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免为全球“卖碳翁”吗

　　“碳交易”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比较新的词汇，一年前国内还鲜有对它的探讨，如今它已华丽转身，成为备受各方关注的一个关键词。这与“碳交易”的丰富内涵有关：它既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碳交易的市场前景一直被看好，有专家断言它最终将会取代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交易市场；也具有鲜明的政治特性——它是当前国与国之间政治和外交的一个重要抓手，经常被当做党同伐异的工具使用；同时还具有很强的社会功效——它可以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从而直接影响到地球气候变化问题。它具备如此多的特点优势，其在中国市场受到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什么是“碳交易”？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不同企业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是不同的，因此与其他商品交易一样，温室气体排放权也可以进行交易。碳交易在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活动：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

　　碳排放权早在十年前就成为可以追逐的资产。随着1997年《京都议定书》而诞生的碳排放交易制度，让全球稀缺资源的环境公共产品获得了产权。《京都议定书》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无形商品贸易体系，而这张纽结世界新型贸易版图的核心正是基于现代国际规则而产生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有价商品——碳信用。《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能源技术应用广泛，自身进行减排的成本极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较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减排的不同成本，形成了价差和供求关系，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需求，发展中国家则有着很大的供应能力，国际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有两类。一是基于配额的交易，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的欧盟配额。二是基于项目的交易，如《京都议定书》提出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是指发达国家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投入资金、技术，帮助其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而购买这些减排量，以完成自己承诺的减排任务。

　　2008年碳交易总量达到48亿吨，全球碳市场规模达到1260亿美元，比2004年不到10亿美元的规模，增长100余倍。

　　碳金融：新的战略制高点

　　张茉楠

　　气候问题是一个超越主权的全球议题，在低碳排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约定条件时，碳信用额度的价值和金融属性日益凸显，碳金融正成为发展权与主导权之争的战略制高点，并将广泛而深远地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

　　当前全球气候格局变化的根本力量，并非来自环境本身。正如用“气候改变”模棱两可的概念取代绝对化的“全球变暖”一样，导致全球共同应对气候问题的力量，并非来自于科学家绘制出的“全球变暖”灾难图，而是碳信用本位体系及其背后的碳权角力。

　　在某种意义上，《京都议定书》以及未来的后京都体系可以看作“是用国际条约形式赋予了二氧化碳排放权价值的一套完整的新货币发行制度”，并由此奠定了“碳信用本位制”的基本框架。

　　碳信用本位体系兼具商品本位和货币本位的整体优势。碳本位正逐渐成为一种主权生产力，可以运转全球财富，再造国际分工。

　　从商品本位的角度看，庞大的市场规模构成了碳货币的供给能力。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2008年的碳交易量平均增长率超过320%。根据测算，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预计为每年7亿至13亿吨，将由此形成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亿-650亿美元的碳交易市场。预计未来5年全球碳交易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

　　从货币本位的角度看，碳信用与货币绑定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新趋势。一国经济活动与能源贸易结合度是决定该国货币地位的重要因素，包括能源出口或控制全球范围内最重要能源供给的能力，以及该国是否拥有该能源的国际定价权等，能源绑定往往成为国家崛起和本国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助推剂。

　　国际货币演进的历史表明，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往往要遵循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基本路径。从19世纪的“煤炭-英镑”体系，到20世纪的“石油-美元”体系，再到今天的“碳信用-X？”，全球正在演绎一条国际主权货币在能源贸易中的崛起路径。英镑当年之所以成为世界主导货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拥有丰富的煤炭储藏量以及带来的能源控制力，这对于推动巩固英镑的关键货币地位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随后，伴随着石油对煤炭的核心能源更迭，美国经济迅速崛起，几乎掌握世界原油产量的2/3，由此以美元计价的国际石油定价权体系也伴随着美元霸权体系逐步形成。

　　目前，各国货币纷纷争当碳交易的主导货币。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场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日元也正在摩拳擦掌，试图使日元成为碳交易计价结算的第三货币。当前美国已有的战略优势被大大削弱。金融危机以来，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表明，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美元在全球货币储备中所占比重，从上一季度65%降至62.8%。这不仅是1999年以来美元占全球外储比重的最低水平，也是2002年三季度以来跌幅之最。因此，美国在美元逐步失去全球储备货币信用优势试图为美元找到新的出路，正积极构建“碳权市场”，抢购、囤积二氧化碳排放权，试图争夺美元在低碳经济中的主导权。

　　此外，发达国家还围绕碳减排权和碳交易货币，积极搭建全球碳交易市场架构，并通过金融资本的渗透，构建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试图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价值链分工中抢占制高点。

　　对于中国而言，碳交易及其衍生的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中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CDM机制下提供碳减排量的最大的国家。截至2009年10月，中国政府已批准2232个CDM项目，其中663个已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预期年减排量为1.9亿吨，约占全球注册项目减排量的58%以上，注册数量和年减排量均居世界第一。

　　中国是未来低碳产业链上最有潜力的供给方，却仍不是定价方。由于碳交易权的计价结算与货币的绑定机制使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定价能力，但人民币尚未成为碳交易计价和结算货币，这使中国面临着全球碳金融及其定价权缺失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的碳资本利用效率不高，不仅缺乏完善的碳交易制度、交易法规以及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更缺乏相应的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服务的支持。中国碳金融体系发展与碳市场潜力极不匹配，仍处于全球碳金融交易链的低端位置。今后各国国际收支平衡、碳贸易摩擦、碳汇率问题、碳减排配额及分配问题等都会高度与碳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产生新的冲突与博弈，进而加大新的不可预知的风险，中国必须提前谋划，争取发展的主动权，加紧制定碳金融战略与发展框架体系。

　　可以预见的是，在当前碳主导权激烈博弈的背景下，短期内很难达成“全球共识”。全球契约即使达成也将是不平衡的“类布雷顿森林体系”。哥本哈根只是个起点，而非终点，人类将由此走上一条始于哥本哈根之路。如何打破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的碳减排机制，积极推进全球均衡的碳减排与碳金融体系框架建立，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这将是超越碳减排责任争执的，影响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更为关键的战略性议题。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来源：2010年1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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