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想者：为毁灭的表演

　　死刑判决书上，伍勇有8项罪状——4项故意杀人，4项抢劫。他向法官申诉，告发自己的陈泽奎其实是被冤枉的人，然后回头对母亲说“你们保重身体”就快速离开了。

　　记者◎葛维樱   摄影◎黄宇

　　“红领巾”又来了

　　伍勇最早被引起关注是2008年11月11日他抢劫收费站的视频。他穿着老式军装，头戴钢盔，红色袖章和红领巾极为扎眼，走路带风且果断地对空扫射。他的镜头感不错，到场时先沉稳地告诉收费人员“不要害怕”，临走还要对着摄像头喊几句，大意是“袭击政府保安和哨兵也是我做的”。还带了个穿着打扮稍逊的同伙。当时伍勇只是个传说，宜宾老百姓只知道“有个红领巾抢劫很拉风”。视频截图被贴满了大街小巷，伍勇的父亲在自家小区门口也看到了，“这是谁啊？”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根本没想到是自己儿子。

　　2009年2月23日伍勇又出现，这一次他带了两个人，他穿得还是一样拉风，浑身挂满诡异又零碎的小装饰。两个同伙戴大盖帽，穿类似交警那种闪亮的橘色马甲。“这些衣服都是我准备的。”他被捕后交代，服装款式是自己精心设计的。他们依然毫无顾忌地对天放枪，依然知道摄像头的位置，依然对着监控摄像头喊了几句，再次主动认领哨兵案。但是工作人员的证词都只听到，“市政府……”确切的只有“市政府”3个字，其他一概听不清楚。“我对他们说，你们好好收费。”伍勇说自己临走时又说，他的辩护人罗和辉律师认为，这是在安抚工作人员，但检方却认为是变相的威胁。

　　不管怎样，这两起手法相同的抢劫案伍勇一共抢了3万多元。两起抢劫案，给宜宾市公安机关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他们组织围堵追捕的警力达到了1000多人次。整个宜宾都在讨论这几个古怪的抢劫者。“有一个长得很像周星星。”网民们热烈地讨论和猜测。伍勇的视频截图被发放到所有监狱去让在押人员指认，终于到了正在服无期徒刑的陈泽奎手中。陈泽奎是伍勇在2001年的“同伙”，他们当时一起抢劫了陈泽奎姐夫的岳父，在他取钱的路上用木棒把人打昏，4人抢劫了11万元。伍勇被捕后向公安和法院反复申诉：“陈泽奎是后来看见我们抢劫，被曾科他们给了封口费的，并不是主谋，曾科和胥良君是为了害他。”

　　伍勇2001年遭到公安机关的通缉，此后一直流落在外。陈泽奎认定伍勇后，公安机关立刻把伍勇的家人全都锁定盘问，父亲伍毅是最近见到过儿子的人，他非常诚实地说：“我告诉他们，伍勇给我打过电话，他有个手机，通电话一小时后他就来我家，放下东西就走了。”这几塑料袋东西被警方查获，发现包着火药枪和砍刀。“我啥也不知道，以为是衣服。”伍毅告诉本刊记者。

　　伍毅并不认为是自己提供的线索让儿子被捕：“这么多年了，我都找不到他了，一共才见过几次面。我觉得我儿子肯定在很偏僻很神秘的地方，我也不敢问他在哪里做什么，我觉得警察肯定是找不到他的，除非他自己想被找到。”伍勇的真实身份由此暴露出来，身份证照片被大面积印发，而他自己却依然故我地准备再抢劫邻近的云南省水麻高速路收费站，2009年3月28日他路过宜宾县时被设卡公安认出，公安说，当时伍勇说自己叫张伟并想反抗，但伍勇却说自己根本没反抗，只觉得“这一天终于来了”。

　　他引起的轰动才刚刚开始。很快四川当地几家电视台播出了公安机关抓获他的过程和片断细节。他高昂的头，轻松的表情，尤其是嘴角一直挂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微笑，一下子激怒了社会。“嚣张、狂妄”是当时网络最多的评价。

　　伍勇没有丝毫犹疑、沉默或反复的心路历程。在2009年3月28日至30日3天，他滔滔不绝“供述”了自己这些年来所有犯罪情况，往往是公安人员只问了一个问题，他已经迫不及待把所有“案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无微不至。他的讲述细节丰富，时间地点明确，无论和案情有无关系，他好像一个拍摄自己演的全日制纪录片的导演，“我和他走了几百米，到了某路口，他决定先去某某家，我说自己返回某山取枪，但我没力气了，路上我买了一斤香蕉吃了，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在路口蹲了一个小时，天色渐晚，我们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去取枪”。警方只问“某日你做什么去了”，他的答案像已经默背了几千遍一样流水般出来。

　　犯罪秀

　　此后电视台又播出了伍勇带着警察去指认自己作案地点之类的录像。在这些公开的影像资料中，伍勇总共供述的“罪案”有8起，并且一再要求“判我死刑”。但是一开始他却没有得到公安的信任。宜宾在2003年曾连续发生过两起轰动的案件，一是9月13日当地军事单位西昌卫星观测站门口的哨兵岗被人持枪袭击，一名哨兵腹部中弹受伤；一是10月2日宜宾市政府门口的保安被人持枪追赶，歹徒放了一枪没打中后逃跑。这两个案子一直没侦破，在当地曾出现了很多传言，所以收费站视频被警方初次看到时，伍勇主动对监控录像喊话认领这两案显得有些荒谬，但是一位老刑侦局长却觉得很可能：“因为他一贯有反政府倾向的言论，不在乎死，为了制造影响，目的是让更多人知道他。”

　　除了抢劫收费站这板上钉钉的张扬的犯罪，伍勇自我供述的观测站哨兵案和政府保安案同样充实了细节和过程。据他自己供述，观测站门口一侧是当时站岗的哨兵和坐在桌后登记的哨兵，伍勇说自己离坐在桌子后的哨兵不到1米远，“本来枪直接指着他的头，后来一想他也是爸妈生的，心软，往肚子上开了一枪”。据伤情报告看，枪伤主要部位在右肋下方和大腿间，因为火药是散弹，所以受伤面积加上火药熏烤的伤比较大。检方的指控是“向受害人的胸腹部开枪”，伍勇在庭上强调是腹部靠下，他说见过有人肚子中枪不会死。作案以外，他所供述精心的准备简直比电影还夸张：“我在草坪里坐了一会，看着政府门口……我以为那天是国庆节，没想到是10月2日了……10把火药枪分成3捆挂在我胸前，我插上耳机，端起一捆快速走上去……耳机里播放的是邓丽君(的歌)。”

　　因为大都是陈年旧案，伍勇的自我供述就成为他犯案的主要证据来源。侦查过程中，还有两起人命官司来源自伍勇本人的陈述。第一起是伍勇说自己2000年5月杀害了战友郭小明，第二起是2002年和精神病人唐正方一起，杀害了12岁的男孩罗中勇。这两起案件也成为伍勇被判处死刑的最大原因。这两起无名冤案，在多年后有了突然解答，罗中勇的父亲头发已经雪白，母亲则在法庭上捂着心口不断流眼泪。这是伍勇在法庭上唯一一次情绪激动，他眼神痛惜地说：“这是我这辈子干过最违背良心的事，我没有钱，但我愿意赔偿他的家人，我非常对不起他们。”他的被捕和供述导致唐正方也在2009年4月被捕。

　　12岁的小男孩当时正和邻居的小女孩在铁路边玩耍，伍勇说，是自己和唐正方一起，为唐正方寻找“童男童女的血”，“唐正方说自己有神力，只要沾上童男童女血，就能上升”。伍勇说自己当时正陷入迷信，又觉得“历代成事者身边必有异士，如刘伯温、诸葛亮”，于是这个荒诞的二人小组拿了自制的火药枪，伍勇看到小男孩时，用随身的木棒打了一下他的头，孩子受惊向前奔跑，唐正方就向他开枪，导致其死亡。高中和伍勇是同学的唐正方一直有精神病，唐正方的大哥说：“他精神病是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半夜不知去了哪里，回来一身湿漉漉的就睡了，好的时候可以干农活，不好了就唱戏，看历书，说自己有非凡的掌力，能穿透一切。”

　　洞穴里的人

　　伍勇对警察说自己居住的地方幽雅而安静。而找到灵官崖老鹰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宜宾对自然资源开发较晚，地貌植被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特征，大部分山林被野生竹子、带着长刺的灌木丛和古老的蕨类植物覆盖。面包车在土路、泥路、石头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一座山顶，对面直立的山崖上被浓密的大雾掩盖，伍勇那个藏着书籍、枪支的山洞就在对面。伍勇向警方一共提供了3处山洞，灵官崖这个所获最多，搜出了《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技巧》以及许多跟随他多年的一些著作。因为崖壁极陡，向内倾斜。警方公布的资料中，当时派特警从山顶攀绳降落，才进入山洞，取得了伍勇自己写的厚厚的文字资料。

　　其实灵官崖根本没有大的或有名的山洞，这里海拔较高，人迹罕至，对面山上隐约有些山茶树，“那是2009年才栽的，土色都是浅黄的，这里根本就没有人来”。白色的山茶花还仅存了两三个败朵。偶然路过的山民都不相信崖壁上会有人居住，“只有鸟能上去”。但是经过之前3个小时绕路寻找，其他地方都没有山洞，偶然一个路过的山民说“对面崖上好像有个红色的东西”，才确定了寻找方向。大雾弥漫使我们看不到脚下的万丈深渊，只能凭勇气攀爬自己的每一寸距离，从山顶下去时我们坐在地上，由前面的人用刀开出一条路，然后滑梯一样直滑下去，并且很难躲开满地的长利尖刺，只听得衣服不断被撕裂的声音，攀上崖壁则全靠手拉着垂下的杂草藤蔓，人脸几乎贴紧地面。

　　等本刊记者来到洞前，看清这甚至算不上一个洞，巨大的山岩张开了一条缝，也就是能侧身躺下一个人的一块斜地，伍勇当时就住在缝里。本刊记者尝试蹲了一会，山风不断灌进来，寒冷至极，斜地中间长着一些藤蔓，睡着的时候应该不至于掉下山去。伍毅坚持和我们一起来，尽管儿子伍勇的事情已经越传越神，这个父亲却丝毫不知道儿子住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他曾经拾荒，捡垃圾，挖野菜，睡在路边的沟沟里。后来他和我说，他在云南找了工作，还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一起住在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他。”父亲与母亲离婚多年，谁也无力求证儿子的话，但是当我们一起爬上伍勇藏身的山崖，伍毅翻动了一下留在那里的破衣服，把一个塑料袋打开，见到里面有一条干净的短裤时，他就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除了书籍，伍勇在这里放着许多看起来极为残暴的文字，例如一个叫做“星球计划”的大纲，里面有近20条称得上恐怖主义的犯罪形式。比如在纵火条目下，专门找大的商业机构、银行、商场等地；女人，用最残忍的手段将其折磨致死；爆炸则以人群聚集的学校等地为目标；同时还有攻击政府、暗杀当权者等一系列计划。这些名目很粗略，手段却很详细，没有具体袭击目标、地名或人名。另一份叫“571战略工程纪要”，则是以李庄为目的地，策划的一场个人行动。李庄是宜宾下属的一个破败但美丽的古镇，还没有旅游开发，满街是老茶馆、麻将摊和旧民居，依靠西南联大曾经驻扎在此的梁思诚、李济等人的旧迹，吸引很少的游客，绝对是一个美妙的藏匿地。伍勇非常喜欢和了解这里，在他和唐正方在一起的时间里，他都住在李庄的小旅馆。他在纪要中详细策划了要从哪条街巷开始杀人、制造爆炸、放火烧房子，然后自己从第几个街口向哪里走，躲一会再向某街的垃圾桶走去，打印出来密密的五六页纸。李庄并不大，但在伍勇心目中，这里就是犯案的完美背景场所。选好了景，伍勇写好了剧本。

　　他写的文字里有许许多多他编造的自己的丰富经历。尽管山洞只容一个人侧身而卧，这里却有蜡烛和几面不同大小的镜子。伍勇写自己如何在云南娶妻生子又离婚，如何贩毒到越南，又偷渡到香港、澳门，把身上的钱输光了，这其中不乏女人主动向他献身。

　　实际上，伍勇的生活也能寻找到旁证，他有一段具体工作经验，从部队回来后，在宜宾的茶楼当过保安，也去鞋厂等地工作过。他过去的同事李耀华对他印象非常好：“他说叫他张伟，前前后后在我们这里当保安一年半，2005年之后也来过几个月。人很勤快，但是不关心吃穿这些世俗问题，只喜欢说社会不好，很‘愤青’。我们觉得他有些神叨叨的，但是他人挺好，不和人闹矛盾。偶尔会跑到厂后面的山上去大喊大叫的。”其实真真假假只有伍勇自己分得清楚。2003年之前，他写过一本书，写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他说自己想找人出版但遭到了拒绝，于是“烧掉了书稿，笔杆子不行我就用枪杆子，做火药枪去袭击哨兵”。

　　理想和自我的混乱

　　伍勇似乎是一个难以从头说起的人。他的家人至今后悔地说，“真应该让他上大学”，似乎放弃上大学是决定伍勇人生的关键点。1999年他19岁靠父亲仅有的一点人脉去当兵，“招兵的收3500元，我们家没给，因为太穷了给不起”。母亲罗文秀告诉本刊记者，她哭的是儿子从部队寄来的第一封信，信上说“一切都破灭了”。罗文秀的理解是，没有给钱，因此儿子和所有一起当兵的老乡分开了，单独去了河北的高炮团。罗文秀和伍毅至今仍认为，是部队害了儿子，“送去才半年，孩子就跑了”。伍勇在部队给母亲写了几封信，全都是对部队形式主义、老兵欺负新兵、帮派斗争的描写。他也给部队首长写信，言辞激烈，号称要把许多军官“送上军事法庭”，并自称“我有你们犯罪的证据”，并要求军队给自己开出“退伍证明”等等手续。伍勇2000年5月和郭小明一起逃离部队。

　　至今伍勇的代理律师罗和辉问伍勇，部队对他的负面影响，他只说“就是老兵让新兵洗袜子，我看不惯”。但是，罗文秀说：“他本来是想进部队然后考军校的，而且一定能考上。”

　　2000年底伍勇回到宜宾开始打工生活，他拿到了退伍证，并且以此在保安公司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但好景只有一年，2001年伍勇在药厂做保安，认识了曾科和胥良君。用伍毅的话说，“从此就被他们带坏了”。伍勇小时众人眼中的乖，和此时与社会渣滓厮混暴力抢劫，看上去似乎没有关系。他的理想曾是“为人类的共同幸福而奋斗”，这毛笔字尽量工整地写在那破旧不堪的自家墙上，给母亲留下了一个灿烂的少年回忆。

　　伍勇小时候也曾是个用文字歌颂自家后山大树的孩子。10岁那年父母离婚，伍勇依然学习很差到处捣乱，“哪个学校都不愿意收了”。他是辍学一段时间在家里，被母亲反复教导后，突然就走上了努力学习奋发图强的路子。“我就是告诉他，家里太穷了，一定要读书，读书上大学，才能养活他自己过好生活，不然我们家这么穷，他还是个男孩，要养家，以后要养老婆孩子。我反复教训他，他从小我都不教他的，但是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想让他改变，他都听了我的话，突然就长大了。”罗文秀觉得，让他认识生活的现实残忍是非常必要的。罗文秀现在保存着厚厚的伍勇的奖状似乎很无力，一沓“三好学生”、“总成绩第一”、“优秀班干部”的奖状。罗文秀说：“我要供他念大学。他当时考中专差13分，1分要1000元，我没有钱，他说上不上大学没关系，以后还要出国念书。”

　　当时伍勇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宜宾市四中，他除了保持成绩的优异，也深感贫穷带来的无奈和挫折。“我当时给一个企业做饭，每月250元，给他200元生活费。”罗文秀已经倾尽全力，但是在城市里读高中，确实不是这样一个母亲能够读懂的范围。她说：“我只能给他吃饱穿暖，每个星期我做一个肉菜，周末端到他的学校去给他吃。”伍勇从没有向母亲抱怨过衣食，他梦到有人对他说：“我吃上了香肠，穿上了时装，拥有了一切，我的人生最有意义，生命最有价值。”他写文章反复鄙薄物质与现实，试图论证自己完全可以用理想来对抗“那些对我的歧视和冷漠”。罗文秀告诉本刊记者：“他只是很偶然地对我说，自己想自杀，总想从楼上跳下去。”伍勇当时写了《目睹四中之怪现状》，批驳学校对学生收补课费，教育太功利化，完全以考试为目的，而出题者又想方设法为难学生，以及学生之间势利、残忍，学校也弄虚作假之类问题。同班的唐正方被诊断出有精神病后，伍勇和他成了好朋友，此时伍勇已经显露出巨大的精神痛苦，“我羡慕他，我也想成为一个疯子”。

　　所谓“尊严”的妄想

　　曾经在初高中阶段与伍勇保持亲密书信往来的老师告诉本刊记者：“他很孤僻，好像没什么朋友。”伍勇写的东西越来越像一个拼死的人留下的心理独白。他在高三第二学期参加完会考之后放弃了高考，老师们说，“他本来打算上师范或军校，因为学费低，但是那时正好是学费涨起来的第一年，他又说老师工资太低，借钱上大学根本就没法还，军校他说需要关系，总之他就是不考了。”母亲怎么劝都不行。

　　2001年抢劫药店老板之后，伍勇受通缉。父亲伍毅当时已经联系上他，让去投案自首。“但是当时是星期六，我和警察说，我先送他回他妈那拿点换洗衣服，见个面，星期一早上8点我送他到派出所门口。但是20分钟后警车警察就把我家包围了，他们不信任我。”结果，伍勇还是跑了，这一走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伍勇再也没有回到父亲或母亲那里，即使隔几年偶然回来一次，也不说自己在做什么、在哪里，父母多问几句就走了。伍勇和历次合伙作案的人其实都不熟，他甚至根本懒得向他们灌输自己的“理论”。“我知道他们只为了钱，我却是为了让人知道我的反抗。”他这样告诉律师。

　　伍勇把自己的一切写在纸上，未实现的暴行，和一个精神病人杀了孩子，或带着几个流浪汉去抢劫的行为，也叫做所谓“革命”。他洋洋洒洒写了无数文字，他的文字分为入狱前后两部分。之前的大多是暴力犯罪计划，和对自己的“自述”，他特别偏爱“自述”，到哪里作案都要带着，为的是“万一我死了，人们还知道我是为什么死的，我经历了什么事情”。他一直把“自己的人生”带在身边，并在被逮捕的第一时间就带警察去拿出了这份真假掺杂的文本。他对罗和辉律师说，非常想把重庆哨兵案揽在自己身上，又怕警察不相信。伍勇认为自己已经认识了全世界，但当罗律师和他有意聊起曼德拉和甘地后，他露出一脸错愕，在他的系统之外，他对于理论或历史一无所知。罗和辉希望和他好好交流案子，他却并不关心判决结果：“我不怕死，你告诉我外面的人怎么看我的？”伍勇的家人都希望伍勇能做精神病鉴定，罗和辉说：“我不下十次努力说服他，希望他做精神病鉴定，但是他对我说：‘如果他们说我是个精神病，那么我做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