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商人的广州梦

　　官方与学者的统计，都显示至少有两万非洲人在广州生活、居住。非洲商人群体带来的商机和隐患正日渐成为政府管理中的难题。

　　文｜本刊记者 兰燕飞  广州/报道

　　艾库终于可以回家了。

　　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他更多的同乡们还准备继续待下去。

　　就在四个月前，200名非洲人围聚在广州市矿泉派出所门口的抗议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这个城市非洲人生存状况的关注。据广州加纳商人协会的负责人介绍，广州警方在2009年11月和12月对逾期滞留的非洲人给予特赦，以使他们能够返回自己的国家。

　　但非洲人的管理难题，广州仍在求解。

　　广州的诱惑

　　25岁的艾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出口商，他对传言中“这个地上都是黄金”的城市充满了失望。他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衬衫，这是他花了10美元在家乡的一个商店里买的，“来广州后发现同样的衣服在这边只要10块钱人民币。”他无奈地摇摇头。

　　这里到处都是生意，艾库说，但他已经决定要走了。他正准备把一些标有POLO的工厂处理品转交给另一个商人。

　　广园西路的迦南市场，人们进进出出，一捆捆的塑料袋堆进来。有人将塞得满满的服装箱压紧然后封上。这里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大小通吃，批发零售兼营。带绑腿的鞋子、迷彩背心、成捆的袜子、毛毯、各种知名品牌的手袋，各式各样的商品都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非洲。

　　从艾库住的地方到这里，要走过好几条街。混凝土立交桥随处可见，经常会有施工的牌子竖起来，汽车卡车摩托车的喇叭声此起彼伏，堵车，艾库也习惯了。他每次都是步行，路边层出不穷的商店还有小摊上都有他感兴趣的东西。这片热闹繁华的街区里到处充斥着像艾库一样黑皮肤的非洲人，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戏称这里是“巧克力城”。

　　艾库的父亲是一个鞋匠，家境并不宽裕。2007年，艾库几乎用上他所有的积蓄，从内罗毕来到广州。“表兄告诉我，这里到处都是金钱，但一切得靠自己。”艾库说。

　　艾库的第一桩买卖是订了两箱鞋子。他知道家乡人们喜欢的是什么样的鞋子。但收到货后，他发现和想的不太一样。“那次经验让我知道，一定要在验货之后付钱。”艾库靠自己摸索，开始尝试服装买卖，那种印有POLO标识的工厂处理品。“相当便宜”，他每天都会背着一个双肩包到处看货摊，以寻找更便宜实惠的货源。

　　越秀区洪桥街道的小北路一公里半径内，已是非洲商人的聚集地。对这个区域进行过研究的中山大学副教授李志刚认为，现在广州的非洲人来做生意的居多，他们在广州采购货物，运回自己的本国，再销售。但区域的聚集又和当年美洲的唐人街存在一些差异，因为“那是完整的华人社区，而这里的店铺大都还是中国人开的。”

　　中国商人对非洲人却有着矛盾的心态，巧克力城几大商贸中心因非洲人大量涌入后市场日益繁荣。但商家也抱怨非洲人太能砍价。“很多黑人中国话说得又好，砍价砍得比中国人都狠。”迦南市场一个服装店女主人这样说。不过，对于广州生产大量低端产品的中国商人来说，能把这些商品通过非洲人远销到非洲，却是不错的生意。现在中国大量低端产品越来越没有市场，而在非洲却正方兴未艾。“我还是希望广州能够解决一下黑人的实际问题。”一个广州本地的袜子生产商这样告诉记者。

　　非洲人在此地经商首当其冲的就是签证问题，这也是让所有非洲商人和广州警方都深感头疼的问题。

　　成功的非商只有15%

　　广州，有人曾称之为“第三世界的首都”。

　　这个自古以来就是重要通商口岸的开放城市，以其包容性和“世界工厂”的美誉扬名在外。据官方统计，广州的非洲人口从1998年开始剧增。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以旅游签证过来的非洲人数成倍增长。中国的市场与非洲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2002年到2007年，中非贸易已经增长了七倍，中国也成为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

　　没有人能说清楚，广州这个城市目前容纳的非洲人究竟有多少。《广州日报》在去年年底报道称，广州常住的外国人数已达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但这个数据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非洲人。

　　“我的答案是2万，这实际上也是不准确的。”李志刚说，从2006年起他就开始调查广州的非洲人聚集区。

　　在广东省，“三非”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猛增。一组广东省“三非”人员数据显示，2001年有2442人，其后逐年攀增，至2007年这一数字增加到7000多人。2008年当地媒体报道，广州“三非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一万人。一份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政法组拟就的《关于我省外国人管理问题的调研报告》称，外国人在广东省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主要是偷渡、盗窃、抢夺、诈骗和走私。此份调研报告援引广东省刑侦局的统计称，嫌疑人多为尼日利亚、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国民。

　　作为广州的官方报纸，《广州日报》就曾专注于报道因毒品交易、诈骗和触犯移民法规而被捕的非洲人。“黑人的形象不太好，感觉他们很危险。”有很多市民这样说。

　　“的确是有少数人并不太好，但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正经生意人。”阿里，这个来自索马里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在环市东路最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租了一个可以看见街景的大办公室，还雇有四五个员工。

　　李志刚从2006年到2008年两年多的调研显示，在广州的非洲人大部分均从事商贸，访谈表明，非洲客商在广州能成功立足的，仅占15%左右。

　　阿里的叙述是从70年代开始，“那时候，毛泽东还在。”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会了在中国最重要的工具——汉语。随后几经周折，重新回到中国，来到广州的时候，阿里发现这里已经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了。“你会发现，困难很多，但只有自己能解决。”他说。

　　现在阿里的公司相当不错。他说，能这样注册的公司在非洲商人中并不多。“我这个公司注册花了50万美元”，他说。在广州，合法的身份对于非洲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非洲人的合法居留之路

　　合法意味着从事商贸的领域将会更广阔也更轻松，但出于经济的原因，更多非洲商人的合法化之路举步维艰。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外国人涌入，广州接纳移民的压力日益增大。“我表兄说，他几年前过来的时候，二十分钟他们就会在你的护照上盖章了。”艾库说，但如今情形却大不一样。

　　“他们大部分面临的问题都是签证问题。”Heidi说。来自挪威奥斯陆大学的研究员Heidi对这个群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之前，Heidi研究的领域是“中国人在非洲”，作为反方向的研究，她为此拥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在进行过三个月的调研后，Heidi发现，情形太不一样了。“在非洲，中国人是很强大的，他们很会做生意，头脑很聪明，并不是弱势群体。”在广州，在这里做生意的非洲人在Heidi的眼中却是一个亟待帮助的弱势群体。

　　这个白皮肤的年轻女教授行走在黑人中间，十分扎眼。这为她的工作带来了一点难度。但取得信任后，一切变得轻松。“他们需要帮助，所以愿意向你倾诉困难。”Heidi说，她所调研的大部分黑人都是属于底层劳动者，这些人的状况可能更能直接反映出非洲人在广州的生存现状。Heidi介绍，大部分来中国“淘金”的非洲人，尤其是尼日利亚人，他们的传统观念就是认为应该走出去。“很多家庭都是全家攒钱然后送他出国，希望能够赚钱。但如果不赚钱的话，回去就会很丢脸。”

　　和Heidi访谈到的许多人一样，艾库的签证早已过期，他也属于“三非人口”中的一员。在中国，只有中国雇主、大学和海外公司才能为外国人做担保，帮助他们续签居留许可。大部分来自非洲的个体商户基本上找不到担保，只能非法居留。

　　因为合法拿到居留许可越来越难，为了逃避警察的压力，很多人被迫从事地下交易。“有人告诉我，说他通过朋友介绍，那个朋友有个亲戚是移民警察，给3000美元可以续签六个月。”Heidi说，没有人知道这个地下市场是怎么形成的，但很多非洲人开始知道，只要你愿意花上一笔钱，你可以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去买签证。地下市场繁荣的另一原因是，非法居留的非洲人一旦想离开中国，也必须拥有合法的签证，否则也无法离开。

　　“这就存在一个情况，很多没钱的非洲人，他们想离开，因为没钱去买签证所以也没办法离开。只能东躲西藏地生活。”heidi说。

　　阿里说，“如果中国政府能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或部门来替我们解决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很多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在阿里看来，非洲人的形象问题也有一部分是自己造成的，为了能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下去，非洲人必须要努力修正这种形象。

　　其实政府已经在行动。2006年，越秀公安分局成立广州市第一个外国人管理中心。2007年，广州行政区划调整后，广东省政法委将非洲人聚集较多的登峰街道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当地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成立了专门的外国人管理服务站，在普法、租房、医疗、教育等领域开展主动服务，甚至还聘请了十几个非洲义工帮忙。但阿里以及加纳商会会长阿塔都表示，“对话还不够”，“他们只是让我们不要做什么，却很少去了解我们到底需要什么。”艾库要走了，他认为自己还是很喜欢这个城市。“你知道，有很多的东西都很有趣。很多人都很热情，你不会有时刻被人歧视的感觉。”但在离家两年后，他还是希望，2009年的圣诞节，能和家人一起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