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箭在弦上

　　收入分配改革虽然艰难，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改革已箭在弦上

　　文｜本刊记者 李秀江

　　在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成为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当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转移到扩大内需消费上来的时候，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成为改革的焦点。

　　半年之前，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将研究出台关于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合理控制收入分配差距。

　　随后，来自学界及社会各阶层关于及早启动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收入分配是经济运行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经济运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陈昌盛表示：“收入分配改革虽然艰难，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改革已箭在弦上。”

　　“贫富”两重天

　　改革的前提是：贫富差距过大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以2008年统计公报为例，城乡之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3.31；行业之间，最高的金融业收入水平达40312元，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倍……

　　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官方数据显示，2008年国内基尼系数已升至0.48，这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

　　北京一家民营企业的小白领马旭阳告诉记者，他的月薪是5000元左右。在北京这样一个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每月5000元的收入除去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支出，已相形见绌。他经常为自己的窘境心生惭愧。而他家乡的一个同学，毕业后进入了当地的电力系统，马旭阳当时还嘲笑他胸无大志，不肯与他来北京闯荡。几年前的一次聚会却让他无地自容。同学告诉他，自己的工资虽然不是很高，但各种福利收入加在一起，每年收入超过15万元，比他的二倍还多。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大家都在同一水平线上，有一天，差距可以变得那么大。”马旭阳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对这种差距的无力。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垄断是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即使同在垄断行业，其收入也有很大差别。数据显示，2008年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

　　对于这种差距，马旭阳认为靠自己的努力无法改变，只能承认现实。他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和那些在北京每月只有一两千元收入的打工者比，他算是不错了，要是和贫困地区的农村比，他更应该知足。“要知道，200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700多元，还不及我一个月工资。”

　　农村居民收入过低，是贫富悬殊最显著的表现。这种差距在逐年扩大：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倍，到2008年已达到3.31倍。

　　而实际上，中国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调查结果表明，灰色收入导致部分居民收入非正常增长，如果将灰色收入统计在内，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一些学者认为，是过分的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因此，解决公平需要加大国家计划筹集资源的力量，要用计划的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进而实现分配的公平。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看，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数低；而凡是政府管理方式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省区，如东北、西部等一些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

　　企业和政府挤占劳动者收入

　　“不想再给老板打工了，我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再看看老板挣多少钱？”在北京东单附近做服装导购的于芳决定春节后不再回京。

　　于芳在这家中式服装连锁店工作三年多，每月基本工资1500，加上提成，最好的时候月收入4000左右，平均每月不到3000，现在通州租房，赶上晚班下班要十点半，到住处就快十二点了。

　　“我干了几年，工资也没涨过，你看我们老板，一年几百万。”于芳心里很不平衡。  

　　据了解，此前一些城市出现“民工荒”，并不是真的缺少民工，而是因为民工收入年年不见涨，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所得工资过低，而企业盈余所得越来越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十二五”期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途径》(下简称《收入分配报告》)中称，现有的收入分配情况下，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在逐步下降，从1995年到2007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但是，企业盈余则上升了8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在分配收入结构中有所下降，而企业利润却不断上升。

　　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这被专家称为是“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

　　同时，近十年来，国家财政收入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国家财政收入占的比例过高。

　　目前的现状是，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劳动收入增长赶不上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政府和企业大大挤占了劳动者收入增长的空间。

　　陈昌盛认为，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

　　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没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医疗、卫生、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群众对未来的消费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有钱不敢花”。

　　税负全球第二

　　据最新发布的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中国老百姓的税务负担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收入分配改革应在二次分配领域减少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目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偏低，这种结构恰恰导致工薪阶层负担更重。

　　在记者采访中，许多受访者对个人所得税收制度意见很大，“现在既然要促进消费，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所得，就应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多征富人的，少征穷人的。”

　　然而，前不久财政部出台了一个规定，将职工福利纳入职工工资总额管理，这让本来就税赋过重的工薪阶层雪上加霜。

　　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经理张晖告诉记者，他现在的月工资是4500元，外加1000元的交通通讯补贴。此前，他的个人所得税是按4500元交，福利纳入职工工资总额后，他要按5500元交税，而自己的实际所得变少了。“对于富人来说这不算什么，对我们来说是个负担，本来钱就不够用的，以后更不敢消费了。”张晖很郁闷。

　　税制改革显然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目前的所得税制是分项征收的，劳务报酬是按次征收的，没有考虑到纳税人实际的家庭负担水平。”陈昌盛认为，这项改革必须加快，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抵扣，这是个税制度改革的大方向。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也提出了税制改革对于收入分配的重要性，他建议，要调整税收和政府收入来源结构，在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中，逐步降低对创业、投资和企业的征税，加大对资源、财产、利用财产食利、排放和国有资产的征税和收缴红利。

　　同时，“对资本涉及投资房地产出租、采矿、污染等等，应当开征房产税、资源税和污染税等等。”

　　通过改革税收制度来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成为必然逻辑。

　　缺位的公共服务

　　“孩子上学，老人看病，还要为自己攒些钱以防不时之需，能不花的钱就不花了。”这是中低收入群体“有钱不敢花” 的普遍心态。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居民不得不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这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

　　“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足成为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报告》中提到，2007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低了24.8个百分点。

　　公共服务能为最广大的居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具有明显的再分配作用。但我国政府消费中公共服务消费的占比明显偏低，问题的症结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更多的是“经济建设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相对滞后。政府资源向国有企业、向投资倾斜，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且十分不均衡。

　　陈昌盛认为，改善政府支出可以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因为政府的支出结构对居民收入和消费都有明显影响，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可以降低居民在教育、卫生方面的自我负担水平，还可以显著降低消费者谨慎预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的思路是，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以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消费来拉动和激活居民消费；同是适当提高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增长部分也主要用于公共服务。

　　改革已箭在弦上

　　其实，早在2006年，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已初步拟定，并一度进入征求意见阶段，政府决策层也一直在推进，由于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等原因，这一改革方案迟迟未能出台。

　　其中，既得利益者的调整是最大的难题。特别是企业层面的收入分配很难调整，政府既要考虑初次分配给劳动者更大的比重，也要照顾企业的发展，其中分寸不好把握，由此这项改革难有进展。

　　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被专家看作2010年收入分配改革能有突破性进展的信号。

　　根据相关方面透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调是：“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间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

　　现在的收入结构中，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合计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这部分群体的收入，他们的消费潜力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力。

　　一些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体，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要放弃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要偏重于公平。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非常反对这种观点：“这绝对是错误的看法。我们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个不讲求效率的社会，必将没有公平分配财富的基础。”

　　他认为，解决公平问题的成败，在于高度重视创业、企业、劳动和政府管理的效率，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去轻视效率。如果主要依靠国家去给与，结果会似拉美一样，福利压力很大，国家债台高筑，金融体系脆弱，基尼系数反而居高不下。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许多既得利益者，如何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在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之间建立适度的平衡，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难题。

　　当然，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会起到直接的效果，通过将垄断部门的企业储蓄直接转化为公共服务投入，实际上相当于间接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收入。根据测算，目前若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至50%，就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大约2550 亿元。

　　不过，“初次分配的核心还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强行干预劳动力市场，更要防止将政府的责任部分推向企业。”陈昌盛反对用劳动法规等手段硬性地提高工资，因为这种做法可能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适得其反。“收入分配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选择的手段和途径很多，具体政策更是十分庞杂。”陈昌盛认为，“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转变政府职能”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两个根本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