系列影视纪录片的主角,而根据这些“外交官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也在近年来方兴未艾。

  用吴的话来说,“外交神秘的时代应当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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