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案，刑辩律师之踵

　　■“李庄案”是刑辩律师困境的一个缩影，在“李庄案”本身之外，舆论更应集中精力讨论律师辩护所存在的困难。

　　■在法律人士看来，律师的基本社会形象还是没有脱离这样一个怪圈：为“邓玉娇”辩护，律师就是“邓玉娇”，为“黑社会”辩护，律师就是“黑社会”。

　　“刑辩律师的作用，更重要的不是看结果，而是看过程。当事人，活活得明白，死死得明白，把所有法律上的关系都穷尽了，这就是有质量的案件。”

　　□本报记者 宋 伟 刘 长

　　2009年12月30日上午9时30分，北京律师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在重庆江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公诉人是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公诉一处副处长幺宁，曾获全国“十佳公诉人”称号；辩护律师是高子程、陈有西，高子程与李庄是同事，皆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有西来自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两位律师在进入法庭前就高调透露，要为李庄作无罪辩护。

　　法庭共发了30张旁听证，许多媒体记者被挡在法庭外。此前，辩护律师高子程曾向重庆江北区法院申请异地审理，但被驳回，理由是李庄的行为地在重庆，重庆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

　　法庭周边戒备森严，一早在此守候的众媒体记者并没有拍到李庄的身影。其实，李庄早在早上7点多便已到达法院，并被安排做了体检。

　　被告人举报自己的律师

　　李庄案源于“黑老大”龚刚模的举报。此前，龚刚模家人托朋友到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聘请李庄做龚刚模的辩护律师。

　　亿万富豪龚刚模，曾任重庆市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被誉为“销售奇才”，是重庆打黑风暴中落马的一位重量级人物，是有人命案在身的“黑老大”。龚刚模曾供出重庆高院副院长张弢、执行局局长乌小青涉嫌受贿案。

　　龚刚模涉黑案共有被告人34人，龚刚模是第一被告人，开审时间定于2009年12月7日。此前，11月23日，案件移送至重庆一中院。第二天，李庄在重庆市看守所会见了龚刚模。11月26日、12月4日，李庄又会见了两次。开庭前夕，警方已经掌握了案情将要发生变化，龚刚模将在法庭上翻供的信息。而且，李庄有可能在法庭上出示一些“新的证据”，证明龚刚模不是“黑老大”，与命案无关。

　　“这与沈阳的刘涌案如出一辙。律师企图买通看守犯罪嫌疑人的武警、警察、保安等相关人员，来证明有刑讯逼供发生。”重庆一位警察告诉记者，“李庄的套路早已被警方掌控，并数次警告他，要他遵守法纪，但他一意孤行，还将其取好的所谓证据交给法院，以显示其‘大度’，并不是‘突然袭击’(在法庭上突然出示新的证据)。”

　　据这位警官介绍，李庄的这些所谓证据，让重庆高层非常震惊和气愤，下令查办。随后，警方兵分数路，有的到北京调查，有的对龚刚模做工作，调查上百人，其中20多人被警方控制，与设黑案一个级别。

　　“龚刚模曾有过反复和思考。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警方并没有做多少工作。有命案在身，律师辩护也不一定免死，但举报律师，可以算重大立功，会减轻处罚，有免死的可能。”

　　龚刚模举报后，警方立即赴京抓捕李庄。同时被抓的还有重庆律师吴家友，吴曾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过，后下海做律师。李庄安排龚刚模家人给吴家友75万元，用于“策反”警察，证明有刑讯逼供发生。

　　“李庄开始收了龚刚模家人20万元律师费，后来需要专家论证，又收了30万元。没过几天，又以疏通关系为由，收了100万元。特别是让龚刚模在几张空白的委托书上签了字，后面还要多少钱，不知道了，龚刚模感到害怕了。”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告诉记者说，“当然，也不排除有立功的因素。龚刚模举报李庄，如果法院给李庄定罪，可以算龚刚模立功。但要看法院怎么判，如果法院只认定吴家友行贿这一块，对龚刚模来说，就不是立功。”

　　龚刚模的举报经媒体报道后，舆论一片哗然。“被告人举报自己的辩护律师，李庄案是全国第一起。”中国社科院博士后郭华认为，“正常情况下，无论律师是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还是维护非法利益，被告人都不会举报自己的律师。所以，龚刚模的‘反水’，让整个律师界大为震惊。”

　　郭华介绍说：“我们的法律规定，律师要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并具有保密义务。实践中，对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当事人涉嫌犯罪的一些线索，律师也不会举报。没想到，律师被‘反举报’了，实在是意料之外。”

　　北京律师抱团取暖

　　“晚上看电视，突然发现李庄被逮捕了。第二天，我们就召开紧急会议，强调安全第一。除了依法辩护，还要注意辩护技巧和方法，以防范风险。”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杨航远，也是重庆涉黑案件的辩护律师，他告诉记者说，“重庆抓李庄，我们很难接受。分析媒体报道的那些证据，我们认为，李庄不构成犯罪。律师们感到了现实的威胁。”

　　而北京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矿生律师则用“律师界地震了”来概括“李庄案”对律师界的影响。“北京律协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所有代理重庆涉黑案件的律师参加，有人在会上说，大家小心点，别把自己弄进去了。”

　　据记者了解，除了北京，其他各地司法厅(局)、律协，也都开会或发文，要求律师“顾大局”，依法辩护，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如果律师不听“招呼”，将吊销执照。“来势凶猛，有泰山压顶之势！”

　　经过了短暂的沉寂之后，律师界的反弹开始了。有人用“唇亡齿寒”、“抱团取暖”来形容律师界“丰富多彩”的反弹活动。先是十多个省份的20名律师集体上书全国人大和公安部，建议异地管辖李庄案，因为重庆市公安局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应回避。此后，北京律师黎雄兵、张凯等人发函至全国律协、北京律协及北京律协会长张学兵，建议北京律协“积极履行律师协会的法定职责”，紧急关注李庄案，“并采取切实行动、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还有大律师张思之，也出来替李庄说话。

　　舆论关于李庄案的表述呈现出鲜明的特性：对李庄抱有同情的绝大部分都是法律人，而谴责李庄的群体里，几乎都是法律人之外的普通民众。这一舆论分野在众多法律人看来，是一场关乎“刑辩律师究竟是什么人”和“刑辩律师究竟该如何发挥作用”的意见交锋。

　　12月29日，在“李庄案”开庭前夕的一场学术论坛上，一位资深律师感叹道：“是什么把律师逼到用旁门左道才能去见当事人一面的境地？”

　　本报记者了解到，面对“李庄案”及其折射出的刑辩律师困境，法律界呼吁，社会应正视律师“办案难”的问题，同时民众也应理解刑辩律师的社会角色，“他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仅仅只是私权利的代言人。

　　针对“李庄案”，12月14日，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陈有西以一篇《法治沉沦》率先发难，激起了众多法律人的共鸣。在文中，陈有西痛陈：“稍知道立法过程的人都清楚，我国现《律师法》已经是非常保守的一种定位，同中国已经加入公开承诺遵守的国际人权公约还有不少距离。”

　　此后继续发酵的舆论中，法律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打黑风暴中，种种舆论都有，唯独缺少对刑辩律师遭受的困境的强有力的呼声。

　　“打黑是好事，但另一方面我个人认为，刑辩律师经常遇到的困难，在重庆全部都遇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主任林维教授的说法，代表了法学界的一个基本态度：“李庄案”是刑辩律师困境的一个缩影，在“李庄案”本身之外，舆论更应集中精力讨论律师辩护所存在的困难。

　　“律师在起诉之前很难见到当事人，在审判的环节中见到也不是那么容易。这些问题，是不是和法律、和我们追求的更高的目的相违背？这是必须提出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时延安说。

　　事实上，律师办案中“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三难”，是我国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把手续递上去了，正常是48小时会见，特殊案件5天完成会见，但超过时限在司法实践中可谓司空见惯。”资深刑辩律师王兆峰对此深有体会，“这些权利明明白白地写在刑诉法、律师法中，是谁在践踏法律，视法律为儿戏？”

　　“‘三难’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至于要痛到什么时候，现在还不得而知。”

　　形象异化的执业怪圈

　　在重庆打黑第一次出现对律师的争议，起于西南政法大学赵长青教授为“黎强案”辩护，结果引来“黑社会的狗头军师”的骂名，赵以一句“这是普法的悲哀”，回应了非议。

　　在法律人士看来，律师的基本社会形象还是没有脱离这样一个怪圈：为“邓玉娇”辩护，律师就是“邓玉娇”，为“黑社会”辩护，律师就是“黑社会”。

　　但是，比形象异化更让法律界难以接受的是对律师存在价值的质疑。12月14日，北京某媒体发表《重庆打黑惊曝辩护律师造假事件》一文，文中转引重庆市某政法干部的话：“据资料，在刑事案件中，律师胜诉的比例仅有5%，也就是95%是败诉。”“律师的尴尬作为和滥用‘潜规则’，所造成的灾难全由国家和民众来承受，公信力弱化由政法机关来承受，从众心理、‘潜规则’冲击着党和政府的形象，让党和政府来埋单！”

　　林维对此评论道：“如果以是不是无罪释放来衡量律师的服务，我觉得，法治的意义就是虚无的。”

　　“只有法院判决的结果，胜诉率多少了，才是律师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胜诉的作用，律师的作用就没有了？”王兆峰认为，律师的参与提高了诉讼的透明度，也维护了诉讼中被追究对象的诉讼权利，“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辨证地看，这是一件好事。”对于刑辩律师所遭遇的质疑，曾代理黄光裕案等重大案件的资深律师钱列阳提出的观点别开生面。钱认为，“刑事辩护是什么，律师真正卖给客户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从来没有机会拿到报纸和网络上来讲，“这一次给了我们机会”。

　　在他看来，就刑辩律师的作用而言，更重要的不是看结果，而是看过程。“当事人，活活得明白，死死得明白，把所有法律上的关系都穷尽了，这就是有质量的案件。”“但当事人往往一看，哇，无罪释放了，就怎么怎么样，那是电视剧——现实不是电视剧。”

　　被告人家属对案件“结果”的本能期待，势必影响了本应服务于案件“过程”的律师行业。在钱列阳看来，“李庄伪证案”后频频出现的“捞人”一词，正是对律师误读的集中体现。

　　“如果有客户说，我给你100万、500万，十天之后我兄弟必须要放出来，这样的案子，我们不敢接，”钱说，“但就还真有律师敢接，因为100万、500万对于他的诱惑太大了——他从客户的500万里拿出50万去行贿，十天后他还真的就放出来了——这是对法律服务业的误导！”

　　“所谓警察抓人，律师收钱放人，这不是法律服务。”

　　刑辩律师的钢丝之舞

　　“刑辩律师”这一被誉为“钢丝上舞蹈”的职业，在李庄案发后，更显露出重重的危机，如何加强对律师的人身安危的保护，同样引发了法学界的讨论。

　　“李庄律师在进去之前，身份还是辩护人，我想如果在追究他刑事责任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先对他的行为违纪展开调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奋飞认为，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前提是其行为一定违纪，“如果他的行为连违纪都谈不上，那也就不存在刑事责任的问题”。

　　因此，李奋飞建议，在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之前，先由律师协会对其行为展开调查，如果行为确实违纪了，即吊销其律师资格，随后再发动刑事追诉。

　　中国社科院博士后郭华认为，近15万人的律师队伍，没有违法犯罪也不可能，但不能借机否定中国的律师制度，否则就是法盲。“李庄案只是一个导火索，引爆了律师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通过媒体让公众放大了看，进而引入对律师制度的反思。”

　　“我认为，目前在刑事辩护中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律师在刑辩中过分保护了当事人的权益。二是律师推卸责任，导致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对裁判结果，一些当事人不满意，本来是正常的，但一些律师片面看问题，把责任推到法官、检察官身上，导致当事人听信，出现不断的上访和缠诉。三是刑辩力量不足。随着形势发展，公检法现代化装备已经完成，也要求律师不能仅仅局限于以法律辩法律，特别是对事实不能擅自解释，对通过高科技获取的证据，能发现问题和不足。”

　　“好律师多，坏律师也不少。只要有司法腐败的地方，就有律师违法。”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认为，“一些律师，错误地理解了拿钱替人消灾。律师除了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外，还要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任何法制，包括律师制度，都需要靠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来维持。拿钱买证言，不是犯罪吗？律师是知道的，但却认为是天经地义。干坏事，干得理所当然，这种情况下，法制不可能实现。”

　　此外，也有业界人士认为，刑辩律师职业的危机中“有立法中的漏洞”。

　　针对2008年6月1日实施的新《律师法》，人大法学院副教授时延安曾进行过专题调研。给公、检、法和律师开不同的座谈会之后，他发现，“各个群体好像都有自己的苦衷，连公安都抱怨自己是弱势群体”。因此，他认为，保障律师法定权利的关键在于勘定细则，“把法律细化，融合各方立场，实现一个基本的控辩平衡”。

　　此外，“李庄伪证案”案发伊始，“给当事人阅读同案犯供述”曾是李庄被指控的“罪状”之一。但事实上，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都未曾对被告人的阅卷权做出规定。

　　因此，“开庭前被告人到底能不能阅卷”，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有专家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解释：律师的辩护权是被告人辩护权利的延伸，属于“私权利”的范畴，法无禁止即自由。

　　但实践往往和法学理论正好相反，“私权利变成授权性质的，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没让你干的就不能干，这是中国现阶段的司法环境特色。”钱列阳说。

　　这样的“环境特色”，无疑将给中国刑辩律师未来的辩护之旅，平添一层风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决不能书生气地抱着法学理论往前走，而是应该很客观地看到，我们的前途确实很光明，但道路确实很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