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之女向本刊记者讲述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

　　第一次见父亲，就成永别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给她起名“苏云”，意为“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她两岁与母亲分离，此生再未见面；一生中只和父亲生活过12天。她经历的悲欢离合，是许多中国早期革命领导人子女共同的人生体验。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 畅

　　1938年，被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大地，到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从江苏连云港驶出的一辆货运火车上，一位3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坐在车厢的货物中间。女孩儿有一双水灵清澈的大眼睛，看上去很懂事，很乖巧。为了赶往西北，他们临时选择搭乘货车。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姑娘就是中共高级干部、时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女儿项苏云。那名男子是负责护送她的老师。

　　“我的童年，就是在四处‘转送’中度过的……”

　　时隔整整70载，坐在记者对面的项苏云已头发斑白。当年那个明眸皓齿的小姑娘，如今双眼的视力几乎为零。

　　项苏云的家，住在北京西城区百万庄一栋古朴的两层小楼里。家中挂满了历史相片，每次有客人来访，项苏云都会热情地向他们介绍照片中的人物和故事。

　　谈起过往，项苏云感慨万千。战争使她两岁便与母亲分离，此生再未见面。她一生只和父亲生活过12天，10岁就成了孤儿。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为其取名“苏云”，意为“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而这个名字，恰恰折射了她的一生：

　　“从上海飘到江苏，从江苏飘到延安，从延安飘到苏联，又从苏联飘回北京……我所经历的悲欢离合，是很多人无法体会的，但同时它又是许多中国早期革命领导人子女共同的人生体验。”

　　被来回“转送”的孩子

　　项苏云1931年出生在上海。当时，父亲项英远在苏区。

　　对于父亲早年的经历，项苏云也是长大后，才逐渐了解的。父亲项英，原名叫项德隆，1898年5月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项德隆的祖父以种植花卉为业，当地人曾称他家是“项家花园”，他的父亲是当地县里管钱粮簿册的职员，为人忠厚。项德隆12岁那年，父亲不幸早亡，为了谋生，小学毕业后他开始当工人。1920年起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二大”代表，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女儿诞生时，他正在苏区紧张地工作着。

　　项苏云两岁时，母亲张亮看到女儿可以离身了，便将她交托给周围的同志，也匆匆赶往苏区。项苏云从记事起，对于父母和家，几乎没有概念。

　　“有一位叫徐文清的老人现在还活着，她曾带着我在浙江一带生活过。他们都是地下工作者，经常被跟踪、追捕，我也跟着他们四处转移。”几经周折，有人将项苏云托付给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项苏云这才安定下来，留在上海英租界陶先生创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

　　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天，国民党就发现陶行知的孤儿院总是收留共产党人的孩子，将其强行关闭。陶行知又将项苏云由上海转送至江苏，寄养在他创办的江苏淮安新安小学。

　　“陶先生把我交给新安小学的教师郭青时，没敢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谈起这段经历，项苏云至今难忘。“郭老师对我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心里没底，问万一有意外怎么办。陶先生只说，‘你尽心就行了，没人会找你麻烦。’”也就在那个时候，陶行知给她起了“苏云”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姓“项”的人很少，而项英又是共产党的知名领导人，为了不暴露身份，直到皖南事变前，项苏云一直叫“张苏云”。

　　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大举南进，江苏即将沦陷，郭青只得将项苏云带往西安。“我们搭货车走了一段，然后又坐上去西安的火车。我记得火车经过陕西潼关的夜间，突然遭到日军炮击，车上的灯顿时全部熄灭了，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项苏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不停的“转送”中度过的。在她的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黑夜的恐惧和路途的颠簸。

　　到达西安后，郭老师从辗转寄来的信中，得知了项苏云的真实身份。他按照信中的嘱托，将项苏云带往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说到这里，项苏云拿出一张她珍藏的照片，相片中，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正在给她梳头。

　　组织经过查实，决定将项苏云继续转送到延安。“那年我7岁，我们乘着一辆卡车从西安到延安，走了整整五天五夜。卡车上还有刘志丹的女儿、肖劲光的儿子、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另外还有高岗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他们原本是准备去苏联的，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没有去成，也乘车返回了延安。”

　　到延安后，项苏云被送进了延安保育小学的前身鲁迅小学学习。

　　父亲问我“你叫什么？”

　　1938年秋天，项英来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已经7岁多的项苏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会是自己和父亲的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那天我正在学校吃饭，忽然老师告诉我，有人接我去见我爸爸。后来，朱德老总带我来到大礼堂，那里正在举行迎接我父亲的欢迎会。”

　　走进礼堂，小苏云却不知道哪个人是她的父亲。情急之下，她走上了主席台，转身面对整个会场，看着所有的人。“陈云过来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对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这是你女儿。’我记得父亲一把抱起我坐在他腿上，第一句话竟是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这个问题，实在不像是在问自己的女儿。”

　　项苏云告诉记者，在见到父亲之前，她不知道什么是父亲，脑子里没有“父亲”这个词的概念，因此“见到了也没什么激动的”。父亲问什么，她就答什么，项苏云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和父亲表示亲昵。

　　“直到现在我还后悔，当晚父亲要我一起回去，我却不肯，觉得爸爸很陌生，迫切地想回到学校。”项苏云客气地对父亲说：“宿舍的同学还在等我，我要先回学校去。”那一晚，窑洞里的大通铺上，一排女同学都点起了油灯，围着项苏云问东问西。

　　在延安保育院，项苏云还见到了小自己4岁的弟弟，“第一次由爸爸给我们洗手、洗脚、穿衣服。和爸爸相处的那些天，他对我们照顾得很好，他可能是在尽力弥补他的歉疚，我想这也是父亲难得一次体会到天伦之乐。”

　　项苏云的家中，珍藏着一张照片，是项英带着女儿去保育院看儿子时，马海德医生为他们拍摄的，也是父亲与他们姐弟唯一的一张合影。“这张照片还是上世纪50年代，我去周总理家玩，邓妈妈送给我的。看到它，我愣住了，默默地流泪，无法言语。”

　　幸福的时光太短暂了。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有一天，延安保小的师生躲进山洞里去上课。晚上，老师告诉项苏云，她的父亲白天来过学校，想再看看她。但是学生们都进山了，项英让老师转告女儿，他接到任务，要离开延安。

　　“我和爸爸连一个正式的告别都没有，就这样永远分开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永别。”半个月后，西安来人给项苏云捎来了几样东西，是父亲带给她的一封信、一筒饼干和一副手套，这竟然成了项英留给女儿最后的遗物。

　　“长大后，我总是拼命地回忆和父亲在延安的接触。我告诉自己，父亲把他一生的父爱，都在那12天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