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家的沉浮，更令王荣利关注。

　　据统计，从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里，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中国富人，有49人发生过“变故”：顾雏军、黄宏生、李松坚、刘军、罗忠福、牟其中、唐万新、吴志剑、杨斌、郁国祥、张良宾、张荣坤、张文中、周伟彬、周益明、周正毅、周小弟、刘根山、关国亮。

　　胡润富豪榜也因此被戏称为“杀猪榜”。《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由于富豪问题的不断出现，中国富豪群体难成为青年人榜样，近七成青年受访者认为中国富豪品质差。

　　这是一批成长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家。在资源集中于权力机构，民营企业对资源极度渴望环境下，有人总结民营企业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万科董事长王石曾明确表示自己“不行贿”。他的话显得有些悲壮。在一次企业家论坛发言中，王石说，“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其他企业家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我坐在台上多少有点尴尬。”

　　有评论认为，中国不少“问题富豪”最后落马的原因，就在于财富是“灰色”的，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坑蒙拐骗、买空卖空、钻法律空子等等成为问题富豪积累财富的基本价值导向。

　　王荣利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还只有国企。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有能力、有知识、有素质的人开始下海经商办企业。

　　当民营企业异军突起，要与国企竞争，它的发展实际上非常艰难：它们很难获得平等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许多方面诸如在融资、行政审批等方面仍被歧视。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不得不采取一些不规范乃至违法犯罪的手段求生存，求发展，最终导致犯罪。”王荣利说。

　　这批舍弃“大锅饭”、“铁饭碗”出来打拼的人，不得不通过市场求生存，而要生存，毫无疑问需要冒险精神。这批人做到了，发了大财，成了最先致富的人。

　　据报道，早期的民营企业不少是靠走私、靠偷税骗税，甚至靠骗人发财发家。实际上，即便是今天，诸如偷税漏税的情形，在民营企业依旧不少见。

　　胡润认为：“中国企业很不容易，刚来中国时我觉得很奇怪，民营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竟不能在中国的银行开账户，融资困难造成早期部分民营企业偷税，企业家也容易走上政商勾结的道路。”

　　知名律师田文昌认为，在那个法制尚不完善环境下，这批企业家非常容易犯罪，民营企业发展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民营企业家频频犯罪落马，“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原罪”理论不应再适用

　　这个“必然性”的第一次发作，发生在上榜富豪牟其中身上。到2002年以后，李经纬、杨斌、黄光裕等人“出事”，多次惊起千层浪。

　　面对企业家频频被抓的现状，有人发出感慨：“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积累天生带有历史条件下的胎记，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学界曾热议，是否将这部分犯罪情形作为“原罪”赦免。田文昌认为：“个别很严重的、持续犯罪的，应该要追究；有的现在已经不再发生了，过去的犯罪行为调查取证也很困难了，那么也可以放弃追究。”

　　王荣利认为，民营企业家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环境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环境问题，要与国企竞争，许多民营企业没有走正路，走的是弯路；融资渠道的不畅通，也致使很多企业最终走向了贷款诈骗、信用证诈骗、集资诈骗。”

　　田文昌特别关注法制环境。他认为，法治环境有的是法律自身问题，比如立法不够明确，虚开发票类犯罪，本意是打击犯罪，但现实中有些企业并没有骗税，而是为了增加业绩等，实际上还可能多缴了税，并没有占到国家的便宜，也被治了罪；有的是法律实施的问题，如在诉讼活动中对民营企业能不能平等保护的问题。

　　他曾经办理过一个案子，对方是一家国企，其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词就明确讲：“不能让资本家占了便宜。”

　　胡润也认为，在过去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中，“第一桶金”是很难拿到的，并不像今天融资渠道很多，可以直接找风险投资。

　　不过，他也强调，在现在政策体制已经有所改善的环境下，富豪们就没有了犯此类错误的托词，富豪也不能再逃到“原罪”的理论里去避风。

　　“现在，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就比较多了，融资问题已相对容易解决，现在国内已有很多资金充裕的企业和个人在做融资的工作，政策上也有了突破。很多银行、国外的风险投资者也都在关注中国优秀的企业及企业家。”胡润说。

　　“不靠近他们怎么获得资源？”

　　中国的“问题富豪”为什么这么多？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认为，有4个原因：部分官员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司法程序不够完善；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

　　田文昌曾经去考察过一些乡镇企业，“非常有钱，但也存在着产权不清的隐患。”

　　他建议这些企业尽早明确产权关系，消除隐患。但他得到的回答是：没必要。甚至有的企业家拿出与领导的合影照片，拉大旗作虎皮，以为这就靠得住。然而，问题爆发出来之后，“最终该倒霉的还得倒霉”。

　　王荣利说，这些民营企业家普遍在生意场上打拼了很久，他们在生意场上很有眼光，也很有悟性，可以说是商业领域的人才、专家。在民营企业发展初期，他们的利润率甚至能达到100%，甚至200%。

　　“因为企业还小，遇到问题，他们会用一些在现在看来是违法，但在当时看来是灰色的手段应付，比如偷逃税收。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许多民营企业家甚至已经把偷逃税当作一种正常现象。”王荣利说。

　　这些问题，在民营企业尚小之时，许多尚未集中爆发。但当民营企业一旦做大，依旧采取老办法，“纸就包不住火了”。

　　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采访时，王荣利特地提到，这些出事的企业家，在年轻时法律意识不高，到事业做大了，依旧没能转变过来，“成了公众人物还这样，自然就容易被盯上，最终出事。”

　　王荣利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不再用小企业的心态来处理现在的大问题，也不应当一味地去追求那么高的利润率，“现在的企业20%的利润率就好了，慢慢发展，一着急就要出事。”

　　不过，这似乎很难做到。业内有人建议，富豪防止自己出事的办法，一是尽可能离政府机关远一点，二是尽可能离媒体远一点。

　　得到的回复令人忧虑：那不可能！我要是不靠近他们，我怎么获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