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松都这样评价父母：母亲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不论怎样的狂风暴雨都无法摧折她的信念；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革命者，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经历非常复杂，很多话他都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包括他的生活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邢 婷

　　生长于外交官之家的乔松都一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然而这似乎无法抵挡公众对其身世的关注：她的父亲乔冠华、母亲龚澎分别是前外交部长、中共首位新闻发言人，在新中国外交史上都留有浓墨重彩的华章。

　　乔松都17岁那年，正值“文革”时期，母亲含泪病逝；历经一些家庭变故后，而立之年的她再度失去了父亲。从2000年起，乔松都开始寻访父母的足迹：在父母抗战期间工作过的重庆曾家岩50号，讲解员的一声问候“你回家了”，让她热泪盈眶；在档案馆、资料室发黄的卷案与胶片中，她再次目睹了父母在重大外事活动中神采奕奕的形象。

　　“我享受以这种方式和父母重逢”，相比于父亲，乔松都更愿意谈母亲。“母亲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不论怎样的狂风暴雨都无法摧折她的信念，她那坚定的眼神体现了一种超越美的豁达。”

　　“美与革命结合的化身”

　　1973年，在中南海西花厅，乔松都和哥哥乔宗淮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谈到母亲时，周总理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没有人能够代替她。”此时，距离龚澎去世已3年，周总理这句评价背后浓缩的是与龚澎跨越30年的革命情谊。

　　龚澎1914年在日本横滨出生，父亲龚镇洲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1933年，19岁的龚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

　　在燕大，龚澎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并作为学生领袖参与了“一二·九”运动。当时，龚澎和一批进步学生经常聚集在新闻系讲师埃德加·斯诺家中。在斯诺家小小的银幕上，龚澎第一次感受到延安的生机勃勃，并第一个把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在学生中传阅。

　　1938年，怀揣革命激情，龚澎踏上延安之旅。因敬仰革命烈士澎湃，她将学生时代的名字“龚维航”改为“龚澎”。在总部秘书科工作两年后，1940年深秋，龚澎被安排担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负责国际统一战线和外国记者的联络工作。

　　在曾家岩50号工作的6年，被乔松都视为“母亲一生事业的巅峰，作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她做了大量对外宣传事业的开创性工作。”

　　在重庆，龚澎有一项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时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在国民党特务的盯梢监视下，周旋在各国记者和外交官中间。那段时间，来自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以及《时代》、《泰晤士报》等著名传媒机构的上百名外国记者驻在重庆，龚澎带着延安最新广播稿的副本，和这些外国记者交朋友，宣传共产党的理论，很多外国友人由此成为她终身的朋友。

　　龚澎的魅力令不少外国记者为之倾倒，将她视为“言论自由的象征”，“典型的美与革命结合的化身”。当时以美国国务院文官身份来访重庆的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这样评价：“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

　　“那时有些人暗恋妈妈，包括一位出色的美国记者，很多人也曾著文提及这些轶闻。”但龚澎一向落落大方，既不给人尴尬，也从不津津乐道于这些事情。

　　解放后，龚澎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后更名为新闻司)司长，作为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她在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

　　从重庆南方局，到新中国外交部，周总理对龚澎十分信任。1964年，龚澎随同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在抵达阿尔及利亚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某国电视台记者提出采访周恩来的请求，并希望中方付费，龚澎义正言辞地反驳：“你想错了，记者先生！我们不需要favor(恩赐)，在众多国家的电视屏幕上纷纷出现周恩来的形象之后，贵国的电视才姗姗来迟地出现，那时，记者先生，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是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了！”

　　有外国记者评价：“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然而母亲从不把这些当成个人资本炫耀，这与她的为人之道格格不入。我曾好奇地问母亲是不是和周总理很熟，她只是淡然一笑说，那都是为了工作。”乔松都回忆。

　　“文革”中，龚澎因在重庆特殊的工作经历，成为造反派攻击目标。周总理得知后，用他的方式巧妙保护着龚澎。一次会议上，周总理看着坐在最后的龚澎大声说：“龚澎，你坐在前面来！”“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

　　1970年龚澎去世后，周总理没有去八宝山。在他记忆中，龚澎永远是重庆时身着戎装英姿勃勃的样子。他不止一次地对龚澎生前结识的外国友人们难过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父亲在母亲爱的延续中走上巅峰

　　1942年岁末，乔冠华与龚澎相识于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办公室。此前，乔冠华在香港以“乔木”为笔名撰写大量关于二战的国际评论，名噪一时，毛泽东称赞“乔的文章顶得上两个师”。香港沦陷后，乔冠华与众多文化界名流撤离到重庆，加入外事组和《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乔冠华与龚澎经常一起访友，一起看稿件，他们都酷爱古典音乐，尤其是肖邦的作品。1943年，两人结为伉俪。

　　30年的婚姻中，乔冠华与龚澎始终恩爱如初。乔松都回忆，小时候听到父母互称“达令(darling亲爱的)”，十分不解。母亲不动声色地解释：“在家里两个人用一个名字方便”，还补充说，“这个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两人之间使用。”直到乔松都长大后，才明白其中的含义。

　　身为外交官的女儿，乔松都并未感受到成长经历的特殊，“如果说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深受家庭的文化熏陶，父母对我们身教重于言教。”父母的生活非常俭朴，母亲的花旗袍、小胸针和高跟鞋只有参加活动时才用。家里除了钢琴和唱片柜，所有家具都有“外交部”的标签。

　　“多少年来，母亲是父亲的减震器，也是他的主心骨。父亲有什么事总是和妈妈商量。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妈妈的确比爸爸坚定、果断。”

　　“文革”开始后，乔冠华也成了“走资派”。有一次，造反派轮番审乔冠华，要他交代周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乔冠华悄悄打电话问龚澎：现在压得很紧，问得很具体，要不要说？龚澎很坚定地说：“坚决顶住！不要写任何东西。我永远是你的妻子！”

　　“文革”中，乔冠华和龚澎常常互相鼓励。乔松都回忆，一天下班后，母亲让自己弹奏一曲《国际歌》，她和父亲并排站在客厅门前，神情庄重，跟着节奏轻声吟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曲子结束了，母亲深深吸了口气说：“休息过来了，下午接着战斗！”

　　随着各种政治压力接踵而至，龚澎的身体每况愈下。1970年，龚澎因脑出血住院。在清醒的日子里，她尝试着和乔冠华谈及“走后”的话题，每次一张口，乔冠华便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了！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

　　龚澎叫来儿子，嘱咐道：你爸爸很有才华，但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你一定要多多帮助他。不满25岁的乔宗淮抑制着巨大的悲痛，将母亲的嘱托铭记在心。

　　“妈妈走后，受打击最重的是爸爸。”乔松都回忆，那段时间，父亲经常独坐书桌前一遍遍书写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等儿女熟睡后，父亲拿出一个放大镜，一张张翻看他和妻子的旧照，不时老泪纵横，邻居们常听到他悲凄的哭声。

　　1971年，乔冠华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尤其是那个著名的“乔的笑”，被视作他外交生涯的巅峰。乔松都一直坚信，“父亲是在母亲爱的延续中走上巅峰的。”

　　重新理解父亲

　　对于乔松都而言，父亲的晚年经历，伴随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家庭变迁，成为她至今仍不愿过多回忆的往事。她说：“父亲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非常复杂，也非常坎坷，很多话他都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包括他的生活。”

　　母亲离世3年后，乔冠华犹豫再三，对女儿说出了再婚的想法：“我想找个伴儿，你们都在外面忙，我一个人很寂寞。我还要这个家，你和哥哥不要离开我。”

　　多年后，乔松都和哥哥仍受到类似“反对父亲再婚”的指责。“事实是，我和哥哥并没有反对父亲再婚，只是对父亲当时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1973年夏天，在父亲的要求下，哥哥一家搬了出去。令乔松都不解的是，30多年后，一些媒体却对此事件刻意渲染，称乔冠华的儿子从家里擅自拿走了几百张唱片，并引申出“乔的子女搬走了一切”的不实之言。

　　乔松都说，“首先，我家从来没有数百张唱片，更不要说已经历过‘文革’抄家的浩劫了。其次，哥哥至今保留着封套有母亲签名的唱片。至于搬走一切的说法更属子虚乌有。”

　　1973年8月底，乔冠华搬离报房胡同的家，并按规定将这里的住房交回外交部。此后，乔松都和哥哥一度被迫远离父亲，最长时间曾3年没有见过面，“当时我们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隔绝了。”

　　1974年，“文革”后期，国内政局诡谲，同年6月，乔冠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两年后被免职。“父亲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陷入了一场复杂的政治漩涡中。”乔松都坦言，当时听闻一些传说，很震惊，在她眼中，父亲性格耿直，历次运动总因为说一些过头的话而受批评，当遇到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时，他却常常感到束手无策。

　　此时，乔松都和哥哥又默默回到父亲身边。乔冠华曾对身边的人说：“在我最红的时候，我的孩子离开了我，但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又来到我身边，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乔冠华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养病，准备撰写一部外交回忆录。1982年12月，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委托习仲勋和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了乔冠华，询问他的近况，并且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你有那么多丰富的外交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做工作。”组织的信任显然给了乔冠华巨大的安慰。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带着晚年以至一生的几个遗憾：未完成的事业——本来，他是可以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更多的工作；未完成的心愿——本来，他是打算在每年的9月20日，他的结发妻子去世的忌日去扫墓的；未完成的对女儿的诺言——一家人永远也不分开！还有，晚年未完成的回忆录，未出版的《乔冠华国际述评集》，未能重返故乡……溘然长逝。

　　“父亲并非像传言所说的死无葬身之地。”乔松都澄清，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父亲被葬在太湖湖畔，母亲则安葬在北京八宝山。本想让这对结发夫妻长相守，可乔松都实在不忍心惊动父母。

　　2008年4月，乔松都来到苏州东山为父亲扫墓，墓地负责人建议，原来的墓碑年久失修，希望在邻近较为平坦的地方给父亲修一处新墓，征求家属意见。

　　2009年4月清明节之后，苏州吴中区东山华侨公墓立起了一块写着这样墓志铭的简朴墓碑：“乔冠华龚澎之墓——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一切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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