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气候变化智囊团”

　　2007 年初，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成立。这支被称为中国“气候变化智囊团”的队伍，汇集了12 位来自中国气象局等部门的权威专家，其中包括8位院士。“智囊团”的一项日常工作就是“为坐在谈判桌上的人输送武器弹药”。12 月6 日，“智囊团”成员何建坤和潘家华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专家，先期抵达哥本哈根，为此次气候大会中方谈判代表出谋划策。近日，《外滩画报》专访了“智囊团”核心成员—主任委员孙鸿烈院士和副主任委员丁一汇院士。

　　文/周一妍 图/胡滢

　　2003年，美国国防部给布什政府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指出：持续的全球变暖过程，会导致全球气候在2010年前后发生一次突变。

　　次年，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了这份“秘密报告”的内容：《气候突变的情景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同年，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戴维。金在《科学》杂志上撰文称：气候变化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为严重的问题，甚至比恐怖主义还要严重。

　　此后，英国、加拿大、韩国等都设立了最高层面的科学顾问或顾问组，这些顾问为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措施提供科学基础和决策依据。2007年初，美国成立了一支由国防部资助的“气候变化智囊团”，由11名高级退休军官组成，其中包括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中东地区的司令等。

　　同期，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也宣告成立。委员会由12位专家组成，其中包括8位院士，被誉为中央“气候变化智囊团”。这些专家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清华大学、国家海洋局、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国土资源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环保总局、中国林业科学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其中，中科院前副院长孙鸿烈院士为主任委员，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丁一汇院士、清华大学前副校长何建坤教授为副主任委员。

　　“我们的工作就是将科技界各方面的专家联合起来，把大家的智慧吸收进来，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政策建议。”接受《外滩画报》记者专访时，孙鸿烈院士表示。

　　据悉，智囊团拥有一个独立的信息传达机构，可以把专家报告、意见直接送达国务院主管部门。智囊团的一项日常工作是“为坐在谈判桌上的人输送武器弹药”。在本次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际，智囊团的核心任务就是为中国代表团的气候变化谈判提供咨询意见。

　　12月6日，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智囊专家，智囊团成员何建坤和潘家华已先期抵达哥本哈根。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巢清尘评论说，“在这个意义上，这次会议的谈判不亚于中国加入WTO，压力非常大！”

　　孙鸿烈：75岁登珠峰考察冰川

　　早在2005年，时任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院士联名其他8名院士，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国气候变化“智囊团”。

　　2007年，74岁的孙鸿烈接受老同事秦大河的邀请，担任气候变化智囊团主任一职。此后，他将科研重点移向青藏高原冰川消融这类课题上。“我既是智囊团主任，又是智囊团第二工作组组长，我们小组的任务是研究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10月26日，孙鸿烈在北京《科学时报》社楼上的院士办公室接受了本报采访。

　　前一天，他刚结束北非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冰川考察，乘飞机从肯尼亚回国。记者面前这位已76岁高龄的老人，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腰板挺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许多。此前一年，75岁的他还前往珠穆朗玛峰考察。

　　在孙鸿烈院士看来，登雪山、考察冰川只是他平常工作的一部分。孙鸿烈是中国著名的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1983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告诉记者：“像我们这些做科学研究的，为了寻找明确答案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到现场作调查，不能只从书本、理论上去了解国情。”

　　自从担任气候变化智囊团主任之后，孙鸿烈两次到访三江源，两次到访西藏，亲眼见证了全球暖化导致冰川消融后，对当地居民以及植被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以前，喜马拉雅山冰川的末端约在海拔4000米，现在已经上升至4500米，大量融化的冰川流入当地的内流河，进入小湖泊，导致湖面上升，把湖泊周边的草地淹没了。在西藏，湖边草地又称“冬春季节草场”，属于极为珍贵的草地资源，占地面积原本就只有夏秋草场的1/10，如今冬春季节草场被淹没，对西藏少数民族畜牧业发展更是雪上加霜。

　　2007年春，孙鸿烈考察喜马拉雅山，当他走到5400米的绒布冰川山脚下时，他发现了一个更加可怕的现象。这里原本是绒布冰川的末端，几千年来绒布冰川融化后都汇集于此，冰川里的石头也在此地沉积下来，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堤坝。如今越积越多的湖水不断朝堤坝冲去。“一旦堤坝垮塌，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洪水，甚至会一下子冲到印度去。”孙鸿烈说。

　　考察归来，孙鸿烈以中科院院士的身份给国家领导人写建议书。他在建议书中提出三点：加强青藏高原冰川消融的检测；对存在危险的湖泊进行人工引流，减少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加强青藏地区人工草场的建设，挽救当地畜牧业。

　　“目前，中央关心的气候变化核心问题还是减排，我的建议书还没有得到回应。但我相信，哥本哈根会议以后，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适应的关注度，一定会大大提高。”孙鸿烈告诉记者，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依旧会亲自上青藏高原考察。

　　作为青藏考察的中国开路前锋，孙鸿烈对青藏的科考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他回忆说，当时科考的艰苦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高寒缺氧，装备简陋。考察队员每年有半年的时间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高原缺氧，爬山时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喘几口气。几乎每晚睡觉都头痛得厉害，要很久才能入睡。即使夏天那里也很冷，早晨起来小河都结了冰，我们只能在冰上砸开个窟窿，把冰水舀起来洗漱、做饭。” 孙鸿烈回忆说：“当时的伙食也很差，半年时间吃不上几次新鲜蔬菜，中午只有一两块压缩饼干用冷水冲服。经过几年艰苦的野外工作，有的同志头发都掉光了，有的同志牙都没了，有的同志得了心脏病、胃病，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生命。”

　　丁一汇：与IPCC的二十年情缘

　　在中国工程院网站上，写着这样的介绍：“丁一汇是国际上气候变化研究领域中有影响、有贡献的科学家之一”。

　　2008年初，丁一汇在电脑面前敲打完《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对〈IPCC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评估报告》的最后一个字，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这份被盖上“秘密文件”的《评估报告》打印后被装订成厚厚三大本。作为气候变化智囊团副主任，丁一汇领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领智囊团成员分析解读这份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评估报告。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是国际科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最权威、最全面的研究，代表了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水平，也是国际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智囊团花了七八个月对它进行解读，分析出报告的哪些结论对中国有利，哪些结论对中国不利，这些信息在中国参加国际气候谈判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丁一汇说。

　　10月24日，周六傍晚，记者在中国气象局办公室见到了丁一汇院士，这位白发花白、戴着老花眼镜的71岁老人正伏案工作。他手拿一支铅笔和一把尺，对着书桌上摊开的气候变化趋势图资料认真测量。在书桌的前端，整齐地摆满一排笔筒，每只笔筒内都插着十来支2B铅笔。这些就是丁一汇日常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

　　丁一汇还是智囊团第一小组的组长，该小组负责探讨“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比如气候变化产生的原因，如何用气候模型预测未来气候情况等；组员包括来自海洋所的巢纪平院士，以及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吴国雄院士。

　　对于丁一汇来说，研究IPCC报告可谓熟门熟路。早在20年前，他就开始参与到IPCC的工作中。他曾参与和主持IPCC第一、二、三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

　　1990年，时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丁一回被派往联合国，与全球顶尖的数千名科学家一起，对气候变化的科研成果做第一次评估。“当时，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成因还模棱两可，大部分人认为主要是自然因素，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很小，甚至微乎其微。”通过两年时间的论证商讨，《IPCC第一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及《补充报告》于1992年出炉，报告首次提出“持续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在大气中的积累将导致气候变化”这个观念。这项报告直接促成了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

　　1995年，《IPCC第二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表明，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具有可辨识的影响，专家找到更多证据证明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了直接影响；2001年，《IPCC第三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进一步指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温室气体(注：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并将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这两份评估报告意义重大，分别为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通过以及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铺平了道路。其中，丁一汇功不可没，他是《第二份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副主席，《第三份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

　　2007年2月，IPCC发布第四份评估报告。这一次，已经69岁高龄的丁一汇没有参与报告评估工作，但他还是受到IPCC主席金德拉。帕乔里的邀请，成为报告第一章的合著人。“帕乔里说，他希望报告的第一章能够详细介绍气候变化发展的历史观，包括人类对气候变化科学认识的演变过程。由于我参与并主持过前面三份报告的评估工作，写这些内容还是很得心应手。”老人自豪地说。

　　在IPCC工作二十年的经验，也为他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这些资源在他作为智囊团成员进行气候外交时发挥了作用。

　　今年8月，印度环境部部长拉梅什来华访问，一脸愁容。那段时间，不少外国媒体纷纷猜测，中国已同美国就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立场达成某种一致，这令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很不安。

　　10月21日、22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率领丁一汇等三名智囊团成员赶赴印度新德里。在那里，有一支叫做“印度总理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团队在等待他们。双方会面，丁一汇见到了老同事帕乔里博士。接过丁一汇赠送的书籍，帕乔里露出难得的笑容，紧张的气氛顿时变得融洽起来。

　　在印度访问的两天时间里，中方代表团共做了5个报告，第五个压轴出场的丁一汇讲述的是中印共同面对的气候难题。“中印面临许多相同问题，比如说气候变化导致喜马拉雅山脉冰川融化；两个国家都是季风气候，面临相同的旱涝困扰；第三是两国上空同样弥漫着大量大气棕色云团。”丁一汇的报告一下子拉近了中印之间的距离。

　　交流结束，双方达成共识，解振华与拉梅什代表双方政府，顺利签署《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协定》。

　　何建坤：中国低碳之路的探寻者

　　11月2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中国的减排目标：2020年中国碳强度下降40%～45%。消息一经公布，中国著名能源专家、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就成了被追访的焦点。

　　何建坤是我国最早从事应对气候变化对策研究的专家之一，是中国《可再生能源法》(专家意见稿)的首席起草者。作为智囊团第三小组组长，他的任务是和第三小组的其他两位成员——中国能源所前所长周大地、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潘家华一道，研究“我国能源和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孙鸿烈评价说：“现阶段，自然科学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只是1+1=2，但像何建坤等能源专家，则能达到1+1=3的效果。”

　　据何建坤的助理刘滨介绍，为备战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去丹麦前，何教授过着一种“半封闭”的生活，“身为他的助手，我平日也很难联系到他。”“10月22日，他与丁一汇一起从印度回来，紧接着就投入到中国气候变化协定的撰写工作上，为11月15日奥巴马总统访华探讨有关气候问题做准备。送走奥巴马，温家宝总理又宣布了中国的减排计划，此后，他就一直窝在低碳能源实验室中，研究全球气候变化路线图，提出应对的能源安全发展战略。”

　　记者在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网站上看到，实验室的工作口号是“致力于解决能源安全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王赞基向记者透露，2008年何建坤创办清华大学跨学科、跨专业的低碳能源实验室和研究所，目的就是发展低碳能源技术，建筑低碳经济模型，引领中国走向“低能耗、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目前，何建坤正着手研究的大项目包括“中国未来车用能源”，即从天然气、太阳能电以及生物质等清洁能源中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来车用能源。

　　“低碳经济的现代化道路世界尚无先例，中国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照，必须经过探索，并做出成效。”何建坤说。“就像放在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不去尝试，永远都不会知道它是苦是甜。”中国在迈出探索低碳经济道路的第一步时，就注定了这是一次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