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哥本哈根会议命运的那48小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48小时又将会给未来世界减排带来什么？后哥本哈根时代，各国又将如何化解气候变暖这一全球难题？

　　最后的48小时

　　至少从当地时间上周四开始，哥本哈根谈判场上的形势就开始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天，被寄予最后希望的各国首脑陆续抵达会场。

　　紧张的48小时倒计时开始。当天上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首先“闪亮登场”。她带来了一张支票，尽管人们不知道这是否会是一张空头支票——她宣布美国支持发达国家整体作出长期的减排资金承诺，到2020年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并持续下去，美国将承担相当部分。

　　一直等待美国的资金承诺的发展中国家，此时终于得到了答案。

　　聆听希拉里演讲的人群尚未散去，在场的记者又收到一份“泄露”的文件，这是一份联合国为首脑们准备的一份背景分析文件。文件显示：按照现在所有国家公开提过的减排承诺，包括中国印度这样的相对排放控制目标在内，全球升温将达3度。

　　消息一经传出，贝拉中心绷紧了神经。所有人都盯着第二天的首脑发言，尤其是奥巴马和温家宝的大会发言。

　　当地时间12月18日中午时分，温家宝、卢拉、奥巴马以及其他各国领导，依次走上主席台发言。在中美领导的发言中，灵敏的记者嗅到了一丝“火药味”。

　　温总理的措辞柔中带刚，而奥巴马的发言则直接将透明度、减排和资金问题并列称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三大要点。他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几个小时后，哥本哈根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据外交部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奥巴马在几个保镖的簇拥下，径直走到了温总理和其他基础四国领导召开“闭门会议”的会议室。“温总理，你准备好见我了吗？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奥巴马话音未落，已经坐在了基础四国领导人的会议桌上。此时，门外的中国工作人员还未回过神来，记者已经扑进了会场，抓拍到了这一戏剧性的会面。

　　见面持续了几个小时，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个结果。

　　18日晚10点许，记者拿到了这份五国的“小多边协议”——在没有说明任何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数字的情况下，这份协议花了相当篇幅叙述了“信息公开数据透明”的必要性。

　　此前分歧巨大的中美，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

　　半个小时后，奥巴马通过CNN，第一时间表达了对《哥本哈根协议》草案的称赞。他认为这是一份“有意义”、“有突破”的文件。“历史上第一次，所有主要的经济体坐在一起，承担起了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责任。”大屏幕里的奥巴马自信而微笑着说。

　　他们都飞走了

　　如果注意到时间细节，可以发现，奥巴马的这一表态远早于大会宣布任何结果。此时的大会主席拉斯穆森，还在会场内疲于应对越来越多的抗议声。

　　匆匆宣布全新的“临时协议”出炉后，奥巴马乘坐空军一号离开哥本哈根，相继飞走的还有其他国家元首，留下的只有那些一脸倦容、群情激愤的谈判代表们。“主席，你让我们等了几个小时，却只是往我们桌上扔了几张纸，告诉我们你的决定。我们这些主权国家感觉被砍去双手，我们流血的手要说话。”委内瑞拉的年轻女代表愤怒不已。

　　美国代表接下来要求发言，话筒刚刚打开，尚未出口，尼加拉瓜代表就要求发言。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代表只好先把发言机会让给尼加拉瓜。场上的气氛，一度异常尴尬。

　　来自图瓦卢、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古巴、苏丹的代表对该协议草案的出炉过程表示了强烈不满，对其中没有更强的减排承诺也无法赞同，因此反对将《哥本哈根协议》作为大会正式决议加以通过。

　　当地时间19日早上7点，在两个小时的休会后，重返主席台的大会主席、丹麦总理拉斯穆森显然有些力不从心，接连叫错了需要发言的国家名称。最后，一度任由代表发言。

　　5个小时后，中午12点，大会得出结论，以“注意到”而非“接受”的《哥本哈根协议》草案为这场历时两周的谈判匆忙画上了一个句号。

　　几个小时后，贝拉中心开始陆续关闭，各路人马撤离后的空荡荡的大厅，显得有些杂乱，各种文件、标语散落一地。警察们三三两两站成一堆，聊着天，不再有了前日如临大敌般的警惕。

　　很难想象，过去两周里，这里曾如盛大的嘉年华般热闹非凡；更难想象，在聚焦了全球几十亿人目光和期待、“风光开场”的哥本哈根，最终交出了这样一份令人失望的答卷。

　　角逐仍在继续

　　哥本哈根会议戛然落幕，然而，横亘在气候谈判几大阵营之间的长存问题也在此刻被无限放大。

　　比如，美国喜欢的模式——即各国自主制订减排目标，而不受任何国际法律条约束缚的“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比起目前冗长拖沓的联合国机制，似乎更实际并更易操作。然而，这一模式在未来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风险。世界自然基金会金·卡尔登森即表示，“在缺乏一个国际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如何驱动那些不愿意减排的国家例如加拿大、俄罗斯？”

　　比如，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奥巴马避而不谈本国的减排目标，而强调“透明度”问题，其实就是在技巧性地转移视线。

　　事实上，哥本哈根大会的谈判进行到第二周，发展中国家的“三可”问题就一直是和发达国家减排目标并列在一起的两大谈判焦点。

　　自2007年巴厘岛会议上，提出了“可报告、可测量、可核实”的三可标准，中国一向的立场是：在发达国家提供“三可”的技术转让和资金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进行“三可”的减排行动，这正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体现。

　　事实上，“三可”让政治家们很容易将哥本哈根大会的失败，除了归咎于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之外，也归咎到了中国身上。12月21日，哥本哈根大会闭幕两天后，英国首相布朗就公开对中国和美国进行指责。

　　提高中国减排政策和行为的透明度和公开度，成为了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中国面临的首要压力。

　　在中国学者看来，事实上，“透明度”并不是一件坏事。“这将更有利于中国未来在国际谈判中的立场和位置，因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质疑。”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姜克隽指出。姜曾向发改委提交了关于中国实施“三可”研究报告。

　　但与此同时，姜也指出，“是在国际(UN)体系下，还是在国内体系下进行，决定了中国接受‘三可’的底线。”

　　如果按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要求，在国际体系下进行“三可”，就存在由国际机构进行“审核”的可能性。“这就有可能导致‘主权干涉’问题。”姜克隽说。

　　争夺“碳空间”

　　在“三可”压力加大的同时，中国及较大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压力也在与日俱增。在科学家看来，现有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分担体系存在着巨大的“话语权”陷阱。

　　当地时间12月10日，在谈判紧张进行的同时，在贝拉中心举办的一场由中国科学家主讲的会议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仅能容纳百人的会场被听众围得水泄不通。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罗勇等人在这里，作了一场关于“碳公平：人均历史累积排放指标”科学研究的报告。

　　“中国学者集体推出来这个指标，实际上是为了下一次谈判做准备。”罗勇坦言，“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到达一定规模，承诺定量的减排是很可能的事情。”

　　在目前全球达成的“2050年气温不能比工业革命前上升两度”的共同愿景下，基本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要控制在450ppmv，这也基本决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空间大概为8000亿吨左右。

　　“如果不计算人均累计排放责任，发达国家实际上是在剥夺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权。”丁仲礼进一步指出，如果按照目前的分担体系和减排原则，那么最迟到2026年，中国就需要从别的国家购买排放权。

　　通过引入人均累计这样一个指标，“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跳出‘越晚发展，碳排放空间越小’的瓶颈。”罗勇说。

　　根据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速度，最早到2015年，关于发展中国家“量化减排”的要求就很可能出现在届时的谈判桌上。

　　如今看来，如何争夺发展的“碳空间”，更是“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及更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