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抓住社会转型的“牛鼻子”

　　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更加公平地进行社会利益结构调整，把因利益调整所引发的各类矛盾和冲突降低到最低程度、最小范围

　　文/古荆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渐进的社会转型期。对于这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转型，时下有三种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关于这一转型时期的社会特征，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作了科学的概括。相对于一个结构静态的、物质匮乏的社会，一个动态的、物质相对充裕的转型期社会更易引发社会动荡，各种社会矛盾更频繁，更易激化。这已在过去的2009年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中一再被证实。进一步做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为201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的实现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

　　社会转型之所以有风险，有时甚至是高风险，原因固然复杂，但是，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利益结构调整不当、不到位激化了一些矛盾，并进而引发冲突和对抗。鉴于此，深入探索并把握社会利益调整的规律，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更加公平地进行社会利益结构调整，力争把因利益调整所引发的各类矛盾和冲突降低到最低程度、最小范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在社会转型期提高维稳能力和水平的“牛鼻子”。

　　中国的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两种体制并存和交织，形成二元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二元性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表现在新旧体制之间，而且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贫富群体之间，都存在程度不同的摩擦和碰撞。

　　毋庸讳言，在我国新的经济体制的作用下，一部分掌握和支配了利益资源的阶层和群体在社会中占据了主动和优势的地位。同样毋庸讳言的是，由于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使得在有些方面形成了制度性的二元结构。应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制度性的二元结构不仅会严重肢解社会资源体系，造成交易无序、分配不公、腐败滋生，以及地区差异和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而且还将阻碍社会成员的统一认同，进而形成思想多元和文化冲突。经济制度与利益关系上的矛盾易积聚于观念领域，严重的观念冲突往往表现为思想、文化上的裂变和分野，引发不同利益阶层和群体在心理上的对立，以至降低社会认同感和协调性，进而形成社会不安全因素的心理基础。

　　切实解除这种社会不安全因素的心理基础，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调节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切实减少乃至消除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制度性的规则和秩序的多重性，用统筹发展、均衡发展的标尺，全面审视既有的制度安排，广开言路，广纳民意，科学规划，大胆试验，把那些造成二元性社会结构的过时的、不合理的制度逐步修正过来，从制度安排上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平竞争、平等发展的机会。

　　同时，还要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充分认识现存的二元国际环境对我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现存的二元结构国际格局，使我国的社会转型更为复杂。先进发达国家的存在及其示范作用，对中国的社会转型进程产生了正负效应交织、交错在一起的复杂状况。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下的中国社会转型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基本上属于“外诱型现代化”类型。这种转型所处的国际时空环境，一边是矛盾凸显期的内部现实，一边是高度发达的外部示范，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社会结构二元性的差异和对立更为显著。

　　中国在低起点上谋求现代化本就十分艰难，而当外部示范以高水平的现代标准，乃至后现代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冲击的时候，中国就更面临着各个领域同步发展的巨大压力。这种内有矛盾、外有冲击的社会转型，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既是一种创新的过程，也是从先进发达国家那里借鉴和输入制度性因素的过程；同时也决定着这种现代化并不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其结果，将缩短正常的发展周期，在短时期内发生急剧的、不均衡的变革。这也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多重的利益分化与重组，以至形成社会的动荡和危机。

　　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需要准确把握和正确驾驭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惯性及其影响力，用中国理念、中国节奏、中国气派稳步推进中国社会转型，切实将各种利益关系整合进一个具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框架内，主动缩小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差异和对立，特别是从制度上消除那些制造和强化二元结构的弊端，以保障社会安全，推进现代化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