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外交需要创造新思维

　　周永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随着2010年世界经济的复苏，国际原油、铁矿石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将逐渐恢复并上涨，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将加大资源供给的风险。因此，如何与资源产出国家之间建立战略关系，继续扩大或建立诸如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保护这些管道和海上石油、矿产资源的安全运输通道等，是经济外交面临的短期利益与长远的战略课题。

　　2010年国际资源产品的走势

　　在各国刺激经济政策的强力干预下，首先是股市、房地产市场反弹，接着，制造业反弹，库存周期缩短，全球经济出现企稳回升的势头。经济复苏，必将扩大资源性产品的需求，出现价格恢复或上涨的趋势。

　　最重要的能源产品石油需求量将平稳增加。根据国际能源署2009年12月份《石油市场月报》估计，2010年全球石油日需求量同比增加140万桶，增长1.6%。就供给能力来看，如果欧佩克不采取限产保价措施，供给能力将严重过剩，因此，就石油价格来看，虽然有很大的涨幅空间，但是，如果没有国际资本的投机炒作，很难突破每桶100美元的价格界限。特别是在减少碳排放的国际政治气氛压力下，节能与新能源产品的开发将得到加强，从一定程度上制约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价格的大幅度上涨。

　　基础工业产品中的钢铁需求将随着制造业、建筑业等的恢复获得大幅度增长，特别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升温，对钢材的需求将进一步助推国际铁矿石价格。一般估计，这种情况将导致国际铁矿石价格在2010年期间涨价10%－15%。但是，这其中也有两个变量值得注意，一是铁矿石的供给能力远远大于实际需求；二是自从“力拓间谍案”发生以后，中国钢铁业界内部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钢协为龙头，加强了内部协调与整合，致使2010年有关铁矿石谈判，作为世界铁矿石最大买方的中方整体谈判地位将得到加强，这为铁矿石大宗合同的压价带来了契机与可能。中方能否利用好这个机遇，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利益和中国钢铁公司的生存状态，也关系到全球铁矿石价格的走向。

　　2010年，粮油棉基础农产品价格受到2009年度减产的影响，价格将出现上升态势，加上工业需求的恢复，国际市场相关价格的上扬亦在预料之中。根据国际谷物理事会(IGC)预测，2009-2010年全球谷物总产量比上年度减少4400万吨，约为17.48亿吨。尤其是决定国际粮油棉价格的美国国内库存大规模减少，市场将持续攀升。棉花市场国际供需相对平衡，国内供需失衡严重。中国国内产量同比减少约12%-15%，消费量将增加3%，约达950万吨，而现有产量约650-670万吨，缺口较大。因此，既关系到民生，又关系到工业发展的粮油棉供应价格不甚乐观。

　　日本的经验

　　针对能源、资源、粮食等的供给风险，日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应对经验。这主要是源于1973年10月在遭遇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在1978年出台了重在应对能源、资源危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其要点是，摒弃过去单纯依赖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思维，而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综合手段确保国家所需能源、粮食和一般资源的供应。日本当时乃至今天采取的手段主要包括：第一，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实行全社会的节能管理，提高资源利用率。第二，大力发展同油气能源、工业资源和粮食产出国家的战略关系，以此稳定能源、资源供应。第三，加强同能源、工业资源产出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到对方国家直接购买油气田、矿山等独资开发，或者合作开发。三井物产株式会社2003年收购世界最大铁矿石生产销售商Vale(俗称淡水河谷)公司的母公司Valepar公司15%的股份，并扩大与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的共同合作。三井物产铁矿石控股产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年开采权益已超过4000万吨。第四，努力通过外交或军事手段维护资源航路通道的安全，发展同航路沿岸要害国家的战略关系。第五，对于能源或资源等廉价的产品，价格选择优先，大量购买。第六，在国内建立大型储藏基地和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战略储备。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对这些既有的政策，一方面继续沿用，一方面也逐步加以调整。在调整方面主要包括：第一，实行战略资源进口既相对集中，又多产地进口的原则，分散过度集中进口的风险。第二，实行大规模的能源替代战略，大力开发新能源。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技术进步，替代战略已经大有可为。最主要的替代战略是用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能源等代替原有的传统能源。第三，大规模利用再生资源，以减少对最初原始资源的依赖和进口。第四，对使用新能源的家庭，给予资助。日本国内对居民出售的家用太阳能系统既能够用于家庭用电等家用能源需求，同时，在家庭用量不足的情况下，多余的电量可以自动输入公用电网系统，由公用电网向家庭支付和购买相应的电量。长期使用的家庭甚至可以因为发电而盈利，极大地提高了居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家庭太阳能发电设施的推广和普及。

　　对于粮食和农业产品的安全，日本政府长期采取保持本国农产品高价格、限制粮食等农产品进口政策，以便保护农民的利益，维系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特别是2009年9月，民主党执政以后，对农民开始实行更优惠的资助政策。主要是引进按户所得补偿制度。当大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和奶酪等畜产品的销售价格低于成本价格时，由国家支付成本与盈利补贴。民主党还设定了包括粮食、肉乳类食品在内的食品自给率目标，2019年为50%，2029年为60%。

　　尝试建立国内外联合机制

　　面对并不宽松的国际资源环境，中国既要做好本国的节能和增效工作，又要从经济外交的角度思考对策。其中的重点，则是改变对国际资源单一渠道的依赖，防范可能被他人卡住脖子的危险，并且通过外交等手段，保持与资源航路要冲国家的良好关系，确保运输通道的安全。同时，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外交与经济合作，建立陆路石油、天然气输入管道，也是降低进口成本和海上航运风险的必要举措。

　　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相互倾轧、拆台，让渔翁得利的事情时有发生。改变这种不利状况，就必须整合国内企业，由行政部门指导，行业协会牵头，形成国内联合的买方优势，整体对外谈判、整体决定定价。

　　已经在国际舞台逐渐拥有话语权的中国，在资源需求方面的手段可以更加多样化，其中，与其他资源需求大国建立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抗衡资源出口国家的任意要挟，也是未来的战略布局之一。

　　在传统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资源需求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历史上敌对和现实中竞争的因素，不仅无法与之联合，而且受制于发达国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某些资源国家独霸资源，进行寡头垄断，任意控制产量，哄抬和操控战略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也损害了资源需求国家的利益，扰乱了世界经济发展安定。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需求国，他们在反对资源国家任意操控资源、随意涨价方面同是受害者，因此，也就具有了共同的利益，为相互之间可能出现的联合提供了条件和契机。

　　国际间的联合可以首先在利益相似的两国双边或多边之间建立某种机制。例如，中国与其他资源需求大国建立铁矿石、石油产品的共同采购和储备联盟，由两国的相关公司、或者政府协商出资，联合采购，联合储备，分享使用。这将有利于抑制卖方的国际垄断强势，维护和增进买方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