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很多人一样，黄晓燕也曾经是个外乡人，拥有成都市户口一直是她的一个梦想。 

　　黄晓燕：“我们不想让她和我们一样走弯路。”

　　记者：“什么样的弯路？”

　　黄晓燕：“比如说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大城市这样一条弯路，然后让她在这种环境下受到更好的熏陶。”

　　黄晓燕来自农村，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差别让她吃了不少苦，她希望女儿不再像她一样走很多弯路。

　　记者：“成都户口很重要吗？”

　　黄晓燕女儿：“有时候重要有时候不重要。”

　　记者：“什么时候重要？”

　　黄晓燕女儿：“交借读费的时候重要。”

　　20世纪初，美国、英国、法国，这些较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也曾历经艰难转型：大量的农民走出乡村，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城市建设的各个角落，但是却无法获得和市民同样的社会保障。而今天，工业化的先行者已经走过这片沼泽。乡村和城市生活水平的差异已经不大。然而，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工业化的后来者，还在不能回避的失衡之中探索、跋涉。

　　“我就想中国中国大多数人都是农业户口，并不是非农业的人就比农业户口的人高一等，都是人，在人格上都是相等的，没有什么差别我认为，只不过是出生的地方不同而已。”

　　胡星斗：“的确是，户籍制度改革，如果严重的滞后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会对和谐社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因为大量的是外来人口，他不能够融入城市，受到某种歧视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特别是现在一些青少年，由于长期他不能够融入这个城市，结果就导致他在某个城市不能够上高中，不能够考大学等等，他慢慢造成了一种对城市的一种仇恨的心理，或者至少对他稚嫩的心灵造成了创伤。”

　　户籍壁垒对在上海就业的外地人才带来了不少困惑，也成了当地企业人员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

　　赵雪林：“外地的人来上海有所贡献，按道理说，要比一般的中级职称的人，我觉得应该比他们要大，因为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包括税收，等等一些方面的。

　　成立于1992年7月的张江高科技园区，是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园区，目前，园区内聚积着13万各类人才，除了少部分顶尖人才在引进的同时解决其户口问题之外，这其中有50%多的人才都在面临落户问题。

　　殷宏：“他们可能已经掌握了很多的这个技术，可能说全世界范围里都能找到一些工作，那么他们愿意留在上海工作，实际上对上海是有巨大的这个贡献。”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社会由农业走向工业时代的时候，大都经历了农弱工强、城乡失衡的转变过程。今天，英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6%，美国为3.9%，加拿大为6.7%，法国为10%，农民已转化为“农业工人”，农场转化为企业，乡村和城市的划分已经没有了太大的意义。而中国面对的现实国情是：农业占GDP的比重 已经下降到11.3%的同时，农民仍然占到总人口比重的大半。一个拥有7亿2千万农业人口的大国，如何完成转型，走上城乡均衡发展的道路，是中国正在破解的一道世界级难题。

　　胡星斗：“为了拯救经济上的困难，我们也应当打破户籍的坚冰，你把它叫坚冰也可以，你把它叫做这么一道铁门也行，目前是有条件打破的，而且各个地方政府也有积极性的，因为它要解决这种投资不足的问题，房地产过剩这样的一些问题，地方政府有进行户籍改革的积极性，下面我认为要做的就是中央政府在推上一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8年的45.7%，累计提高27.8个百分点，但是2004年以来城镇化率的上升幅度呈现下降趋势。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农民工进城的边际收益递减，制度性因素对城镇化的制约也开始凸现；另一方面，金融危机造成大量农民工返乡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城镇化进程的放缓。

　　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经指出：“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今天这个命题跨越世纪的门槛，正摆在中国的面前。

　　温家宝：“由于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在大城市我们还要考虑大城市的承载能力，而首要的是要引导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和大的集镇安家落户。”

　　表面上看起来，户籍制度改革等等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政策措施似乎和促进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但有经济学家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按照我们国家的人口规模，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大约有2000万农村人口将进入城镇，他们的居住、生活、就学、就业，都会创造巨大的经济需求。

　　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化不仅是个庞大的社会工程，也是一项巨大的经济工程，它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还能够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投资，扩大消费，可谓一举多得。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把握住城镇化进程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历史机遇呢？

　　扫除制度障碍是扩大内需的基础

　　在经济增长企稳回升、金融危机影响逐步减弱的时候，怎么样扩大内需？对中国经济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加快城镇化进程，不单把农村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更重要的是扫除了很多制度障碍，提高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而这些正是扩大内需的基础。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还会带动很多经济资源优化配置，这些变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充沛的发展活力。

　　2009年，成都发布的户籍改革政策最惹眼的一条就是购房落户：在成都购买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就可以拿到成都户口，曾经比金子还珍贵的城市户口现在对很多人变得不再遥远，对于这项政策，成都市民有喜有忧。

　　成都居民：“户口转进来，娃娃可以读书，大人可以安居乐业了。”

　　记者：“担心房价上升，因为人越来越多了？”

　　成都居民：“是。”

　　成都市民说法各不相同，成都市的政府部门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成都市房产管理局市场管理处处长赵江明：“它(购房落户)对这个市场是有积极作用的。”成都市教育局普教一处处长何荣：“主要是发展的趋势如果来得太猛的话，教育部门我们要提早做好准备。”

　　不过，不管人们怎么议论，需要户口的人早已开始行动，负责落户的成都市公安局每天忙的不亦乐乎。

　　成都市公安局民警李璟：“前几天每天早晨6、7点就有老百姓到大厅外面排队等候了，我们应该是9点钟上班。”

　　成都市公安局户籍科科长纪丽：“他购房了以后，只需要提供一些简单的个人的户籍资料，然后购房的手续就可以办理了。”

　　其实成都市政府早在2003年就开始逐步推行购房落户，2003年政策规定，购买60，90，120平方米的商品房都可以按照相应标准入户，2006年，成都市政府提高了入户门槛，规定只有90平方米以上的商品房可以落户，同时必须签有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2008年12月，落户政策由90平米的限制下降到70平米，同时取消了劳动合同和社保的限制。

　　纪丽：“政策出台了以后，很多人来问，都打算要买房子，特别是为了孩子读书。”

　　很多外地人都是通过买房拥有了成都户口，而这样的落户政策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反对的声音说，降低购房入户门槛是拿行政资源来挽救楼市，并不是人们期待中的户籍制度改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假如户口统筹，人的自由流动，假如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很重要的现代法制社会中个体的权利的话，这种权利本身不能够再给他标价，不能说你花钱你就可以获得，你花不起钱你就不能获得。”

　　成都大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健瓴与王锡锌的观点针锋相对。他认为房子与户口的挂钩是打开户籍改革的一把钥匙。

　　吴健瓴：“实际上户口你说他是一种行政资源，可以称得上，但是在中国更重要的特点它是一个特定人群的行政资源，而想取得户口的人，她是该拿到行政资源而没有拿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只要开任何口子都是朝公平迈进。”

　　事实上，关于户籍改革的争议这些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很多城市都采取了把落户与购房挂钩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城市除了要付出一批户口本之外，还必须要同时承担其他的一些代价，比如说随着外地人口的迁入，这些城市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等方面的负担也随之加重。那么对城市来说，又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呢？何荣在成都市教育局工作了十多年，他告诉记者，户籍改革后，外地学生数量迅速增长。

　　记者：“每年新增的外来人口有多少？”

　　成都市教育局普教一处处长何荣：“每年将近一万，就是将近8%，近三年按照这个比例增长，08年已经达到15.7了，成都市外来人口子女入学人数。”

　　户籍改革以来，成都市外来子女每年以1万多人的速度在增加，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目前中心城区外来人口子女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0%。

　　记者：“每年增加多少是你们的承受极限？”

　　何荣：“如果1，2万的增长的话学位压力就很大。”

　　现在成都还可以通过以前的规划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但是如果外来学生持续增加，教育质量就会大打折扣。

　　何荣：“要不就是大班，一个班50人变成60人，70人，这个也可以，但是教育质量和发展水平就会受到影响。”

　　事实上，人口增加带来的不仅是教育问题，城市的医疗，社保，就业都会因此面临挑战，上世纪90年代北京，上海，广东的珠海，从化等城市都采用过购房落户的政策，但是在随后的几年中这些城市相继取消了这一政策，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城市的承载能力。

　　成都大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健瓴：“我们现在很多人研究统筹城乡，实际上最核心的点没有抓住，最核心的点是农村的土地资源向城市流动，把这个路径打开了，城市实际上真正需要的东西，说半天承载能力，土地是最大承载能力，有土地，就有工商业，就有发展。”

　　吴健瓴认为，成都周边农村建设用地非常丰富，完全可以向城市流动，这样一方面促进了农村人口城市化，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城市承载能力。

　　吴健瓴：“在沿海地区我知道工业化覆盖一切，抢得快，不要说建设用地，耕地都占了多少，这背后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们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这样一来觉得发展空间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展空间有多大？不停也得听，成都发展空间还很大。”

　　“我觉得户籍改革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一向持这种观点。”

　　吴健瓴：“我觉得中国户籍改革实际上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话就是你公共财政的阳光应该普照农村，你公共财政真到了农村的时候，也许户籍就真的不重要了。”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大约45%，而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今后中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30年以后，城镇化率大约达到75%。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约有20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居住、生活、就学、就业。不过经济学家们也指出，尽管中国城镇化率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约10%提高到大约45%，但与发达国家78%和世界平均49%的城镇化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温家宝：“这项工作意义重大。从经济上来讲，可以增强我们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扩大内部的需求；从政治上来讲，可以使农民工享受到与城市的人平等的待遇。”

　　半小时观察：让城市化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支点

　　经历过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已经能明显感觉到，中国经济如果不尽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内在动力，前面的路将会越来越艰难。而大力推进城镇化、破除一系列制度障碍，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社会公共服务，才可以真正释放出消费能量，推动中国经济走上一条良性循环的轨道。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在调整结构的过程中，我们也迫切需要找到一个个新的支点，带动经济整体发展，而城镇化无疑是这些支点当中，惠及面最广也是潜力最为巨大的一个。（执行主编：庄严  编导：庄严 刘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