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孩子们成为有灵魂有情怀的公民
有一个冬日，一个初三的女生走进校门，李庆明向她鞠躬，她也还礼，然后走到李庆明身边，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道：“校长，天气冷了，你要加件衣裳。”
一年级学生袁纵横的家长张红也记得，儿子头一天到学校上学，她送他到学校门口。起初，她并不知道有校长鞠躬这件事，但儿子背着书包走过李庆明身旁时，这个校长照例向这个孩子鞠了一躬。
这个时候，她看到儿子停了下来，想了一小会儿，便转身正对着李庆明，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然后高高兴兴地跑进了学校。
那一瞬间，这个母亲一下子没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我从来没有教过他鞠躬这个事情，但校长做了，他也照着做，我相信，这会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以后，他长大了，也会同样去尊重别人。所以，我要感谢李校长，给我的儿子上了生动一课。”她说。
今年12月24日早上，李庆明同样站在校门口鞠躬，但多少有些不一样的是，他穿上了圣诞老人的衣服，在向学生鞠躬之后，他还会往学生手里塞上几颗糖。
但四年级学生桑雨晴却对校长的装扮不太满意：“糖是挺好吃的，可他要是能贴上圣诞老人的白胡子，那就更像了。希望他明年改进吧。”
在桑雨晴的记忆中，看上去和蔼可亲的校长，一共和她说过3次话，谈话的内容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一次是站着，一次是弯着腰，一次是蹲着的”。
“我最喜欢他蹲着和我说话，其次是弯着腰，最不喜欢他站着说话了，”这个小女孩认真地说，“因为蹲着离我最近，这能让我体会到一种平等和尊重。”
“我们要教育孩子们成为有灵魂、有情怀的公民”
“鞠躬风波”刚刚平息没多久，2006年，李庆明又在学校里做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再度引发了一场大争议。
这年暑假，学校里一个男生跳楼身亡。在一向重视安全的中国教育界，处理这类事情的通常做法，都是“家丑不可外扬，低调解决”，但李庆明却决定在学校里举行一场悼念仪式。
消息传开，一下子炸了锅。在很多人看来，让这些未成年人过早地接触死亡，容易造成他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慌。还有一个教育局的领导问李庆明：“事情弄大了，万一引来了媒体，到时候收不了场，该怎么办？”
“我只是想让孩子们正视死亡，这样他们才能更加尊重每一个生命。”面对每一个前来质疑的人，李庆明都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
而悼念仪式的举行，也起到了李庆明期望的教育效果。
这个男孩所在班级的班主任老师，特意选择了一张男孩生前快乐地吹泡泡的照片，“来表达这个逝去生命曾经有过的最为阳光灿烂的一面”。
在低沉的音乐声中，这个班级的孩子手捧着鲜花和蜡烛，缓缓走到教室中央，把鲜花放在正中间，再将蜡烛放置在鲜花的四周，组成心形。然后是一分钟的默哀仪式，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
随后，男孩的班主任念了一首刚刚创作的小诗，来表达自己的悲伤和惋惜，男孩的好朋友们也陆续上台发言，回忆起和小伙伴相处的点点滴滴。
在场的人们都哭得泪眼朦胧，李庆明无意中看见，那位之前提出过反对的教育局领导，也在人群中擦眼泪。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李庆明又在学校里组织了全校师生的悼念仪式，他从巴赫的乐曲《Air》中节选出一段52秒钟的旋律，学生们双手十指并拢，低头在心中默默祈福。
如今，这种生命教育已经成了学校的常态。每天的早操结束后，学生记者团便会播报前一天世界上发生的灾难新闻，然后全校学生在《Air》悲伤旋律的陪伴下，举行一个一分钟的静默仪式。
有学生在校内论坛上这样说道：“当自己和父母之间产生特别大的分歧时，我也曾冲动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参加了‘静默仪式''后，我开始明白生命、亲情和友情的可贵，今后我将更加尊重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留言，让李庆明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要教育孩子们成为有灵魂、有情怀的公民。这些悼念仪式，就是教给孩子们这些层面的东西，我可不希望自己教出的学生，是只懂得知识技能、只懂得谋生之道的人。”他说。
“几十年的教育，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人？”
无论是“竞选月”、“鞠躬教育”，还是“生命教育”，即便是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都是“一种很难让常人理解的超前行为”。一名学校老师说，根据自己的了解，教育局领导桌面上关于李庆明的告状信，已经有厚厚一叠了。
但李庆明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甚至认为，这几十年来的“德育教育”，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是“完全失败的产物”。
“这些年来，我们的德育教育，总是喊一些假大空的口号，我们几十年的教育，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人？”他托了托眼镜，“对学生的要求，不要太高太多，只要他们能做一个好公民就行了———有活力，有自信，有智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有情怀。”
这个50岁的校长，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校长。在一篇题为《寻找知识分子》的演讲中，他这样写道：“这4年多来，我最关注的就是，如何为一所学校灌输一种独立、自由、高蹈的精神……4年了，我依稀感受到这种精神已经在我校氤氲化生、凝聚成气。为此，我是有些暗自欣喜和欣慰的。我有时甚至得意地认为，即使我离开此地，谁也无法再轻易地抛弃这种自由精神、独立品格和高蹈情怀。”
2007年，学者丁东曾应邀到学校来访问，他旁听了一节九年级学生的历史课。课堂的主题，是4部关于恐怖主义的影片。
根据丁东的回忆，在课堂上，学生讨论起这样的主题———恐怖主义有什么特点？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人类应当怎样对待恐怖主义？如何看待中国青年前几年为“9·11”事件喝彩的现象？
这些初中生，在课堂上争相发言，各抒己见，成人能提出多少种看法，他们也能提出多少种看法，甚至能提出许多连成人也想不到的见解。而教师的作用，则是引导学生的思考步步深入，“只寻求伦理的底线，不要求统一的结论”。
事后，他十分感慨地说：“这所学校的学生，无论学习成绩、艺术修养、公民意识，都有良好的发育。中国能有100所这样的学校，未来就大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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