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局，重新发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时殷弘

　　2008年秋天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是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态。虽然这场危机和衰退的具体原因纷繁复杂，但遭受经济损失和社会痛楚的世人因为这场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恶浪而格外责备美国。

　　在这样的境况中，紧随小布什的战争和对外基本政策，特别是他执政于白宫期间中国至少在经济领域的非常强劲和急剧的崛起，美国硬权势和软权势的更进一步的相对衰减不可避免。这样，至少就世界权势分布格局而言的“后冷战时代”便真正结束，世界政治的一个新时期由此开启。

　　“华盛顿共识”光环黯淡

　　这个新时期的根本，用美国著名国际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2009年发表的《后美国世界》的主题来说，是“其余的兴起”，即中国以及印度、巴西和多个其他国家的迅速发展。它构成“我们时代的大故事”，将重塑世界的大故事。

　　与此同时，如扎卡里亚所说，与先前相比，美国将不再支配全球经济，不再指挥地缘政治，不再拥有几乎压倒性的文化优势。在这样的世界大变迁趋势中，已经迅速形成其体制常驻性和正当性的G20峰会构成了一大创新。虽然G20峰会制度仍然大有内在丰富化和分支多样化的需要和余地，然而如韩国的一位大使衔外交官所说，从全球视野看，G20峰会使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取得一种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方面史无前例的协商和合作水平。或者说，世界组织方式由此正在开始一个过程，那就是通过调整和改革去适应世界格局变动趋势——由中国以及其他某些发展中大国强劲崛起、美国和西方共同体权势相对下落作为最显著动向趋势。

　　在一定意义上，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有其更深刻的心理性和思想性冲击，世界的政治文化和价值信仰体系由此受到了强烈的影响。在各大洲许多国家，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或称为“华盛顿共识”)确已遭受广泛的信誉减损，而在中国，这减损无疑比在多数其他国家更厉害，特别是因为中国对自己惊人的经济成就与其根本来源的相对自信，它们主要出自“中国特色”基本行事方式，外加对西方的改造性的“借学”，即按照中国情况有取有舍的借鉴。

　　事实上，大致从2003年往后，中国的最高领导就愈益强调，在中国的急剧经济腾飞中那些以社会正义、均衡发展和环境保护为代价的显著昭彰的一切，包括“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仅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狭窄执迷以及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加分辨的融入等等，是不可持续和愈益危险的。美国、欧洲大部和其他地方因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发生的状况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一种至关紧要的确信，即必须走一条与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及其“中国版本”大为不同的中国特色道路，与此同时保持运用中国本土的和外国的、关于市场经济及其健康的社会涵义的积极经验。

　　中美谁更需要对方

　　至迟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全世界都在集中议论中美两国一兴一衰，连同其世界政治经济涵义和心理涵义。这兴衰诚然并非绝对、全面和固定不移，但它必然改变决定中美关系图景的一大要素：相互依赖的性质。

　　中美依然相互依赖，中国依然多方面有求于美国，但是至关紧要的不对称性问题——谁较多地有求于谁的问题——有了显著的新内涵。美国对华依赖性几乎急剧增进，尤其在财政金融方面：中国以持续巨量购买其国债的方式借款给美国已成为美国的一大必需。不仅如此，美国苦于经济衰退和急于经济复苏，因而比先前更加依赖中国市场。还有，美国陷于伊朗、阿富汗、朝鲜、伊拉克等多个严重难题，因而在国际安全方面几乎不知“伊于胡底”地期盼与中国的更大合作。在华盛顿看来，巨型新兴强国中国的配合成了维持它难舍难弃的“世界领导作用”的一大关键。

　　中美关系基本性质之中的这种变迁明显地见证于奥巴马总统首次访华的首要结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国元首和政府共同确认中美协调和合作大为增进了的重要性：不仅对中美两国各自在几乎所有功能领域的广泛利益至关紧要，而且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有效应对国际/跨国共同挑战至关紧要。这就是《中美联合声明》强调的在日益增多的21世纪全球性挑战面前，中美两国“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和繁荣而努力。”与往昔相比，中美两国先前从来没有共同确认中国作为世界最重要国家之一，与美国一起在那么广泛的全球问题舞台发挥可谓全系列的重大作用。

　　作让步的是美国人，特别重要的是在根本原则上：《中美联合声明》载明“双方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这可以说是中国伟大成功导致的一个历史性结果，其中蕴涵了前面就力量对比变迁和民族自信心所说的一切。

　　中美之间出现了一种可称为“关系位置”方面的变动。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项重大结构性变迁，也是参与决定全球新秩序构建的一项重大因素。

　　国内问题决定中国国运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以来，中国面对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未比现在更有利于中国地位的腾升；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内部难题之巨大和复杂却达到了大致从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最甚的地步。在此情势下，至少有两条必须加以强调：

　　第一，相应于中国愈益增进的国力、国际利害关系和伟大强国抱负，中国在今后必须进一步大为增长国际责任承担，而它的最重要意义不在于应付外部世界的压力或期望，而在于促进构建一个大有利于中国的正当利益和愿望的世界秩序及其各分支体制。当然，这样的承担必须不违背中国的紧要利益和基本能力，必须出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平等协商而非后者的“指令”，必须与中国合理的国际权益的增长大致匹配，并且多少符合增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或权势的需要。

　　第二，就中国的未来国运而言，最根本的挑战就在于能否以真正的政治决心、奋斗勇气和国务技能， 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大大缓解甚或接近解决中国国内的重大瓶颈问题，特别是相当严重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生态恶化以及它们的一大共同原因——不健康和待转换的经济发展方式。从全球眼光看，世界各大国的根本瓶颈，都在于使各自的社会拥有优良和有真正持续活力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它同时可以蕴含世界主要难题的解决方向。它们之中究竟哪个能做到或先做到这一点现在尚无答案，但这将在更长远的意义上决定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这就是世界的根本竞赛，赢则久盛，输则必衰。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