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请不要叫我“男旦”
刘铮： 请不要叫我“男旦”
豪言壮语并没有成为现实，男旦依旧寂寞而美丽着，一时抬头的它如今却又落寞地被逐渐边缘化，任你电影热映(《梅兰芳》)、中日合作(坂东玉三郎)，男旦的现状与未来依旧不容乐观。
记者/王悦阳
锣鼓响了，位于现代化的国家京剧院大厦8层的畅和园剧场正上演着周末专场。剧场很华丽，仿佛古时王侯贵戚的府宅，雕梁画栋，铺金贴银。观众早早地坐在场子里，座位并不多，不过百余个，望去却是黑压压的一片，几乎都坐满了。当天演出的戏码一共三出，全是旦角戏。有意思的是，这其中三分之二的戏，还都是由男旦完成的——开场是程派青年男旦杨磊的《荒山泪》，压轴则是梅派青年男旦刘铮的《穆桂英挂帅》。毫无意外，观众对于两位男旦的表演很满意，鼓掌、叫好之声不断。演出完毕，观众们更纷纷涌上台与两位红妆小伙亲切寒暄。
卸了妆的刘铮面容清秀，眉眼间温和而善良。谁能想到，眼前的这位小伙子，竟然是中国京剧院继梅兰芳之后，第二位正式的男旦演员！他生于上世纪70年代，出自梨园之家，姑妈是《红灯记》中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母亲兼老师宋玉珍曾拜于张君秋门下，是河北省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父亲刘长城是中国戏校1965届毕业生……出身艺术世家的刘铮看似一帆风顺，而事实上，从决心改行学戏，直到进入中国京剧院，一路费尽周折。
无心插柳柳成阴
刘铮虽然出生在一个戏曲之家，但他从小并没有想过要向父母讨教学艺，而是选择了学习舞蹈，毕业后，被分配到济南军区歌舞团做了一名舞蹈演员。转业后，刘铮来到北京闯荡，住在北京的姑姑家，时任中国青年京剧团团长的姑姑刘长瑜没事就爱去看戏，时常拉着刘铮一起去。经历了长期的耳濡目染，刘铮渐渐也对京剧有了一些感觉，听了还不算，刘铮还会趁家里没人的时候，唱上两句，也是天意，他发现了自己居然有一条颇为不错的小嗓儿，非常适合唱旦角。
2000年的春节，新闻界京剧俱乐部举行联欢，刘铮与姑姑一同前去观看，联欢之余，主持人得知刘铮出身于戏曲之家，非要他也来一段，于是，刘铮就即兴唱了一段《霸王别姬》，没想到获得满堂喝彩。即便如此，他依然颇为忐忑，毕竟自己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也根本就不敢问姑姑自己唱得怎么样。同年7月，又一次偶然的机会，刘铮在长安大戏院当众唱了一段《西厢记》，当时只是唱着玩，没想到，事后媒体的评论铺天盖地而来，有不少评论认为刘铮应当下海，唱旦角儿。可当时，家里人除了母亲，没有一个人支持刘铮下海的，尤其是姑姑刘长瑜，她语重心长地关照道：“喜欢归喜欢，也可以玩，但不要做职业演员。我们家姐弟三个都是干这个的，这些年接触了这么多同行，也知道干京剧特别难。演戏完全是人工劳动，比起歌星、影星的回报不成比例，相差悬殊。玩票倒是可以，你想学什么戏家里人就教你”。
无心插柳柳成阴，从此之后，刘铮唱起戏来一发不可收：在母亲的鼓励下，刘铮参加了为纪念张君秋诞辰80周年在天津举办的张派艺术专场演出。2001年，他又有幸出演了《四郎探母》，这一次，刘铮首次扮相登台，观众都惊呆了，连刘长瑜也没想到侄子的扮相会这么漂亮！从此，刘铮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关注了。2003年，刘铮遇到了时任北京戏曲艺术学校校长的孙毓敏，孙院长鼓励他考戏校的尖子后备人才班，并答应如考中，可以帮他解决北京户口，免学费，而且包分配。当时的刘铮正处于人生的徘徊期，当他同家人商量这件事时，父亲还是不同意，觉得没有出路，姑姑没有明确表态，只有母亲支持，觉得孩子是这块材料。最终刘铮选择学戏，很大程度上是被解决北京户口这一很实际的优厚条件所打动。不久，他顺利地考入北京戏曲艺术学校尖子后备人才班，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的首位青年京剧男旦。26岁初学戏，其困难与艰苦可想而知。好在刘铮倔强而刻苦，孙院长亲自为他选师选戏，使他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就扎扎实实地学了10出戏，进步飞快。
2005年，刘铮顺利毕业了，可是，身为男旦的他却陷入了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境地，当初虽然说好包分配，可当他的履历送到多个京剧院办公室案头后，却都遭到了拒绝，理由很简单：没有剧院团要男旦。即使如此，刘铮并没有望而却步，没工作的日子里，他依然坚持吊嗓子，练身段，一天也不荒废。回顾那段艰难岁月，如今的刘铮坦然地说道：“我爱戏曲，其实在哪里都无所谓，不就是个名分吗？我相信，只要坚持准能成！”而当时，类似刘铮“就业难”问题的男旦还有几位，他们几乎与刘铮一样，游走于“专业演员”和“票友”之间，由于没有固定的剧院，因而显得更为孤单落寞。
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刘长瑜、孙毓敏的大力帮助下，加之刘铮过人的实力，直到2006年底，中国京剧院的大门向他敞开了，刘铮这才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现在，刘铮除了团里不定期的演出外，自己在外面也有一些演出平台。“虽然挣得不多，但毕竟是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满足中的不足
顺利学戏，顺利进剧院，似乎刘铮的男旦之路较之国内其他几位男旦幸运很多。而事实上，“演员”刘铮的舞台之路却依然问题多多，举步维艰。
前不久，第六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实力不俗的刘铮却只能在家里看电视。“上一届就报过名，但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刘铮对此有些无奈。“人们在主观意识上仍然会不自觉地排斥男旦。”数年前，刘铮与同行胡文阁、杨磊曾在上海连续演出三天“男旦专场”，一时间场面火爆一票难求。不少媒体甚至宣称“它标志着21世纪的京剧男旦正式出现在舞台上；标志着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两次对男旦的非议又一次被推翻。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作为男旦的四大名旦创造了20世纪京剧艺术的巅峰，21世纪的男旦也必将大有作为”……短短几年后，豪言壮语并没有成为现实，男旦依旧寂寞而美丽着，一时抬头的它如今却又落寞地被逐渐边缘化，任你电影热映(《梅兰芳》)、中日合作(坂东玉三郎)，男旦的现状与未来依旧不容乐观。
对此，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周华斌先生认为：自新中国成立后，专业剧团基本不招收男旦，剧团中凤毛麟角的男旦基本都是解放前培养的，以致造成专业剧团从观念上无法接受男旦。快人快语的刘长瑜更是公开表示：“过去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堵着不让做，那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现在美容、变性手术都可以做了，何况京剧是表演艺术，男演女只要演得好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不要有偏见。我们现在讲走向市场，就是不要长官意志，要靠市场检验，对观众买账的高品位的艺术，为什么要排斥、要限制呢？”
其实，目前对男旦的种种质疑，也都是因为对传统文化不了解造成的。我国的戏曲发展史中，不刻意讲求演员生理性别与角色性别的刻板对应是戏剧圈的共同经验。翻阅近代历史，不仅在京剧中拥有大量男旦，话剧舞台也为数不少，从李叔同、欧阳予倩到南开“三大男旦”——周恩来、曹禺、黄宗江。新中国成立前学唱男旦的孩子都是苦出身，吃这么大苦，为的是将来出人头地。现在学唱男旦的人，初衷也是为了给自己找条出路。在投考戏曲学校之前，刘铮跳过舞，去过电视台，做过直销，也演过影视剧……生活完全可以自足。然而，正是源于对京剧、对男旦艺术的一份热爱，刘铮这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红氍毹上，丝毫不顾其他一切。
在梅兰芳和程砚秋的时代，“角儿”的生活足以安慰过去的付出。当年的风光，至今还是刘铮这样后辈们眼中的传奇：“据说当年梅老板演出，后台现大洋堆满了一桌子。”几十年过去了，这早已是现在的男旦演员想都不敢想的神话。即使是梅葆玖本人，演出一场也不超过2万元。而刘铮这样的后辈，每月工资全部加起来不过1000多元。有时候刘铮会去“老舍茶馆”、“湖广会馆”等地演出，一场报酬也不过90元。这样的待遇让人觉得心酸。
“我爱这行，所以不在乎。”对于物质生活的贫乏，刘铮并不觉得太难。唯有对演出机会的稀缺，刘铮耿耿于怀。“我的演出场次时多时少，单位和商演加在一起，有时一个月最多能有15场左右，少时3场或是没有。演员渴望有演出的生活，如今的现状让我觉得还远远没有达到我理想的状态。我觉得，从目前整个戏曲大环境出发，我应该每个月都有15场左右的演出，这才平衡。”此外，过多的商演与清唱也令刘铮不满，“正式演出和商业演出或者清唱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只有清唱，那会毁了演员的。”
面对男旦在当代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年轻的刘铮思考得也很多，“首先是一个京剧行业在大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其次是从事京剧行业人的生存状态，然后是每个行当在这里面的生存状态。支持声、否定声一直是不断出现的，在我没有从事京剧男旦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艺术本身的标准就不好统一。有人说现代社会不需要男旦了，有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存在就是合理的，不管支持与否都是对这个行业的关注。要从自身找原因，可能是自己做得还不够。”直至今日，刘铮依然不喜欢“男旦”这种叫法，“我不喜欢人家称我为男旦，我还是喜欢旦角演员的称呼。”因为，这样的称谓不仅显得更尊重，同时也不会产生“另类感”。
而立之年的刘铮，义无反顾地在男旦的道路上前进着。“我觉得我是个幸运儿！想想看一个票友下海、一个男旦、进入中国最高的京剧表演团体，是不是很不错了？用上海话讲‘哎哟，勿要太好噢！’。哈哈。”说到此，刘铮爽朗地笑了，随即头一侧，面带沉思，缓缓说道：“当然有人会说，他是刘长瑜的侄子，是有背景的……可以说，我能有今天的成绩，绝大部分来自家庭的支持，尤其是我的父母，他们付出了太多太多。”在刘铮看来，无论男旦生存状态的好与不好，其实还是取决于从业者自身的能力，也就是在艺术上能不能够得到业内业外的肯定。“要说达到万人空巷的状态也不现实，京剧已经不是主流文化了。现在是多元文化，我觉得京剧行业整体好每个人就会好！自己要重视谨慎走好每一步，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要做好充分准备——时刻准备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