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声可否人在时

　　刘洪波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一个相当优雅的表达，既像是敦劝行为的官箴，又像是揭示规律的玄言，或者又是官箴和玄言的合一，很有诗文德教的意蕴。

　　我最近看到两个“政声人去后”的人物事迹，一个是山东寿光县的前县委书记王伯祥，一个是安徽省机关下派小岗村当党委书记的沈浩。

　　王伯祥担任县委书记5年半，离开职务已有18年，当地人“依然滔滔不绝地数说他在位时给老百姓办的好事”。沈浩在小岗村任职5年多，这个以按手印分田出名的村子，为他按了三回手印，两次是留他工作，一次是要求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村子里。

　　这两个“政声人去后”的人，事迹确实感人。政治是民意的体现，可以说，这两个官员就是符合民意的人选。另外，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政声人去后”的现象，例如，美国人也会做“十位最杰出总统”、“十位最平庸总统”之类的评说，以十而论，固然是噱头，但总统身后有杰出与平庸之分，算是“政声人去后”的表现。

　　当世之雄与身后之议，何轻何重，排序大概依人而论，有人重在“当世之雄”，有人看重“千秋万世”。“政声人去后”，显然不是一种约束，而是一种描述，或者一种劝喻。作为描述，这是真实的；作为劝喻，这是善意的。不过劝喻是否起作用，仍在于你对身后之议有多看重，甚至即使你看重身后之议，也未必一定能够牢记守好生前之行。

　　我想，任何一个身后有着良好政声的官员，必然有一些佳话可以被讲起。怎样的事情算是佳话，大概也是因社会状况而不同。在中国，一个政治人物的行为，可列入佳话的，大概都体现“感人”的特性，感人而有治绩，这便有“政声”。在别的国家，政治人物的佳话，大概在于他的政见怎样有前瞻性、有洞察力，以及实施上有成效。可以说，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中，政声或者说佳话的基础，分别在德性与政见。

　　传统政治中的官员，或许真的是无须政见的，他需要道德和执行的意志或者艺术；现代政治中的官员，固然需要政见，但难道无须德性吗？显然又不是，相反他可能比传统政治中的官员更加不可以忽视道德，只是这根本不足以成为他的骄傲，而只是他履行职务的前提。由此，可以说现代政治下的官员，实在比传统政治下的官员更加干净。

　　传统政治下的官员，道德如果达到社会平均水平，那就足以成为佳话，人们会说，“那么大的官，还能够做到这一点，真是难得”。而现代政治下的官员，道德被要求在社会平均水平以上，普通人可以做的事情，官员做了就是问题。这样一想，虽然无论哪一种政治形态下，都会有“政声人去后”，但政声构成的差别，显示现代政治的政声，实在非传统政治的政声可比。传统政治的政声，重在感戴；现代政治的政声，重在欣赏。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政声是不是只能在人去后才能出现。我想，这可能是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一个根本区别。权力有当世之雄，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费”，很容易被看成一种坏事，实际上是权力的正途，它表明权力可以对他人进行合法支配，另一方面表明权力有时间上的期限。

　　当世之雄不受政声影响，乃至可以使政声消失无形，是传统政治的特点，“政声人去后”于是成为传统政治下民意的无奈。与之相对，现代政治下，当世之雄固然权力巨大，同时权力的能动范围与时间期限也明确，而且“政声”是随时产生、不可消失而且不可限制的，人在时有政声，人去后也有政声，人去后的政声，只是人在时的政声的延续而已，甚至人在时政声多有恶评，人去后政声反而抬升。

　　我并不认为“政声人去后”有什么问题，但我认为不能“政声人在时”是巨大的问题。很显然，当政声不能在人在时出现，那么，当世之雄就无以做到有所忌惮。政声，无非是对权力的一种公共评价，它还没有涉及到公众对权力的选择问题。权力不仅不能由公众进行选择，甚至不能由公众评价，那么公众唯一的作用就是成为权力的对象、承担权力的后果，而只能在“人去后”发出一些回忆。它确实能够说明一个地方的公众需要怎样的权力人物，但其实也说明他们无法作用于权力人物，从而“政声人去后”又变成一种感慨或者希望，但他们的意志对权力仍然是无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