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中的大转折

　　周牧之

　　一年前在金融危机的震荡中步入2009年的世界，充满萧条和恐慌。肩负着大众对变革的希冀和热望，1月20日奥巴马在严寒中的华盛顿宣誓就职新一任美国总统。然而一年过去，新总统虽然“意外”地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却并没有终止美国在中东的战争，反而向阿富汗增兵添将。曾经象征美国繁荣的通用汽车轰然倒下，失业率高达10%，实体经济一片黯淡，只有华尔街盛宴重开，旧态依然。

　　痛历金融危机的重创，保守的日本民众终于诀别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在众议院大选中选择了战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权交替。然而民主党上台并没能马上带来经济复苏奇迹，执政初期的幼稚和混乱反而增大了社会困惑。

　　以美国为首，各国凭借超常的经济刺激财政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衰退的景气重新托起些许，但治标不治本的砸钱疗法并没有触及危机的病原。失业率高居不下的美国经济回暖被称之为“无就业复苏”，或许将其称之为“无改革复苏”更为贴切。

　　金融危机还未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但却加速了世界经济的三大转折趋势。

　　首先是中国的崛起。2009年是历史上中国最受全球关注的一年，超过8%的经济增长为灰暗岁月里的世界经济造就了新的引擎。中国的国际地位骤然上升，在美国甚至有人提出由中美共治世界的G2设想。鸦片战争后经历了170年的苦难磨砺，黄色巨龙终于得以翻身。

　　第二大转折是能源转换。金融投机导致的原油价格暴涨加深了世界对能源·环境危机的认识，如何控制地球升温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只是全球协商应对这一挑战的开端，人类正在告别化石能源，迈向新能源时代。1750年产业革命以来的新一轮能源革命必将重塑世界经济发展模式。

　　第三大转折是严峻的经济环境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在生产上，企业更加全面地依靠全球供应链在世界范围内追求最合理的生产和销售。就连过去一味强调国内制造，止步于企业内和集团内国际分工的日本企业，也不得不开始摸索全球化时代的生存模式。在消费上，人们越来越习惯通过互联网全球采购信息和物品。报刊、杂志、书籍、DVD/CD的销量急剧萎缩，在线阅读、在线音视的新生态正在疯长。以百货店、超市和便民店为代表的传统零售业跌入冰河，相反，网络销售量一路狂飙。

　　经济、环境全球性课题的凸现要求超国家机制的应对。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条约》生效，欧盟诞生了第一任“总统”(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和“外长”(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人类超国家性区域机制的尝试又向前迈进一步。

　　2010年1月1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中国与东盟步入零关税时代，标志着中国跨出了营建区域共同体的第一步。

　　2010年横亘在中国面前的困难如山：出口受挫、贫富差距、资产泡沫、环境污染……。美国经济前景的不透明也可能动撼中国经济，标榜变革的奥巴马未能对金融体制实施根本改革，埋下了危机再来的隐患。未来美元的暴跌和新一轮金融危机的爆发都可能引爆灾难性局面。

　　在全球房市、股市一片叫跌声中，中国房市、股市的狂涨显现中国经济的新局面。这种奇特现象不仅源于过分宽松的金融放贷，更有国际投机游资的兴风作浪。曾经使美国金融政策失效，格林斯潘称之为“谜(conundrum)”而无从应对的国际投机游资，已经开始困扰中国的经济运营。

　　在新的一年，中国需要着力改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户籍制度、强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需要将高能耗、高污染发展转化为绿色、低碳发展，还需要将弱元(人民币)/出口依赖型经济打造成强元/内需主导型经济……

　　在低碳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只有以更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搏击宇内、争流万邦，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来源：2010年1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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