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强的中国需要新形象

　　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副所长    何辉

　　一则由中国商务部委托制作，主题为“携手中国制造”的广告在美国CNN播出，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以往我们习惯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低调和韬光养晦的谋略，由政府部门出面，高调宣传自己还是第一次。这则广告无疑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变得更加自信。

　　不仅这则国家形象广告，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的稳健表现、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有理有力有节的态度、在国庆60周年庆典中所表现的自信、在气候问题上的独立自主——中国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表现，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正在发生着令世界敬畏的深刻变化；中国的国家行为，正对当前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产生着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变化中的中国，如何看待、定位自己的国际形象，如何选择对世界的责任方式，决定着中国自身能否和平发展，决定着中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将承担何种角色，决定着中国在未来可以为世界做出怎样的贡献，此为不可不慎的“国之大事”。

　　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是一个与中国的国际认知有关的战略性问题。就自身而言，中国希望在国际社会中树立和平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然而，国际社会却并不完全按照中国的战略意图来定位中国形象。如今，外国人说起中国，喜欢用的比喻除了“巨人”、“龙”、“狮子”之外，开始频繁使用“大象”或更加富有压迫感的“庞然大物”一词。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中，中国被塑造成具有多重性格的多面巨人。当西方用“崛起”一词形容中国时，常常包含了对中国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忧惧，这种忧惧心理，混杂着嫉妒与敬畏。

　　与此同时，在美国出现的“中美国”、“G2”之类的观点，说明超级大国美国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如果中国承担过度的责任或西方所谓的“全球责任”，中国就必将支付一定的额外成本。中国原本给自己打算好的20年战略机遇期，将可能大大缩短。

　　那么，中国就不应该承担摆在面前的大国责任了吗？当然不是。承担应有的责任，是中国义不容辞的。关键问题是，中国选择以何种方式来承担应有的责任，以及如何应对“过度责任论”。

　　中国的大国责任，首先应该建立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基础上，但不能因经济发展而走美国式领导世界的老路。经济的竞争必然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动机。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很容易会想起，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生产值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从而逐步成长为超级大国并最终扮演了帝国角色。美国承担大国责任，是有其经济基础的。目前，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三。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黄皮书(2010)》的评估，中国综合国力全球排第七。2009年，中国人均GDP在2008年突破3000美元的基础上向4000美元挺进。从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中国用了5年，日本用了11年，德国用了15年。中国发展的速度令世界惊讶。然而，不论是综合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还是GDP与人均GDP，都未反映出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中国要成为真正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提高全民可支配收入的道路上依然任重道远。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逐渐改变世界大国经济实力的格局是不可避免的。21世纪的头二、三十年，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不能走美国霸权的后路，但是必须向美国那样首先发展自己的经济，才有可能承担起更多的大国责任。

　　其二，中国要更好地承担大国责任，必须解决自身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2009年，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新问题开始凸显。金融危机使中国遇到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一系列产业振兴规划一方面拉动了相关产业的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也使产能过剩的问题在短期内凸显。尽管外部需求的减少是加剧某些产业(如钢铁产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但是问题远非如此简单。

　　如果说传统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并不令人太感意外，那么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新能源产业也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则无疑令人感到困惑与忧虑。后者说明，尽管科技创新与发展新兴产业是支撑下一个经济繁荣周期的关键，但是并不意味着这能在所有领域完美地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早已不是封闭的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在世界范围发生的，而不仅仅是在中国、美国或任何一个参与世界市场的国家的边境内孤立地发生。这就是说，在通过科技振兴产业的道路上，产能过剩并不是由一国的因素所造成，而是受多国因素影响的。科技最先进的国家将在新兴产业的发展道路上具有先发优势，除非后进者以飞跃式发展实现科技的演进。这就使自主的科技创新显得异常重要。

　　其三，中国可以将 “和谐世界”观念作为指导，以“脱胎于儒家思想的均衡-和谐模式”处理国际事务。所谓“脱胎于儒家思想的均衡-和谐模式”，即以中国传统儒家“和”的思想为基础观念，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目标，融合联系权力行为(在承认既定秩序的前提下追求价值最大化)与变位权力行为(以改变秩序为目的进行的努力)作为行为选择，融合权威分配模式(通过政治权威直接或间接分配资源)与市场分配模式(通过个体的能力与偏好分配资源)作为资源分配模式，它既非新现实主义，也非新自由制度主义，包含着世俗的务实主义。

　　在国际事务中，尽管整个世界已经意识到中国正在成为影响世界的一个重要力量，但是中国不能学美国式的思维介入国际事务，否则就容易陷入美国式帝国思维的陷阱，容易走上大国衰落的老路。举一个近期的例子，对待气候问题，中国自主确定碳减排目标，正是在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对争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起做到真正的均衡-和谐发展而做出的务实的努力。

　　其四，中国可以发挥经过五千年历史考验的中华文明的优势，在启迪自身的同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世界的文明。

　　中华文明具有极大的包容力，是给西方中心主义、极端宗教主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一剂温和的解药。中华文明也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是解决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明灯。中国不能学美国那样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但可以担当创建融合多种文明精华的大文明的塑造者，可以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引路人与实践者。近来，孔子学院在世界许多地方受到欢迎，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正是中国文明影响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表现。

　　和平发展的中国，不仅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更可能成为未来全球新秩序的重要影响者。让我们记住流淌在历史大河中的2009年，因为在50年、100年或几百年之后，历史学家可能会说，自那一年起，曾经历了唐宋盛世的中国再次成为了影响世界历史并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家。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