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困扰着改革者的决策，然而直到今天，这个话题仍然期待着答案。2009年，中国社保制度已经开始发力，2010年中国将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弱势群体有望逐渐全部纳入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当中。

　　本版采写：本报特约撰稿 于秋 选题组稿 邓孙

　　社保“马拉松”，一个都不能少

　　“2020年再不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实在说不过去”

　　在比喻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的变迁时，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用了“马拉松”来做比喻。马拉松的游戏规则是不断使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

　　而这一比喻也能用来部分地描述中国当下社会的状况，有一部分人群正在逐渐地被甩离整个社会结构，至少已经到了社会结构的边缘。比如，在中国任何城市均满街可见的乞丐；比如，下岗多年却得不到任何安置的职工；又比如，刚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社会保障，这个困扰了中国数年的问题如今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阶段。

　　“新贫困群体”蜗居城市

　　“农民至少有一块地，可以自耕自足，我们连这重保障都没有。”北京居民刘德福一直对低保规定耿耿于怀。由于全家收入超过低保线，他们因此得不到任何救济。账是这样算的：78岁的刘德福退休后每月有1000元的退休费，46岁的儿子未婚，身体不好，长期在单位吃劳保，每个月共得300元。刘德福的老伴没有工作。一家人平均下来每人每月430多元收入，超过低保水平线(月人均收入410元)。

　　于是，刘德福一家能买福利房却买不起，吃了饭就吃不起药。一家三口3个病号时，只有刘德福的单位一年可报销3000元药费的90%，但有指标，上半年报1500元，下半年报另一半。

　　刘德福老两口背着孩子商量好了：不管谁先不行了，千万别送医院。

　　北京市委党校尹志刚教授主持的城市居民贫困问题调查研究，给刘德福所代表的人群归纳了一个新概念——“城市新贫困”，这一人群的主要构成者包括：收入低或者几乎没有收入的待岗职工，下岗后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

　　不过，相比已经诞生几年的“城市新贫困”，还有一个更新更潮的名词“蚁族”，指的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他们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像蚂蚁一样过着群居生活。

　　“蚁族”的诞生，高校扩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令现在广西工作的李钰想不明白的是，她明明是在“扩招”前毕业的，且所学专业为当时热门的会计学，为何工作依然难找？毕业8年，李钰说不清楚换了多少份工作，而她每份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点：工资低，老板苛刻，没有社保保障。她不敢预言自己会比父母一代过得好。“爸妈有退休金，等我老了以后有什么保障？”

　　“全民保障”看上去很美

　　无论对于“城市新贫困”人群还是“蚁族”，在基本生活无法保证的状况下，对社会保障的需求无疑是急切的，其中包括基本的生活保障、医疗保障，以及已经或将来需要的养老保障。

　　而这些保障，对很多发达国家的公民而言，并不是问题。

　　到目前为止，英国和北欧等国家仍然实施“国家保障社会保障模式”，为全民提供保障，资金来源于国家一般税收，而不要求享受者预先缴费。美国和西欧国家则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经济安全保障。以美国为例，它已形成多方承担不同领域保障责任的多支柱结构，基本养老和老年医疗保障由联邦政府负责，附加养老保障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医疗保险留给市场，工伤保险通常是强制性的雇主责任，失业保障则是州政府的责任。

　　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民政专家夏学銮指出，“全民保障”制度看上去很美，但也有缺陷，容易出现“养懒汉”的状况。而在经济危机袭来时，国家就会不堪重负。

　　“因此，一些国家也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比如美国实行‘新家长主义’，将福利与劳动联系起来，让生活无着居民通过劳动领取福利。”夏学銮说。

　　全面覆盖并非梦想

　　在夏学銮看来，国家须有责任，也有能力使社会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到需要保障的人群。“2020年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实在说不过去。”

　　作为民政部社区建设专家顾问，他曾多次向民政部反映相关问题，并表达类似观点。“至于社会保障制度何时能进一步扩大保障的范围，将一些现在无法得到保障的人群纳入进来，要看国家的预算。”

　　12月1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明确表态，2010年中国将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重点促进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城镇居民等群体参加城镇职工或居民社会保险，落实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医疗保险政策，完成工伤保险“平安计划”二期任务；同时，积极配合立法机关审议《社会保险法(草案)》，推动《工伤保险条例》修正案尽快出台。

　　夏学銮认为，就社保制度的设计而言，应坚持“既不冒进，又不遗漏”的原则。“对于已经解决温饱的群体而言，社会保障只是锦上添花，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但对生活无着人群而言，社会保障是基本所需。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的保障标准已经不能保证低保者现在的生活所需，因此必须要起用新的标准。此外，如何保证公平，健全监督机制，避免“百万家财领低保”的现象，也是一个问题。(042)＃

　　对话：社保问题只能靠制度解决

　　夏学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民政专家

　　《国际先驱导报》：到小康之年，社保制度的目标是什么？

　　夏学銮：应该是不分行业、不分地区、不分人群，所有流浪的、生活无着的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弱势群体，都能够纳入到基本生活保障的体系当中。

　　相较此目标，你认为现在的社保制度存在哪些问题？

　　不得不承认，有相当部分低收入人群，生活无法保证，但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他们哪都不靠，得不到任何保障。他们领不到低保，买不起医疗和养老保险。

　　比如，近年来出现的数量相当庞大的“城市新贫困”人群。他们大多是下岗职工或是失业人群，过去对于这部分人群的安置有章可循，但受历史的局限，过去的安置标准早已不适应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能满足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所需。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将这部分人排除在保障制度之外，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要将他们纳入进来。否则，这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全稳定。

　　从目前来看，是否有迹象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将会得到完善？

　　作为学者，我们向民政部反映过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问题。通过信访制度的建立，政府对底层群众的生活有深入的了解。这届政府是一届亲民的政府，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都非常重视民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社保制度当前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制度性的缺陷，只能依靠制度去解决。

　　除了政府以外，是否还有别的途径去解决此问题？比如发动民间力量、借助NGO(非政府组织)去帮助生活无着人员？

　　你说得很对。我们应当鼓励有余力的企业、NGO及各种民间力量共同参与进来，帮助中国的贫困人口和生活无着人员。事实上，现在已经有NGO介入进来了，企业也通过捐赠等慈善行动，使福利资金得到补充。各个行为主体都应该尽到责任，这可以弥补部分政府职能空缺。

　　在介绍美国“新家长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时，你提到用劳动调和福利，但这恰恰是一个矛盾。因为正是就业机会的不足，使得一部分人陷入贫困。

　　确实如此。因此，在坚持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保障功能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就业得到保证，是解决问题最基本的要素。社会保障要分层次，将职业保障和基本保障结合起来。(043)＃

　　畅想：10年后能领到固定退休金

　　李文 44岁 广西下岗女工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到2020年，我应该已经退休五年。如果那时有了固定的退休金，就可以不再像现在这样打几份工，为生计发愁，可以每天上公园溜达，唱唱歌，跳跳舞。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可是眼下，却在为2015年要缴纳的几万元“巨额”养老保险头疼，这真的好像是一场梦。去年的养老保险已经增到了4000多元，今年是5000多元，明年还会递增，这样算下来，6年以后，那将是笔天文数字。

　　1997年，我从县城的烟糖公司下岗，公司资产被转卖，但和我一起下岗的职工都没有拿到一分钱安置费。惟一得到的好处是，根据当时的政策，国家财政和公司共同出资为我们买了3年医保和养老保险。但这之后到2006年，无论医保还是养老保险，我都没有买过。

　　受益于“四零五零”政策(国家优先照顾女性四十岁以上、男性五十岁以上的下岗职工)，2007年，我得到了一份在园林所扫地的工作，每个月有460元的收入。除此之外，每年的医保和养老保险还得到国家财政60%的补贴，自己只需要缴纳余下的40%。

　　只是，这样一来，和我同期下岗的老公就得不到任何安置了，就连享受低保的资格都没有，更别提缴纳社保了。

　　几年前，原为烟糖公司主任的老公开始重新振作，自谋出路，他选择的谋生手段是与朋友合伙承包鱼塘，尽管那是一个充满了机遇和风险的行当——有人靠养鱼发了，有人却破产了。不幸的是，我老公就属于后者。不知为什么，每年眼看鱼马上要上市时，却总出现状况，不是鱼价大跌，就是鱼全部死光。于是，几年下来，他非但没挣到钱，反而背上了将近10万元的债务。很多时候，欲哭无泪。

　　我最多的时候同时打过4份工，但也仅仅能维持一家勉强吃饱穿暖。女儿黄霞自上初中开始，我就无力缴纳她的学杂费，只能靠姐姐接济。

　　两年前，在升高中的志愿表上，黄霞认真地填上了“县一中”，却遭到同学嘲笑：“穷人还想上高中？”她哭着跑回家，直到现在再也没有重返过课堂。

　　17岁的女儿如今已四处打工两年了，每月工资不过三四百元，也得不到任何保障。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她走进我们的卧室，郑重其事地问：“爸爸妈妈，你们欠别人多少钱，这辈子我还能帮你们还上吗？”那一刻，我们全家人抱头痛哭。

　　听说有学者表示，国家的社保制度将会覆盖越来越广泛的人群。这样是很好，但是我仍担心，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地方，时间总会很久，从城市到县城，可能又会打折扣。(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