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别人说他是强硬派，其实在熟悉他的人眼里，他却是位“温文尔雅、受过东西方良好教育的绅士”。20年里，他辗转于不同气候谈判桌，而这20年恰是中国推进环境外交、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的20年

　　苏伟的梦

　　苏伟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贝拉中心的某个谈判会场里，饥饿突然袭来，他举起半截干硬的面包，蘸点水，强行吞咽下去，然后继续与对方进行辩论。这是2010年的1月2日，距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落幕已经整整15天。从2009年11月30日中国谈判代表团抵达哥本哈根算起，除去不到80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苏伟和他的伙伴们总共在谈判桌前“饿战”了21天、400多个小时。

　　没有一场谈判是轻松的，争吵、失望，又重燃起希望。苏伟至今还记得，蒙特利尔谈判最后是不眠不休的三天三夜。而哥本哈根把国际气候谈判的发展空间争夺战，发挥到了极致——直到延期一天之后还在争吵。尽管疲惫仍旧写在脸上，苏伟显然比在贝拉中心来去匆匆的样子轻松许多。

　　半个月前的《哥本哈根协定》，由于缺乏发达国家量化减排承诺、没有明确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来源和操作办法，甚至因未能像2007年的“巴厘岛行动计划”一样，明确下阶段谈判时间表，被指为一纸空文。

　　苏伟没有直接反驳“一纸空文”的说法，他用的是“阶段性成果”。在他看来，哥本哈根是落实巴厘岛路线图中重要的一步。

　　不过，他甚至比那些对《哥本哈根协定》最失望的国际组织，都更了解这个协定的缺陷：

　　“缺陷一是没能明确发达国家要按京都议定书继续量化减排，没有反映对发达国家减排指标性质、幅度和遵约程序的可比性，二是在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来源表述上相当含混，没有说明资金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碳市场还是资本市场，能否兑现仍是未知数。”

　　“中国的谈判是基于国内切实减排行动的，不是耍嘴皮子，这是我们谈判的基础。”苏伟说。“不要迷恋哥，哥看到的是苍生的疲乏。”苏伟开玩笑地引述了一位中国网民评价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时的话。真正的谈判场上可没那么轻松。哥本哈根留下的任务，还要在波恩、墨西哥继续进行，届时还免不了“又是一场恶战”。温和派苏伟

　　苏伟经常被媒体塑造为强势派，不过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当谈判工作组正有条不紊地讨论工作组主席案文并稳步取得进展的时候，突然被一份由丹麦自行拟定的案文搅局。这份空降的“丹麦案文”，被称是为了保证大会可以继续下去。

　　身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首席谈判代表的苏伟，三次“拍案而起”，表明这种做法明显违背大会程序规则。苏伟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因为这份案文的提出脱离了公约和议定书工作组的“正轨”，抛开了两工作组案文的合法基础，破坏了会议程序的正当性，属于“私生子”。丹麦的这一做法，甚至连西方的谈判代表都称之为“愚蠢，简直是在自杀”。

　　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两年前的巴厘岛会议上。回国后的苏伟笑称，自己没有真的“拍”桌子，只是举牌做了一个“暂停”手势，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这在国际会议的规则里是很明确的，在此情况下，会议主席必须要暂停会议对实质问题的讨论，优先解决涉及程序规则的问题。

　　听到数次被冠以“发飙”字样，苏伟笑称自己是“温和派”。至于坊间流传的“苏伟语录”，如“欧盟不厚道”、“2美元不够买杯咖啡”和“中国不高兴”等，苏伟用了一句大实话：“刀架脖子上了，还能再缩吗？”

　　在旅居德国的北京社科院研究员谢方眼里，苏伟是位“温文尔雅、受过东西方良好教育的绅士”。苏伟每次去德国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遵约委员会”工作，都会下榻谢家。

　　谢方在《“苏伟们”为什么“发飙”》一文中写道：“他每天早上吃完早餐都会帮助我收拾杯子，说声谢谢。然后骑着我儿子从跳蚤市场买的破自行车，沿着莱茵河去联合国总部开会，直到深夜回家。”

　　事实上，离京赴哥前，中国代表团已有谈判方案在握，强调坚持原则，讲究策略。对于中国代表团的表现，苏伟认为可以用“积极引导谈判进程，维护核心利益，树立积极负责任的形象”来概括。

　　回到北京的日子，苏伟还梦到过与欧盟代表同桌吃饭辩论。哥本哈根不分昼夜的谈判，让苏伟和他的战友们一样，早晨四点就醒来。“这样跌宕起伏的谈判过程，也是人生中难得的经历。”谈判桌下的苏伟，露出了1979级山东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面。

　　苏伟坦承，过去的一年中，他有一百多天的时间花在了国际谈判上。下一步，他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内工作上，特别是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他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中国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绝不是作秀”。

　　谈判20年

　　从日内瓦、纽约、里约到柏林，从蒙特利尔、巴厘岛、波兹南到哥本哈根，20年里，苏伟辗转于不同的气候谈判桌，而这20年恰好是中国推进环境外交、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的20年。

　　22年前，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合作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国际社会开始考虑能否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寻求建立国际公约的要素。

　　一年后，人民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毕业三年的苏伟，以外交部条约法律司普通公务员的身份，第一时间开始参与IPCC四个协调小组之一的国际公约组的工作。1991年，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在瑞典松斯瓦尔通过，苏伟所在的小组完成了报告的“法律措施”部分。在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的起跑线上，中国人幸运地站在了有利的门槛上。

　　2007年，苏伟担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开始了他在月坛南街38号的新工作。一年后，气候办变身为气候司，苏伟任司长。随后几年里，苏伟发现原本只有圈内人知道的气候变化问题，公众认知度越来越高，直至哥本哈根大会，以“不亚于半届奥运会的热度，成功完成了对全球气候变化认识的普及”。

　　蒙特利尔会议召开之时，中国和77国集团（G77）通过了一项关键性决定，即启动《京都议定书》。“那是一次非常关键的决定，G77加中国打得漂亮。”回想这场漂亮仗时，苏伟的表情没有明显变化。与谈判对手眼中的他一样，这位中国首席谈判代表显得处变不惊。就是这种读不出底牌的震慑力，让日本谈判手畏惧。他们评价苏伟，“反应快，想蒙也蒙不了。”

　　这份事关《京都议定书》生命的案文，是苏伟在蒙特利尔的一家旅馆里通宵达旦起草出来的。案文最终通过G77提交大会。

　　事实上，早在1990年底1991年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之初，中国就提交了关于气候变化国际公约的完整案文。“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国际谈判中提出完整的案文。”苏伟回忆说。而这份“中国案文”经过磋商，最终成为了G77的立场基础，对于最后的谈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照最终的《公约》结构可以发现，其基本框架与“中国案文”比较接近。

　　“回顾过去的20年，无论是《公约》还是《议定书》谈判，中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最初向《公约》提供案文，到巴厘岛上表明中国立场的要素，并通过磋商成为G77加中国的共同立场，到柏林授权，再到蒙特利尔，每两年都是有历史意义的。”苏伟总结说，“谈判整体上实现了中国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