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

　　专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阿拉善让我们都成长了”

　　杨鹏已经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工作了5年多。在这个协会里，杨鹏很少穿羊绒衫，张跃则不再开私人飞机，所有人一律不吃鱼翅。这个协会的近百名企业家几乎人人都知道：“只要一天时间，沙尘就能从那里吹到北京。”为了学习如何办好NGO组织，治理沙漠，2008年，协会组织了19名企业家会员赴美考察公益基金会。对此，杨鹏表示：“阿拉善就象一个学校，每位企业家身在其中，学习以何种方式介入公共事务。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成长了。”

　　文/李卉   摄影/张宇 

　　杨鹏很少穿羊绒衫。个中原因，和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宣布不再动用私人飞机一样。

　　“你知道一件羊绒衫的羊绒，需要多少只羊吗？”问完后，他通常会伸出一双手：“10只。而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1只羊要吃掉100亩的草场。”

　　“如果你买了一件羊绒衫，其实买的就是1000亩草场的草。”杨鹏很喜欢举这个例子：“所以，请千万不要乱扔衣服。”

　　张跃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里的积极分子，他翻便中外的环保书后，发现了一个“宝贝”——《多少算够》。于是他自费把这本书的版权买下，又自费印刷出来。不过，他在SEE协会里，并不轻易赠阅，“你必须非想看，我才给。否则，700页的书相当于砍了一棵树。”

　　张跃说：“一天，我偶然看到一组数据：一棵树平均一年吸收18.3公斤二氧化碳，我的飞机从长沙到北京往返3000公里排出的二氧化碳，相当于8棵大树生长60年所吸收的二氧化碳。从那天开始，我乘坐私人飞机商务出行，就成了历史。”

　　“这个圈子里的人也一律不吃鱼翅，”杨鹏说：“不仅不吃，我们还签定了一个协议：不把鱼翅当礼品送给别人，别人送鱼翅也不要。”作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秘书长，杨鹏组织科学家研究后发现，“鱼翅含汞，对男性伤害很大”。

　　杨鹏口中的“圈子”，就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里近百名企业家。发起人包括刘晓光、田溯宁、王石、冯仑、郭广昌、李宁、马蔚华等商业明星。

　　一个月前，杨鹏和王石、冯仑作为中国企业家代表，参加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大会开幕当天，杨鹏和王石、冯仑踩着单车前往会议现场。半个小时里，三人你追我赶，从所住酒店抵达大会主会场，全程7公里。

　　会场中，杨鹏和一群中国年轻人带去了很多汽球，还有打气筒。一个40人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和中国企业家一起，手挽手，往那儿一立，大喊“Green China”，异常夺人眼球。

　　“我们的一个会员，资助了10个青年前往哥本哈根的费用，”杨鹏后来说：“你以前不会在如此重大的国际会议上，看见这么多的中国面孔。这也是我们NGO资助项目的一部分。”

　　杨鹏已经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工作了5年多。这位被誉为新道家代表人物的学者，此前的身份是国家环保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为什么会来这里？”他笑：“无非是因为很愉悦。”

　　“一天，沙尘就能从阿拉善吹到北京”

　　内蒙古阿拉善盟，据说是北京沙尘暴的源头。SEE生态协会里几乎人人都知道：“只要一天时间，沙尘就能从那里吹到北京。”

　　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是：2004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下午，十几位中国企业家在北京聚会，就如何筹建一个治理沙尘暴的企业家环保组织进行了讨论。此后，由十位企业家每位出5万元，先筹资50万元把筹备工作做起来，那应该算是阿拉善SEE协会的第一次筹备会。

　　就是那天下午的聚会，让阿拉善生态协会和“感情出轨”这个词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当时联和运通董事长张树新说，“一帮企业家聚在一起，表示要为环保做奉献，这有点像中国企业家的‘感情出轨’。”

　　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是最初的发起人。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阿拉善。那天夜晚，激动的他甚至“跪在沙地上，望天长叹”，慨叹“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毁灭自身”。

　　“当时就有这种想法，能不能把中国的企业家们弄到一起治沙？”刘晓光后来回忆。于是，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北京九汉天成公司总裁宋军，约定分头拉人。

　　不少人是这样被刘晓光拉来的：“我说你必须参加，不参加以后别见我，大家别谈别的事儿了。” 刘晓光自称前后共打了100多个电话。他的朋友们大多也没怎么推却。比如万科的王石就说：“行，给你面子了。”他的朋友再各自去拉朋友，一个拉一个，很快有60多位企业家承诺入会。一些人是真正冲着做公益治沙尘暴去的，一些人是抹不开面子去的，也有些人是想结识“商界大佬”或者寻找商机去的。

　　“这没什么不对的，”杨鹏后来评价道：“这里又不是圣人俱乐部，理念实在不合的人，日后自会离开。”

　　不管怎样，2004年6月4日，掌管着合计约有两万亿元总资产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汇聚到了内蒙古阿拉善盟月亮湖边。 一开始，大家确实是为治沙而去的。但最活跃的几个人，比如王石和冯仑忽然发现，“我们也在找一种共同语言”。

　　那时，杨鹏在第一次发起筹备会议上是一位专家，正在研究企业家与公益背后的社会动因。“富人要进天国，就如同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难，”在SEE的一次筹备会议上，杨鹏告诉企业家们：“整个西方史好像从头到尾都是支持企业家的，其实不然。这个状态从西方的新教革命才开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教士，使每个人都具备了教士的精神资格。”

　　“中国商人，有没有自己的精神和信仰？”杨鹏问大家。彼时，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选举正如火如荼。但一切并没有按照预期的轨道。6月4日第一天，“场面就有点失控了。”

　　刘晓光拿出早就拟好的一份执行理事候选名单，说明是等额选举。也就是说，应选人数也就应该是他拟定的这些候选人。他原本以为，让大家把这份名单通过一下就完了，没想到，现场立刻“炸开了锅”。 来自本土或海归、国营或民企等各个方面的企业家们，都是个中精英。“为什么是等额？”“筹备小组的提名权利，需要经过大家同意。”有人大声喊：“我们每个人捐赠的数额是一样的，权利也是平等的。”

　　据说当时筹备组的人都“懵了”。刘晓光后来说：“我万万没有想到，辛辛苦苦准备了那么长时间，一下子就被推翻了。”据说，靠着一股热情，筹备组的很多人“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而且大都没有工资”。关键是，刘晓光觉得这份名单“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杨鹏还记得，“在筹备会议上，大家其实已经达成初步共识，即协会不能是某个人的组织，必须按照平等参与的民主原则来组建，章程要按照权力制衡的原则来制定。但思维定式却在不知不觉中起着作用，比如，讨论选举办法和名单时，总会想——最早的发起人总该有点不同待遇吧？如果全面开放选举，能保证他们选上吗？地域的代表性要不要考虑？男女性别要不要考虑？”

　　“这种逻辑未必有坏心，也未必有私心，就真是想方方面面有代表性。”杨鹏说。

　　争论持续到深夜，有人提议重新提名。杨鹏拿着笔，往白板上写新增加的名字。这天夜里，工作人员连夜重新赶制选票。

　　第二天一早，企业家们又坐进会议室里，进行无记名投票，刘晓光最终当选会长。当他掏出早就写好的当选感言时，台下“哄”地笑了。上海美通无线公司总裁王维嘉是落选者之一，落选后他要求上台发言：“因为我们的落选，你们的当选才有了合法性。”“选举结果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民主的程序与过程。”他说。

　　那个夜晚，刘晓光失眠了。以后，在各个场合，他经常提到当时的心情，“我完全被震撼了，我感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事实上，第一次面对那样的场面，筹备组的每个人也都非常兴奋。”

　　“教农民用契约精神做环保”

　　此时，前面的路依然充满了变数。当企业家捐款的消息传到当地农民的耳中，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来自台湾大成食品(亚洲)公司主席韩家寰，也在心里屡犯嘀咕：“我们这个会不会是老鼠会啊？”最初刘晓光让他“做对台工作”，他拉了20多家台湾企业加入，因此觉得压力很大，得对朋友们负责。

　　而面对大漠，“究竟该怎么治沙”，也成为最大的困惑。

　　很快，由几名企业家组成的调研组开进了阿拉善。一周时间内，他们每天早上8点出门，跟专家谈，跟政府官员谈，跟农牧民谈，跟执行团队谈，每天晚上都激烈地讨论到夜里12点甚至凌晨一两点：“这一次，我们要与村民签定协议，发动他们自己参与。”

　　2004年8月，阿拉善协会的项目组，进驻到内蒙古吉兰泰镇召素套勒盖嘎查(嘎查在蒙语是生产大队的意思，相当于一个村)。

　　村民们知道一群有钱的企业家，要来帮助他们保护生态环境了。但是这些人来了会做些什么呢？“反正是给钱，先拿到钱再说，”这正是村民们最初的真实心态。

　　杨鹏记得：“当我们第一次提出要带大家去贵州培训时，村民们以为要培训他们种树或者生产技术，也有人怀疑是拐骗人口。”

　　在贵州古胜，阿拉善的村民看见与他们相似的人们，已经摆脱了贫困和环境恶化。回来之后，召素套勒盖嘎查的村民，首先成立了自己的项目管理委员会，并且制定了生态保护村规民约，每家每户按上了手印。

　　几年后，阿拉善协会会员、东亚包装公司董事长杨利川，专程去旁听了一个村民项目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八九个民选的委员，在认真地讨论修水渠、养羊品种改良等项目。在共同的约定下，他们减少并限制了羊只的数量，不再去砍伐梭梭林，甚至不去捡拾枯木；而且，他们还一次性清理了多年积累的公共垃圾，建起沼气池、太阳灶、节水灌渠、风力发电机，甚至组织了内部的信用合作……”

　　这令杨利川相当震惊：“我吃惊于这些普通农民的智慧。”

　　“事实上，这一社区模式已经得到了复制，”杨鹏介绍说：“保护的对象涉及到梭梭林、地下水还有草场等等。”

　　“14年前去美国学如何赚钱，14年后去学如何花钱”

　　任志强参选了几次，终于竞争到阿拉善监事长一职。“这个协会的人，得学会花钱，”一次他在大会上“放炮”道。

　　王石对此颇为认同：“14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是学怎么赚钱，那么我们也要去学怎么花钱。我们要在很短时间里走过别人几百年的路。”

　　2008年，SEE组织了19名企业家会员赴美考察公益基金会。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企业家组团到美国取“公益经”——“办好NGO不仅需要理想主义，也要有成熟的方法论。”

　　“十天时间，我们走访了美国惠利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等15个民间公益机构。”行程中，杨鹏惊异地发现：“TNC每年支出近8亿美元，有专职律师150名，专职科学家700名。”

　　中国的企业家们，也受到了“超乎想像的热情招待”。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TNC前理事长亨利？保尔森抽出上午的时间，在财政部的办公室里和他们交谈；而他当天下午的行程就是和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进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此次远行，大家心中的震动，与在阿拉善的那个夜晚，几乎等量齐观。“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是除了美国联邦政府之外的第二大地主，参与管护着总面积达600万公顷的1600多个自然保护区。”杨鹏后来说。

　　对此，冯仑当时就说：“我发现人家都是三代和四代了，眼光比较柔和，而我们连半代都不到。”感叹之余，大家发现，“虽然污染不可避免，但是自己的环保空间巨大。“

　　“阿拉善就象一个学校吧，”杨鹏表示：“每位企业家身在其中，学习以何种方式介入公共事务。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成长了。”

　　现在，台湾企业家韩家寰已经当选为新一任会长，他说：“原来满脑子都是鸡，现在要腾一半想沙漠。”

　　经过几年的探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甚至与罗伯特议事规则专家，签署了一份特别的合约，专门为SEE制定一套议事规则。“这大概是国内第一份单纯为了制定一套议事规则而签署的合同。”罗伯特议事规则中文第十一版翻译者、罗伯特议事专家袁天鹏说。

　　当初，阿拉善生态协会筹备不久，余秋雨听到了他们的故事，专门写来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治沙)这样的事情，由企业家们着手来做，又立即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行为文化。每一步，都充分地体现了国际性、有序性、实在性、可行性，正好与目前中国文化界的思维习惯和办事方式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