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理解2010年中国经济

　　率先反弹的中国经济今年将继续在增长上“领先一步”，但政策重点还是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上实现关键性突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实习生刘洋

　　2009年中国经济的“V型”反弹，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奇迹”的最新演绎。这个故事受到了一些质疑、批评甚至攻击，但“中国经济照耀全球”的现实，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强韧生命力不容低估。而2010年的中国经济，第一次以全球经济“灯塔”的身姿，吸引了大国政商要角和经济智囊广泛的高度注意。

　　新年伊始，中国的宏调政策以怎样的思路和原则应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经济运行？2009年积累的新难题和过去十年积累的体制困局如何在新一年得到缓解或突破？执政党怎样在国际经济危机中继续掌握先机？使得2010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又成为“中国奇迹”能否持续的新考验。

　　为此，《瞭望》新闻周刊近日采访或接触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研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国研中心外经部部长隆国强、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安邦咨询公司副总经理贺军和太平洋研究院研究员周明剑等多位体制内外政策研究人士，以期从朝野内外获得更具建设性的国策经略，和对中国经济更立体的理解。

　　“动平衡”式宏调

　　1月12日晚7点，央行官方网站公告称，从2010年1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次日，众多分析机构和研究人士将之评述为“显示国内的通胀压力已经越来越严重”，“紧缩政策的加速推出”，强调“国内政策环境开始转变”等议论。

　　类似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政策分析充斥了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中国市场。在日前“2010年的经济政策”论坛上，卢中原对此颇多无奈。在其看来，宏观调控本身的重要原则就是相机抉择，“宏观调控就像一只熨斗，在经济过热时要往下压一压，而在经济低迷时要往上托一托。不用老盯着什么时候政策退出或转变，形势变了，政策一定会调整。”

　　事实上，2003年新一轮经济增长以来，“点刹”、“微调”成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主题词，尽管期间也出现过时机转换拿捏上的问题，但“动平衡”式的宏调已经成为决策者施政的新原则。所谓“动平衡”概念，相对于“静平衡”。如果说静平衡是一个球面在水平面上寻找平衡点，那么动平衡就是在两个球面间寻找平衡点。后者最大的难度就是，两个球面在静态中绝对无法平衡，必须在三维体系的动态运转中才能找到稳定的平衡。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篇内部文章中，以货币政策为例解读了这种“动平衡”宏调的含义。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低通胀、经济增长、保持较高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周认为，中国经济是改革转轨的经济，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必须结合中国国情考虑多目标。

　　“比如，我们的价格体系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价格体系改革就需要承担一定的通胀成本。但这些改革是必要的，所以必须在当前的目标优化和未来的目标优化的程度间作出权衡。”周小川强调，货币政策必须考虑支持资源配置优化，必须考虑到能源、资源包括水资源价格的改革，住房、公共交通等公共事业改革。

　　“对这些改革我们一方面要支持，另一方面，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对此留有空间。”否则，“如果单纯以通货膨胀目标制考虑，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抵制这些改革，因为这些改革不利于实现低通货膨胀。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需要特别强调的。”而这种多维目标下相机权衡重心的综合平衡做法，就是“动平衡”式宏调的精髓。

　　“现在，不能因为央行连续几周发央票就说紧缩来了，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我们把握中央大政方针，要注意当前全局形势是企稳回升的关键阶段，务必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卢中原对当前“政策是否转向抑制通胀”的争论在语气上流露出了不解，“我们要更多关注经济形势的稳定性，和比较稳定时结构调整力度加大、改革措施推进的政策影响。”

　　因此，理解中国的宏调政策，需要学习和认识“动平衡”原则，也即要研究每一个时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反映出的主要矛盾，深刻理解中央对此判断和权衡的重心，才能找到政策的真正“风向标”。

　　经济企稳酿调整契机

　　“我个人认为2010年保持9%的增长速度毫无问题，甚至可能更高。”

　　在卢中原看来，一方面，一揽子刺激计划带来的巨大需求还在继续惯性增长，促进结构调整的改革政策和金融政策相继出台和落实，又将带动新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带来去年消费快速增长的汽车购置税减免、家电下乡、摩托车下乡和农用车下乡等一系列的消费政策还在深化，而类似支持农民自建住房等更重大消费政策即将出台，“今年完全可以把企稳回升的经济发展势头延续下去。”

　　即使是去年表现最不好的外贸，隆国强的分析也让本刊记者感受到了“V型”反弹的可观潜力。他认为，2009年中国在外贸上获得了两个预想不到的基础：其一，在三大经济体的市场份额迅速提升。上半年中国在美国、日本、欧洲三大市场的份额上升1.5%～3%，而过去提高1%份额需好几年。其二，出口额逐月增加。从去年1月份的600多亿美元到11月份的1100多亿美元，翻了近一倍。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产品结构特点以及产业配套能力强、综合成本低等优势，在危机中形成了相对更强的竞争力。”据隆国强调查，危机爆发后很多跨国公司订单总量在减少，但却把其他国家的工厂关闭了，向中国集中订单。

　　“加上2009年基数较低，如果全年平均每月出口达到1100亿美元，今年出口增长率就可以超过12%。”隆国强的判断是，“按照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2010年外部需求要好于2009年，出口没有太多值得担忧的事。”

　　采访中，祝宝良的预测是，“在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国内现有政策取向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8.5%左右，CPI将增长2.5%左右。”

　　既然“三驾马车”至少都会比去年更为健康和乐观，李雪松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出，一定要借助2010年可能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市场局面，坚定地推进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在调结构和促转型上下更大的功夫，构建我国经济发展更良好的结构支撑、技术进步支撑和体制创新支撑。”

　　贺军也非常赞同这个判断，“目前，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国内经济形势趋稳，外部气候变化带来的倒逼效应和内部结构失衡形成的改革压力正在形成合力，完全有可能形成较为有利的变革环境。”

　　“我们说百年不遇的危机其实也是百年不遇的机遇，此时不动脑子、不采取行动可能就会错失机会。”隆国强对此颇为感慨地说，“现在讲‘后危机’，对中国而言，就是要强调抓机遇，抓住这场危机带来的机遇，使得在危机真正过去以后，中国国力能够上一个甚至几个大台阶，我们才对得起这场危机。”

　　最大驱动力在城乡统筹

　　“中国国情是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因此，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农村发展状况具有决定性。”陈锡文为本刊记者揭示了中央政策中一个被众多国内外研究人士无意中忽视了的关键性成就，“应对金融危机过去一年中，我想大家都有这个体会，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农业是稳定的，农村是稳定的，农民是稳定的。没有这个基础，我想(宏观调控)很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