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艰难时刻的转型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是衡量上海发展最重要的指标。来自决策层的决心显而易见。在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松江开始了艰难的转型。

　　文｜本刊记者 郭芳 发自上海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上海松江区区长孙建平刚刚从国外考察回来。这一趟，他并没有带回来好消息。

　　途经香港，他发现，香港商业街上的商铺门口都站着一个人，就像我们小饭店的招待一样，在门口招揽生意，但生意冷淡，商铺里面几乎没人。美国和加拿大也不例外，商场里门庭冷落，他们不再无节制地举债消费。

　　美国人开始存钱，他们的居民储蓄率已经由-2%提高到7%，这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大幅下降。

　　“除了生活必需品外，电子类产品一般不太消费，尤其糟糕的是高端电子产品的消费。”孙建平预计，接下来大的商业零售订单不会太多，而2010年松江电子新型产品的产能却占到所有产业产能的59%。以笔记本电脑为例，2008年，全世界是1.1亿万台，松江占3800万台，近三分之一。

　　“这样下去，明显存在一些问题”。 他很担忧，松江的产品66.6%面向国际市场，国际需求的下降导致产能过剩，这种情况可能要维持一段时间。

　　“我们也在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出口不足的企业，一方面帮他们去跑市场，另一方面政府实施采购。”

　　但显然，这种努力的效果很有限。

　　松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从2008年6月一直下滑到2009年8月，连续下滑了14个月。2009年一季度、二季度，松江的GDP增长均为负，直到三、四季度才出现正增长。

　　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反思：这是我们经济结构的问题，60%以上依靠出口，外向度非常高。曾经，这是松江的特点，也是松江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现在造成了松江的工业受到外部的影响非常大。

　　他坦言，由于外向型经济比重大，完成全年的经济增长任务较有压力。

　　转型

　　新世纪之初，郊区的城市化成为上海新一轮战略发展的“主要发动机”，也推动了上海“多中心”格局的形成。在开放政策与改革环境的的佑护下，松江开始起飞。

　　从1992年到2007年，松江GDP连续16年平均增长24%。“我曾经算过一笔账，在整个上海快速的发展当中松江是更快速的发展。”孙建平以惊人的记忆力，一口气背下了如下数据：2002年，上海9000亿工业产值，松江是605亿，占上海的6.7%；2003年，上海11000亿工业产值，松江是1167亿，占上海的10.2%；2004年，上海13000亿工业产值，松江是1540亿，占上海的12.08%；2005年，上海工业产值达到16877亿，松江是2130亿，占上海的12.6%；2006年，上海的工业产值到了2万亿，松江是2620亿，占上海的13.1%；2007年，上海的工业产值已经到了2.4万亿，松江是3500亿，占上海的14%，2008年，上海的工业产值是2.45万亿，松江是3671亿，继续保持上海的14%。

　　松江成为了上海郊区城市化的佼佼者。在上海的区县当中，松江区的工业产值位居第三位。作为回报，它加速了上海的经济发展及其城市化进程。事实上，松江在改造上海中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2008年，松江区的增加值、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均列上海前3位，其中，工业总产值、出口额分别占到全市的1/7和1/5。

　　松江仅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几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实现了由农业大县向工业大区的转变。然而，过快的工业化进程也使一些问题累积：外向型经济占主导，产业发展规划滞后，一业独大，多数企业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国家的开放政策鼓励之下，那些最先有机会发展起来的地区大多采取了“欢迎一切”的策略，松江也向整个世界张开双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多年来松江以吸引外资为主导，加之地方政府把吸引外资规模列入干部业绩考核指标，逐渐形成了外向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格局。外界评价“外资企业老板拿走了钞票，留给当地的是GDP数据”。

　　据统计，电子信息业产值占松江工业总产值比重达60%。而仅广达集团一家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就达48.4%，出口交货值占全区的61.7%。这种“外向主导”、“一业独大”的经济结构中隐藏的问题在这场危机中全部暴露。

　　松江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一个缩影。

　　一场危机之后，原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基础已严重损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外需市场难以恢复如初。由此，结构调整已是刻不容缓。

　　2009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稳增长、调结构、促消费。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调结构将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的主题。

　　在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国经济中心上海率先开始了艰难的转型。

　　在上海市“十二五”规划前期重大课题中，有三大课题直指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2009年，是上海推出改革性政策最多、最密、执行力度最大的一年。

　　由此而来的代价是：2009年上半年上海市GDP同比增长5.6%，增幅为全国倒数第二，同时也是1992年以来上海GDP增幅的历史最低纪录。

　　有些代价必须忍受。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明确指出，“哪怕牺牲一点经济增长速度，也要坚持不懈调结构、促转型。”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更是直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是衡量上海发展最重要的指标。

　　来自决策层的决心显而易见。

　　“上海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如果只是去看GDP指标并不合适，而是要看它的方向和结构是否合理，上海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上海的执政者们正在为自己营造宽松的改革舆论环境。

　　退出

　　相对于整个上海，松江的转型似乎更为迫切。“外需的下降，导致必须调整结构才能适应和发展；而且，自身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粗放型的发展已经难以为继，大投入换回大产出已经不可能；更重要的是松江与上海其他地区不同，松江的环境承载压力很大，承担了上海70%的水源水供应。”

　　目前，中国已经明确：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孙建平坦诚，在松江这样一个工业基地，今后十年里要下降40%，他们的任务非常艰巨。

　　“我们现在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一是，国内外市场并重；二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污染的企业要淘汰，通过市场和行政的手段加快优胜劣汰的力度。”盛亚飞说。

　　孙建平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05年，松江退出劣势企业117家；2006年，退出108家；2007年，退出106家；2008年退出112家；2009年上半年退出48家。至此，491家企业已经从松江退出去了。

　　经济结构的调整正从企业的结构调整开始。

　　“尽管在地方环境的控制和追求效益之间无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矛盾，但一些企业必须退出。”例如，物耗高的、能耗高的、附加值低的、大投入少产出的、对当地的就业贡献不大的和对当地的税收贡献不大的企业。

　　“退出去的同时腾出了土地，也腾出了节能和减排的指标。退出去的企业会得到一些土地的补偿，这就是一个调整的过程。”

　　理论上是这样的。然而，现实的阻力不是没有。采访中发现，一些应当退出却拒绝退出的企业并不鲜见，来自国资背景的企业阻力更大。

　　孙建平显然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探讨更深，他轻描淡写地说，尽管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但这件事必须得想明白，大力地推进。

　　“那些好的企业我坚决把他留下来，不好的坚决退出去，不停地退，总有一天不好的都退出去了。”

　　因此而降下来的财政税收是必然的代价。

　　“在经济结构调整当中经济效益方面有所牺牲，才可以保证结构调整到最好。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需要成本意识。改革是需要成本的，调整转方向的过程中你还要保持速度，这不翻船了吗？”孙建平说，为了好的结构，他们宁可牺牲这一段时间的速度。

　　引入

　　“过去我们GDP导向，但今天我们考虑的是，它可以给我们多大的经济效益。”松江目前只追求两条效益：财税收入和当地的就业。

　　如今，松江人的就业已经不成问题，因此，最关键的是税收。孙建平说，他不会大力引入那些当地就业没有需要，又收不到钱，还必须大量垫资的产业。比如，在很多城市被突出强调的服务外包业。

　　“我们可能会考虑做一些服务外包，但这一块的税收基本上都减免。在我手上会实现服务外包的从无到有，但不会做得太大，毕竟当地财政有一个承受能力的问题。”

　　有没有比较高的税收取决于企业的附加值。

　　这一次在底特律，松江的一家企业与美国的一家企业合作开发的一个风能项目让孙建平感到兴奋。他们研发了一种垂直转动的电扇，这种电扇比原来水平转动的发电成本下降40%，效能提高40%。

　　但风能项目在中国已经产能过剩；而且，中国自己的风能需求不足，主要是销往国外，因此完全受制于国外。

　　但讨论的结果是：不管怎么样，风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今后的发展方向中无可或缺；产能确实是过剩，但像这样可以降低40%成本、提高40%效益的项目谁不要？孙建平决心全力支持这个风能项目在松江生产。

　　在经济特别困难的时候，这些企业一直在思考更好的生存办法。而且，有些确实找到了更好的办法，那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市场需求问题。”

　　松江方面重点考虑在城市中适当安排城市经济，希望吸引一批白领在城市商务区创造出较高的附加值，同时也可以改造这个城市的人口结构。

　　前期的工业发展使这里聚集了大批的蓝领工人。当地人显然不太乐意这些人摊薄了他们的公共资源。城市经济的发展将有助于改善这里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乃至人口结构。决策者希望这里不只是蓝领聚集的地方，而是上海最好的居住城市。

　　松江当然不乏吸引力。长三角那些野心勃勃的企业，在条件成熟之后，都希望到上海来一展宏图。松江是他们的选择之一。

　　“松江有个做小家电的温州企业。这个企业的董事长告诉我，他到上海来最重要的就是引进人才。在温州他无法获得全国优秀的人才，松江大学城为他提供了一个太好的环境。”

　　孙建平很自信：上海有的松江都有，松江现在的房价是上海的一半，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低于上海市区，他认为这是松江的比较优势。

　　消费

　　作为一个生产型城市的执政者，孙建平说，他一直是低调的，那时候他只需把生产环境做好。但现在不一样了，他要开始吆喝了，因为他们现在准备将松江转型成消费型城市。

　　消费型城市将来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买方市场。“人家对你这里没兴趣，你就没有生意。我要吆喝了。”在那些可能的场合，孙建平不厌其烦地营销他的城市休闲。

　　松江佘山旅游度假区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在城市范围内的旅游度假区，上海欢乐谷就坐落于其内。

　　孙建平现在最乐意跟人谈的话题是，度假区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使命和责任，时常意犹未尽。

　　在“十二五”规划松江下一轮的发展当中，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将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进一步推动发展。而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这里准备将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摆在全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导和核心位置。

　　2000万上海市民以及更庞大的长三角市场是他们的目标。

　　“2007年，上海GDP占全国的8.8%，珠三角占12.2%，长三角占18%。长三角GDP所占的比重在全国来说是比较高的，它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对休闲旅游方面的要求更为强烈。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样来招揽市场。”相关的数据，孙建平烂熟于心，这在地方政府的执政者当中并不多见。这是正确决策的基础，当然，最后能否正确决策，那是另一回事。

　　在毗邻的地方，那些稍有禀赋的城市都要立志成为长三角的“后花园”。他们都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庞大的长三角消费市场虎视眈眈。松江希望自己最终能够成为长三角重要的旅游消费城市、上海最休闲快乐的地方。较近的目标是，成为重要的世博之旅目的地城市。

　　不少人质疑，它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

　　孙建平他们似乎并不十分担心。在上海开埠之前，这里是上海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历史悠久，文脉渊远，被称为“上海之根”。这些年来，松江正在积极推进的一件事情是，挖掘松江的历史资源和自然禀赋，并将其转化为资本。孕育上海历史文明的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和辰山植物园都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其他的休闲旅游功能也在加速完善之中。

　　然而，资源能否成功资本化，旅游文化产业能否最终在松江的经济转型中担当重任，仍是未知之数。现在看来，这是一件显得有些遥远的事情。

　　(实习生李彪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