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新秩序中的中国：

　　从单纯“赶超”到兼顾防止“被赶超”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经过当前这场八十年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凭借大国之中的最佳表现，“中国崛起”的成色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目标也由此加快从单纯“赶超”向兼顾“被赶超”转变，中国和其它国家围绕中国“赶超”与“被赶超”的较量也将成为未来十年全球贸易秩序重构的重要内容。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也是唯一能够在如此漫长历史中维持了国家主体基本完整的国家。正因为如此，自从中国国家成型以来，仅仅巨大规模一点就足以令中国的沉浮成为全球贸易秩序变动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关键内容。

　　至少从春秋战国起，中国技术与经济连续领先世界两千年，并以此从丝绸之路开通起便持续占据国际分工体系上层，明代中欧海路直接贸易开通更令“中国制造”借欧洲商人之手进一步覆盖了美洲和非洲的整个殖民地市场。满清政权的闭关锁国和压迫性政策使得中国边缘化成为此后三百年来世界贸易秩序的“主旋律”之一，鸦片战争标志着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以不平等身份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底层，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贸易封锁又把满怀平等互利之心和冲天之志的新中国隔离在世界主流市场的边缘。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宣布取消对华全面贸易封锁之后，在贸易封锁和战争考验中初步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的中国才以平等身份进入世界主流市场，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崛起成为国际贸易秩序最大的变化之一。

　　时至今日，“中国制造”已经覆盖了地球上几乎每一个有人定居的角落。在“中国制造”的凯歌行进声中，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三货物贸易大国，第二货物贸易大国的位置指日可待，外向型经济主导的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繁荣富庶几乎不让中等发达国家，以至于国内外都有不乏其人声称，中国是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而经过当前这场八十年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凭借大国之中的最佳表现，“中国崛起”的成色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目标也由此加快从单纯“赶超”向兼顾“被赶超”转变，中国和其它国家围绕中国“赶超”与“被赶超”的较量也将成为未来十年全球贸易秩序重构的重要内容。

　　中国经济的双重目标和压力

　　在工业化起步之初，中国经济的压力虽然巨大，但目标单一，就是“赶超”。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艰苦创业，中国已经不是昔日那个一穷二白的“前现代”经济体，而是已经赢得了“世界工厂”的头衔，但还没有成为无可争议的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面临双重目标和压力，一方面是继续“赶超”领先于我们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是防止“被赶超”。

　　具体到产业部门而言，我们一方面需要在新兴先进制造业领域赶超发达国家，另一方面需要在我们已经发展到庞大规模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防止迅速被其他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取代。前者无可争议，后者为什么？两大原因：

　　首先，中低收入群体永远是社会的大多数，中低收入消费者永远占世界人口的多数，对于他们来说，价格永远是赢得他们青睐的最具竞争力的手段，我们不能把这个最广大的市场拱手让人。我们的产业战略家们、我们的企业家们尽可以在衣香鬓影、环佩叮当的高雅场合高谈阔论我们产业发展战略之类宏大议题，构想攀登国际分工体系上层、赢得更高利润之方略，但不能忘记上述基本现实，避免重演“何不食肉糜”的笑话。

　　其次，中国需要众多的就业机会，而仅仅为数百万、千把万所谓高收入群体服务绝不可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我们只有占据这种劳动密集的产业，才能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

　　那么，为什么中国兼顾“赶超”和防止“被赶超”会成为国际贸易秩序重构的重要内容？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生灵的大国，中国的全面实现“赶超”意味着近四百年来全球贸易秩序中西方主导格局被真正打破，这一点自不待言，惟其如此，这种进一步的“赶超”就注定不可能平稳。对于力图维持霸权的守成大国而言，除了直接阻挠新兴大国“赶超”之外，扶植其它发展中国家赶超新兴大国，令新兴大国“赶超”不成反“被赶超”，无疑更是上上之策。而新兴大国在“赶超”守成大国前期的初步成功又会创造自己被其它后起者“赶超”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初期成功会削弱其赖以起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

　　赢得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影响

　　既然如此，如之奈何？

　　中国要在围绕“赶超”与“被赶超”的这场较量中胜出，要推动国际贸易秩序重构取得最符合我们利益的结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从昔日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所谓“比较优势”转向依靠完备产业配套的范围经济效益、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优越的基础设施、高效率公共服务和充沛的高质量人力资源。有了这些，我们就不仅不害怕“被赶超”，还会拥有更强的底气去“赶超”。

　　第二，在短期内，充分利用危机余波荡漾仍将持续很久的机会，大力通过直接投资切入主要出口市场的流通环节，从而较快地提高我们整个出口的收益率，摆脱只能在低增值制造环节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争夺刀锋一般微薄利润空间的厄运。

　　第三，在中期内，沿海外向型制造业、特别是“广东制造”，要通过生产能力转移与内地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合理分工，特别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合理分工。

　　具体到在本次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利用危机最大程度发挥淘汰中国企业海外竞争对手的效果，且在危机真正淘汰了中国产业的海外竞争对手之后，为了长远的发展，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先进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组装环节)又需要到他们所在的国家去开展投资，把他们的类似产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目前这些国家的这些产业并不是掌握在中国资本手里，他们这些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来说是纯粹的竞争对手，我们需要充分地利用这场危机的这样一种效果去淘汰他们；同时，生产的国际转移潮流是不可避免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成本最为敏感，因此也是流动性最高的制造业。随着中国国民收入的提高，无论我们怎样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些低增值制造环节最终仍然要大量地从中国向低成本的、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不可改变的长期趋势，我们借助当前的机会把未来的海外生产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届时就可以在不可避免的产业转移发生之际依然享受到相关利益，虽然损失GDP，但增加GNP。

　　第四，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更多依靠内需推动相结合，让中国越来越多地发挥商品吸纳者的作用，特别是要成为周边地区的商品吸纳中心，以此诱导后起国家走向为中国市场服务而获利的道路，而不是走向充当守成大国棋子与中国较量而两败俱伤。

　　第五，在长时期内，无论是整个“中国制造”还是“广东制造”都需要塑造自己的品牌。关于这一点，目前的谈论已经很多，问题是这些谈论基本上都局限于西方国家创造发明和西方国家生活方式下的商品。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这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够的，因为局限于西方国家发明创造及其生活方式下的商品必然令对方享有天然的优势，如果我们能够让全世界消费者追逐中国生活方式下的商品，我们就在全球分工和收益分配体系中占有天然的优势。而且，这种长久不拔之优势又是我们完全有可能去赢得的，因为一个小国即使富裕，其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很不容易成为全世界消费者追逐的潮流，而一个大国收入的持续上升、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必然会引起越来越多外国人对其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追逐，这就为我们创造了赢得持久天然优势的机会。

　　第六，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我们的指导思想从“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推动规则演化”。

　　所谓“国际惯例”，有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部分，这是值得我们吸取的人类文明共同成果；也有只具备局部、暂时正面作用的部分，有些做法更是仅仅体现了某些发达国家、甚至这些国家内部某些利益集团的诉求，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侵犯了人类良知的基本底线，即使在发达国家国内也不可避免遭到激烈抨击。正因为如此，所谓“国际惯例”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不过是大国意志的体现而已。

　　我们必须明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划分的基本单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我们必须时刻坚持我们本国利益的主体性；“与国际惯例接轨”本身不是目的，只是达到我们增进本国利益的手段而已。在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经济体系及其游戏规则而我们的经济技能尚不熟练之时，要在国际市场赢得一席之地，与挂着“国际惯例”之名的西方主导规则接轨是必要的。在实践中，我们的这种“接轨”也确实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绩。

　　然而，作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大国，随着实力增长，中国对西方主导制定实施的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不公正性体会也日益痛切，现行国际经贸规则日益构成制约中国实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不可避免地，当中国成为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组织享有全部权利的成员之后，中国必然要行使他的合法权利，力图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更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向演化。赢得对国际规则制定的重大影响将是中国“赶超”成果的最高体现，推动规则演化的初步成果又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加快实现“赶超”的目标。

　　不可避免地，当中国成为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组织享有全部权利的成员之后，中国必然要行使他的合法权利，力图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更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向演化。赢得对国际规则制定的重大影响将是中国“赶超”成果的最高体现，推动规则演化的初步成果又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加快实现“赶超”的目标。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