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获奖理由

　　国人不再热衷做“有思想的芦苇”，这恰好对应了中国思想界的凋敝现状。幸有秦晖这样的学者，理性尚存，激情犹在。他对现实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面，纵横今古，贯穿东西，超越学科的界限，探讨当下中国的变革之道，并引领社会思潮。

　　人物简介：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言论：

　　“在如今的中国，自由主义要在坚持过程公正(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方面与寡头主义划清界限；社会民主主义要在争取公民自由(反对整体主义)方面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而自由与公正不仅是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的共同底线，也应当(至少在自由秩序实现前)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

　　——秦晖

　　本刊记者/陈晓萍

　　2002年，秦晖教授给当时《战略与管理》的执行主编黄钟新书《游手好闲地思想》作序，写下了：“回到常识去，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吧！”

　　什么是常识？表面上把常识捧得很高，却拒绝围绕常识去思考——无论证明还是证伪——这是秦晖一直批判的。秦晖经常说“这是一个伪命题……”伪命题的泛滥，遮蔽了常识。

　　2009年岁末隆冬，在北京蓝旗营秦晖家中，百来平方的单元房客厅，三壁直抵天花板的书架上堆满了书，过道、墙角和书架的前面，还是堆着的书。

　　落座，采访开始。

　　随着交谈的深入，秦晖语调高亢起来。

　　“我从来就不认为有三农问题，本来就只有一农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都是被夸张出来的。”

　　“从农民问题到民主问题，实质上是一回事……我认为当今的中国既没有‘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也没有‘福利国家’的问题，只有自由和福利都不足的问题。”

　　所有关于中国现实的问题，都被秦晖最终归结于中国人的自由和福利都太少了——老百姓应该不断地向政府要求福利，但同时又要反对横征暴敛，直到我们的统治权力太大(在经济上表现为任意“汲取”)而责任太小(表现为低福利甚至“负福利”)的弊病逐渐减少，最终治者与被治者达成权责对应的契约——那时“权大责亦大”的福利国家好，还是“责小权亦小”的小政府好，才能成为“真问题”。

　　共同的底线

　　1969年，年仅15岁的秦晖初中毕业，到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的百色地区田林县下乡插队。在那里，他一呆就9年多。直到1978年，他以同等学历直接从农村考进了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师从中国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的学科开创者赵俪生导师。

　　上个世纪80年代，秦晖学术研究以农民史为开端，后转向经济史研究。90年代以后，秦晖与妻子金雁、中国著名的苏联东欧问题学者一起，开始了中国与东欧的转轨比较研究。他开始关注经济社会转轨中的公正性问题，从1990年代抨击“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倡言“公正至上”，到新世纪进而提出“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今天，他很高兴自己对现实中的农民问题言论得到不少农民朋友的好评，但他认为，自己只是一名学者，未被授权“代议”，也无权以“农民利益代言人”自居， 任何人的权益最终只能靠他们自己来维护。农民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我原来是研究农民问题的，但我理解的农民问题不光是种田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个农业社会的问题。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是种田的，但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这种社会在现代化之前所固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只涉及到种田的人，也未必会随着种田人的减少而自动消除。”作为公民，秦晖认为，农民的权利与自己的权利是统一的，他为他们的权利呼吁实际上也是维护每一个公民、包括自己的权利。

　　到了新世纪以后，秦晖发现，学界出来两股风气：“左派”朋友特别喜欢反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要加强垄断；一些“右派”朋友又特别喜欢反对福利国家，认为所有毛病都是国家对穷人太照顾造成的。

　　“我就觉得这两方面都很成问题。”秦晖说道。

　　2002年，也是在蓝旗营，秦晖接受英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新左翼评论》的编辑和灵魂人物佩里·安德森采访时说过：“中国的问题完全不能纳入欧美思想界左右派，或‘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这样的话语体系中来讨论……在中国，大多数人即农民面临的问题是既缺少自由，又缺乏保障。因此，对他们而言，应该强调更多的自由放任和更多的福利保障……可能有人会问，你到底是左还是右呢？对此，我的回答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应该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共同追求的东西，即他们的共同底线。而现在我所反对的东西是他们两者都反对的东西。”

　　世纪之交的论战

　　中国思想界走过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时期之后，进入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显著的分化。自由主义开始浮出水面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新左派的批评。

　　据统计，90代中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77，已经越过了警戒线。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引起了一些人对改革步伐和改革方向的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知识界发生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

　　这场论战最早发生在大陆以外。1995年起秦晖、雷颐等与崔之元、王绍光等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开始交锋，到1997年争论在大陆“浮出水面”。汪晖的一篇题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的文章成了导火索。虽然汪晖一直不喜欢被贴上“新左派”的标签，但在这场被称为“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大论战中，他和秦晖被分成了两派——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战持续了数年之久。

　　用参与论战的另一位学者朱学勤的话来说，双方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国情的判断；二是对社会弊病的判断；三是如何解决社会弊病。而另一方面的汪晖则说，论战的焦点归结为社会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

　　秦晖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他谈社会公正问题很出名，这既使那些指责“自由主义者忽视公正”的“左派”人士感到恼火，也为那些确实想淡化公正问题的“右派”人士所不满。“我这个自由主义者并不‘新’，远没有今天的一些‘左派’朋友来得时髦。今天的Neo-liberalists是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反对者，在这个意义上我显然并非‘新自由主义’者。”秦晖这样定义自己。在他看来，老自由主义强调的限权，要限的是非民主国家之权，而新自由主义反对的是民主福利国家。后者在中国并不存在，所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意义。现在有些人在不能限制统治权力的情况下却强调给它卸责，这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了。

　　时到今日，秦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对‘右派’朋友说，你们主张减税我坚决支持，但你们说减福利我是不支持，凭什么减税就得减福利，如今国家拿了那么多，也没搞什么福利呀，要再减那还得了吗？我对‘左派’朋友说，要增加福利是可以的，但要像王绍光说的那样强化国家的汲取能力，我绝对不赞成。”

　　指出“负福利”之弊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最近，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从1988年至2007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在秦晖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前者导致民众自由不足，后者导致福利不足，或者甚至是“负福利”——这是秦晖原创的一个概念，源自黄宗羲的话“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指福利特权化，国家“二次分配”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差别，比“零福利”还不如。

　　秦晖认为宪政民主国家有高福利与低福利之别，也就是照顾穷人多少的问题、基尼系数降低多少的问题，但不会有“负福利”。比如欧洲实行全民医保，是高福利，而美国的medicaid和medicare只保18%最弱势的穷人和老人，造成“次弱”群体无医保的问题，这就是低福利。而我们过去公费医疗的覆盖面并不比美国的18%高，但最弱势的农民和失业者反而没有。以至于把各种“待遇”加入后基尼系数反而会明显提高。“这是高福利还是低福利？这明显是‘负福利’嘛！”秦晖说，在这种情况下主张低福利的右派朋友大可以去抨击特权福利，但为什么要反对保障穷人？反过来讲，主张高福利的左派朋友大可以给穷人争保障，但他们反对限制政府权力，难道就不担心政府“扩大汲取能力”后进一步强化特权福利吗？

　　本来宪政民主条件下的国家就如同一个家庭，主人家两口子一个左一个右，俗话称为左公右婆——老公很左，主张多给仆人(政府)钱(授权)，让他多买菜(公共服务与福利)；老婆很右，主张少给仆人钱，让他少买菜，于是两口子争吵起来，这是很正常；至于仆人，就等他们吵完了，吵出结果，给多少钱就买多少菜。

　　但另一种情形却是，政府不是仆人而是主人，这个主人有着左佣右佃——右派是佃户，左派是长工。本来左佣要求改善伙食，右佃要求降低地租，这都各有道理，即使两人不能合作，也不妨各自向主人要求。但现在，左佣右佃自以为成了左公右婆，左佣指责说：右佃，你为什么要求降低地租，主人就是应该扩大“汲取能力”嘛；右佃指责说：左佣，你凭什么要求主人给你改善伙食，主人不能惯你的“福利病”——这是秦晖的形象表述。

　　本来不应该的争吵出现了，而且争吵还在继续扩大。

　　民主福利国家和走向宪政之路

　　怎么办呢？

　　“很简单嘛，右手争自由(这就要限治者之权)，左手争福利(这就要问治者之责)，我们就会有进步。哪怕是渐进的，一件事一件事地争取，只要方向对，总会有成功的一天。”但如果方向相反，“左派反自由，右派反福利”，那不就离我们的期望越来越远了吗？

　　秦晖说，现在发达国家政府很难有财政盈余，原因很简单：一派人反对它任意向富人(更不用说穷人)要钱，另一派人督促它为穷人花更多的钱，你说它怎么可能有盈余？而我们则相反，一派人支持它向富人(无权的富人，甚至是不富的人)要更多的钱，另一派人则论证说它不该为穷人花钱，你说它怎么会没盈余？当然钱也不会花不掉，那就花在政府自我服务上嘛！这些年我们看到的这种事还少吗？

　　说到现实问题，秦晖的语调高昂起来。在他看来，现在不少人把财政公开、“预算民主”视为宪政第一步，这很有道理。可是政府怎么会有这样做的动力？除了寄望于善良外，真正的动力很简单，就是因为一方面他不能随便收钱了，另一方面你又要求他必须花什么什么钱，弄得他不仅没有余钱自我服务，还产生压力，使他面对问责只能摊开账本说：你们看我就只收到这么些钱，你们让我办那么多事我办不到，现在你们自己商量：是让我多收点钱呢，还是让我少办点事呢？这就有了商量，有了治者与被治者的契约，就有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左佣右佃”变成“左公右婆”的可能。如果相反，我说他应该大肆收钱，你说他可以不必花钱，他全无压力，手中留下巨额钱财还可以自己享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有向你摊开账本的意愿？这就是为什么从当年英法“无代表不纳税”规则的形成，到当代波兰的圆桌会议，都是在财政赤字的背景下发生的。我当然不想反过来证明巨额赤字就一定有利于宪政，更不是说为了推进宪政就应当人为制造赤字，但是那种“左派”“右派”共同促进“低自由低福利”条件下形成的“病态盈余”、而政府自我服务愈演愈烈的状况，也的确应该反思。

　　秦晖因此再次提出他的民主福利国家说。他强调福利国家有几个基本特点：其一，福利是民众加于政府的责任，不是统治者的爱好，更非“皇恩浩荡”，有之民众不必谢恩，无之官家要被问责。其二，无论高福利还是低福利，只是穷人被照顾得多少的问题，不会出现“负福利”，国家不可能搞负调节，基尼系数是下降多少的问题，不会反而升高。其三，正因为福利是公民的权利、政府的责任，所谓的福利是公民要求于政府的，如果只是政府要求公民的就不是(当然不是说政府就不能以别的理由要求百姓)。比如把流浪者抓起来的“收容遣送”不是福利，而孙志刚事件后改行流浪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救济，那就是福利。又如，假如政府应穷人要求提供了廉租房而使其告别贫民窟，这是福利；假如政府不予安置，却指贫民窟是“违章建筑”而赶走穷人，这就是反福利了。《义务教育法》作为福利立法本来是要求政府承担义务保证民众享有免费教育，但以前却常被理解为政府有权强制家长尽“义务”掏钱供孩子上学，供不起就抓家长，这就是反福利。政府给农民提供医疗保障这是福利，但过去在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政府禁止农民“卖地救命”却被有些人说成是“土地福利”，这不是荒唐吗？

　　按这样的看法，我们现在是福利太多呢？还是“负福利”太多而自由太少？秦晖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