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消除公众对国外大学拒绝高官的羡慕？

　　对大学理念的信仰和坚守是一个问题，而阻隔权力对大学精神的无形消解是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河南信阳  朱四倍

　　2009年12月14日，通过浏览清华大学新闻网发现，仅在11月一个月时间内，就有3位在任党政官员先后被清华大学聘为兼职教授。据了解，在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北京市副市长陈刚、深圳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应力这3位受聘官员中，除刘应力外，其他两位均为清华校友。(2009年12月21日《瞭望》)

　　尽管在任党政官员到高校兼职有着光鲜的外衣：通过这些党政官员的言传声教，可使学生得到更多来自实际工作的经验。但是，这一切似乎经不起公众的质疑和非议：现任党政官员作为公权人物，手握权力资源，到高校兼职容易导致与高校“利益互换”。更有研究者认为，“在任党政官员到高校兼职，就难免给人一种不务正业的感觉。”

　　近年来，我国在任党政官员到高校兼职现象日趋普遍。我们可以列出一连串的名单：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受聘为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李守信受聘为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当然，这个名单可以更长。

　　那么，在任党政官员到高校兼职被疑与学校利益互换现象是否存在呢？事实上，某些有在任党政官员兼职的高校，获得不少行政资源的倾斜；若是教育系统官员，则在人、财、物指标以及审批办事等方面得到便利；若是财政官员，则可能多拨教育经费。而官员则可以得到“学者型官员”之类的美誉。应该说，这种“合谋”对高校和官员是一种双赢举措，只是这种双嬴是建立在大学精神受损和权力造成的新的不公平竞争基础之上的。正是在这点上，公众的诟病有着充足的理由。

　　在任党政官员到高校兼职被疑与学校利益互换的现象中，高校难以摆脱“媚权”的非议。如果结合高校对官员、有钱人乱发文凭现象，我们有理由认为，我国大学已经在利益面前低头，已经丧失了属于大学本身应拥有的理想。

　　然而，大学成为权力的附庸，依附性增强，向权力的献媚几乎是一种必然。就笔者的观点，棒子不能全打在高校身上，还要看到，当下行政权力对大学的过度侵蚀已经成为不能承受之重，甚至可以说，利益互换现象的出现是大学当下困境的必然产物。

　　但在很多发达国家，现任政府官员是严禁到高校兼职的，只有在卸任后才能到高校任职，而且对其学术背景的审查也相当严格。相反，官员职位本身并非重要条件。比如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长萨默斯可成为哈佛大学校长，而克林顿本人则落选。另一个事实是，基辛格出任美国国务卿之前就是哈佛大学教授，但当他卸任想回哈佛当教授时，却被哈佛拒绝，原因是他提出了不上课的要求。对于这种国外大学拒绝高官的现象，我国的公众和舆论多次流露出羡慕之情。

　　面对在任党政官员到高校兼职被疑与学校利益互换的现象，笔者以为，应追问的是：高校“媚权”现象何以愈演愈烈？又何以消除公众对哈佛拒绝基辛格勇气和精神的羡慕？对大学理念的信仰和坚守是一个问题，而阻隔权力对大学精神的无形消解是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离开了任何一方，单一地指责高校或高官，只能陷入口水的陷阱。对我们来说，应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不是让公众永远停留在对国外大学做法的羡慕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