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  这是30年中国经济腾飞背后，一个始终隐隐作痛的伤疤，更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发展模式所需面对的难题。某种程度上，它没有现成的答案，没有可供模仿的对象，甚至目前没有一个明晰的方向。而当下，中国的环保出路，只能依靠摸索，只能是从崎岖坎坷出发，走向远处。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杨梅菊 陈雪莲

　　我想回到30年前

　　【讲述者】张全福  河南张于庄村村民

　　我身后就是张于庄村。

　　张于庄村位于河南省舞钢市西平县吕店乡，我是这里的村民。

　　从我旁边流过的这条河叫洪溪河，它穿过张于庄村中央，把一个村子整整齐齐分成两半。

　　这条河是洪河的支流，以前是救命河，现在是害河。

　　洪溪河的水现在是深红色，流得急的地方泛白沫，河里鱼虾水草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恶臭，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能闻到，这么多年，村里人都不知道新鲜空气是什么味道。河两岸几米远的地方都已经不能种庄稼，连一棵草也长不出来了。村里人只能自己打井吃地下水。

　　村子地势低，以前很多人打大概30米深的低压井，结果后来井水发黄，就不敢用，更别说喝。现在打的都是100米的深井。现在，打深井是头等大事，我们还算好的，像那些沿岸还没用上地下水的村子，得继续喝脏水。

　　河水碱性重，怕把庄稼烧死，村民不敢浇地。没有做过科学实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毒，但红成那个颜色，再怎么也不敢用。

　　到底有多少人因为污染得病，没有科学统计，但这些年都看在眼里。我们村、邻村，得各种癌症的越来越多，食道癌和脑癌尤其多。我亲戚得了肝癌，他住在邻村，那是洪溪河流经的另外一个村子。前年，我们村的朱小燕才22岁，肚子里长了个很大的恶性瘤，没治好，死了。最近，邻村又有人查出来癌症，一个是脑癌，一个是肝癌。

　　洪溪河真的成了一条“害河”，足足折磨我们30多年。刚开始还只是有点臭，从1988年开始，河里就不生鱼虾，到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是不是上游工厂增多造成的，我不敢乱说。这么多年，向乡政府、县政府反映了不知道多少次，乡里解决不了，县里面也不行，因为这个水不是自己县排放的。

　　我们还告到过上游的漯河市，但是被压了下来。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好的解决办法，也不想再往上面告，说也白说，告也白告。都受了30年的污染了，这么多年说了那么多次，跑了那么多路子，一直解决不了，我们也麻木了。也想过搬到别处去，可也只能是想想，集体搬迁需要很多条件，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要说10年后有啥希望，我希望能回到30年前。30年前，我还小，洪溪河也还是条河。那时两岸长着茂密的芦苇，河水是清的，还有抓不完的鱼虾。每年秋天下了霜，洪溪河上就开始结冰，亮晶晶的，我们挖开冰捕鱼捉虾，夏天衣服一脱就跳进河里游泳，天旱了铺上管子就能引水浇地……(131)(张全福系化名)

　　环保，中国的寻找

　　从一个人的“孤独环保行”到一个城市的默契相守，中国的环保之路，从坎坷崎岖中出发

　　25年，他沿着碧流河行走逾两万五千里，捡垃圾、分类、处理；他一个人上山，栽下1万多棵树，绿化340多亩荒山，“还有700亩”，他掐着指头算。

　　他是一个农民，写诗——“独行，一条山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什么时候，我记不清楚，是黎明，还是夜幕，更一来那种孤独……”如果说有什么是心头最深的体味，大连环保英雄吕庆荣并不否认自己的孤独。

　　当哥本哈根在激愤的控诉声中无力终结时，当所有关于气候、环保、绿色世界的构想再次陷入阴沉的迷雾，对世界末日的恐惧似乎并未战胜整个人类的顽固自私。而环保一词的意义，从来没有如此刻那样令人感到扑朔迷离。它到底是政治，还是生存，到底是孤独的，还是有力的，到底是一个人的，还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国家的、整个世界的？

　　从一个人到一座城市

　　吕庆荣的孤独，缘于一种行为价值的虚无感。“没有人支持我，人们认为我疯了。”他曾说。这种孤独的背后，传递的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社会对于环保的集体沉默抑或大多数人的不作为。

　　环保一直是一个尴尬的话题。在《半月谈》所做的“你最关心的事”调查中，它排在第7位，人们认为，社会贫富差距、看病、上学、买房等等问题都比环保重要，也因此，人们认为环保是一个贵族话题——只有那些不愁吃穿的人才需要一个漂亮的姿态。就如知识分子、环保践行者梁文道所说：“环境保护运动在过去几年里变成一种中产运动、一种心灵运动、一种新纪元运动。你谈到环保，人们马上反应：我连吃都吃不好，你跟我讲什么心灵运动！”

　　2007年，厦门PX事件中走上街头散步的人们，将环保的意义从姿态延伸至行动，将环保的个人孤独丰富为一个城市的自我捍卫。

　　2009年，广州成为另一个厦门，为了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处理厂，市民再次成为群体中的环保分子。

　　从一个人到一座城市，环保中的矫饰成分正在逐一化解，唯一留下来的，是人们争取新鲜空气、蓝天和白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群起反击的背后，是一种危机意识——至少在吃饭、睡觉之余，人们还会思考，我吃进嘴里的，吸进肺里的，是否足够清洁。

　　而这，正是中国式环保之路的迂回进步。

　　从心灵运动到生活方式

　　2009年11月的某天，梁文道带着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两个同事，出现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书店网页的公告上写着：梁文道大陆首谈环保。事实上，知识分子梁文道的另外一个身份同样鲜为人知——他同时还是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的气候变化大使。

　　这几乎是单向街讲座生涯中最为火爆的一场，二层的沙龙空间被青年人挤得水泄不通，问答环节一再被延时，在场青年对于环保表现出的热情“令人吃惊”。

　　当环保成为意见领袖梁文道的标签，这个词语便具备了成为“热词”的潜力，同时也意味着，环保也可以很时尚——谁说环保就是倒退20年的苦行僧生活？

　　正如梁文道自己所说，他不反对将环保这一议题流行化，甚至是赋予偶像的色彩。许多明星、政要愿意成为环保一分子，尽管可能是处于人气或者商业需要，但何尝不是一件好事？用一个人的号召力去号召更多的人，让环保在一个群体内成为样本式的生活，“这是一个公众人物需要做的”。

　　而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许多青年，就是在听到梁文道讲环保，看到周迅的碳足迹，接受李冰冰的倡议，从意愿深处出发，成为一个真正的环保者。

　　寻找台湾模式

　　25年前，当中国大陆农民吕庆荣开始迈出个人环保的第一步，祖国南端的台湾岛上，《中国时报》上刊登《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

　　文中，大腹便便的少妇龙应台这样写道：“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的味道。走进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头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的霉素，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今日，有人重读《野火集》，惊见龙应台笔下那个25年前的台湾，竟然与今日的大陆有着令人费解的相像：被污染与被损害的河流、蓝天和空气，在有毒的城市里沐浴、行走和呼吸的人……

　　上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龙应台写下这些文字5年后，台湾环保署、台湾民间环保团体开始有所行动，在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上发力，这种意识迅速传播至普通居民。尽管从错误的垃圾焚烧方式到如今规范的环保体系，台湾人用了30年时间学会这门功课，但是，今日的台湾在环保方面“是两岸三地中做得最好的”——梁文道如是评价。

　　而厦门PX事件、广州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厂事件，以及致力于两岸三地倡导青年环保意识的梁文道，愿意把今后五分之三的时间拿出来讲环保的“商人马云”……如今的中国，似乎正在拥有一条愈加清晰的轨迹，向着构建环保道德氛围的目标前行。(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