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和警察在海地

　　时代周报记者  王楠杰

　　在中国赴海地维和警察看来，他们就是一张“国家名片”。

　　8名中方人员在海地地震中遇难，把中国维和警察带到了公众面前。在部分国人眼中，维和警察是铁人、是精英，海外维和的经历也势必会在其政治履历中添上光辉的一笔，甚至集体升官。然而，光环的背后，是中国维和警察鲜为人知的一面。

　　2010年1月13日，闵国涛像往常一样早起，洗漱完毕后打开了电脑。他想在上班前查看一下邮箱，顺便瞄两眼新闻。去年9月26日从海地回国的他，已经慢慢习惯了这种平静的生活。

　　然而，弹出来的浏览器窗口让闵国涛目瞪口呆，他反复阅读着那篇新闻快讯，才确认当天凌晨，他以第六批中国赴海地民事维和警察的身份战斗过的海地，已成为一片废墟。

　　北京时间13日5点53分，当地时间12日下午，海地发生7级强烈地震。地震中大量建筑严重受损，海地首都太子港只剩断壁残垣。强烈的地震造成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总部大楼倒塌，当时正在楼内与联合国官员举行商谈的4名中国公安部赴海地维和工作组人员及4名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被埋。

　　13日一整天，身为前联海团海地警察发展部装备主管的闵国涛基本上顾不上自己的工作，除了往外打电话就是接电话—他的亲朋好友们纷纷致电询问。提得最多的，还是说他足够幸运。

　　“现在海地的这批维和警察有很多都是我的战友，被埋的几位人员也是我很熟悉的。”电话中的闵国涛，语气沉重。

　　在部分国人心目中，在选拔中过五关斩六将最终脱颖而出的维和警察，是钢筋铁骨的冷酷精英。一味地强调“在外代表的是中国，体现的是大国风采”，更是把维和警察看成单调而没有个人感情的符号。但在闵国涛的世界里，中国维和警察尽管在外肩负着代表中国和联合国的双重身份，却与平凡人一样地有血有肉，嬉笑怒骂，脆弱时甚至需要接受心理治疗。

　　带着枪去买菜

　　闵国涛还能清晰回忆起2008年7月28日前往海地赴任的情况。他们一行12人经洛杉矶、迈阿密，在近30个小时的飞行和等待后，抵达了海地首都太子港。可能因为太过激动，刚下飞机他就不慎把相机摔在地上，液晶屏被摔得粉碎。

　　对于很多首次参加海地维和行动的中国警察而言，他们所去的国家跟自己的祖国仿佛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海地共和国全境四分之三为山地，人口850万。80%的居民人均日消费不足2美元，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闵国涛刚到的时候被安排在一个酒店里，因为觉得花费太大，所以孤身一人在城里转了快半个月找房子租住。民事警察没有统一营地，得自己处理衣食住行，但人生地不熟再加上没找到特别理想的房子，闵国涛还是跟那家酒店签了约，每月850美元，包早晚餐。

　　2008年8月15日，在他开始正式工作的一周后，从北京托运过来的行李才到达海地，“从那一天起，就感觉生活开始上正轨了。”闵国涛说。

　　但一个月后，闵国涛还是和三个同事搬到了一所“很大很宽敞”的房子里。此后他发觉了生活中的诸多不便：平常上街得戴沉重的头盔，身披防弹衣，枪不离手，这是因为太子港混乱的治安—不带着这身近20公斤的装备出门，“就是买个菜都有可能被人放冷枪”。

　　在一个全国20%的人才有自来水饮用的国家，即使是在首都太子港，也会经常碰上断水停电的状况。

　　离开保证水电供应的酒店后，闵国涛对此印象深刻：“有一次洗澡刚到一半突然没电了，马上水也没了，当时天气太热，就想能不能到下边蓄水池打点水上来冲个凉。结果我下去掀开蓄水池盖子拿手电往里一照，好几只蛤蟆在那呱呱地叫，像是水蛇一样的东西嗖地从水面上划过去。”

　　与闵国涛所属的民事维和警察相比，防暴队驻海地的时间周期更短一些，尽管两者所属职务各不相同，却有着一样的感触。

　　在加入第五批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之前，张深荣是广东公安边防第七支队的代理排长。在他看来，海地的情况是国人想象不到的。“有钱人住山上，穷人住海边。因为住山上只有一条马路，没人敢去抢劫，相对安全。海边治安不好，加上海地没排污设施，一旦下雨，垃圾就会往海边冲下去。”

　　张深荣说，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的营区设在首都太子港索纳比工业园区一个废旧仓库里。库顶是3米高的钢架结构，队员住在仓库内搭建的活动板房中。

　　“住的大仓库，吃的老三样，这是最基本最实际的生活状态。”第七批中国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的执勤官兼法语翻译曹珊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1984年出生的曹珊在那支队伍里年龄倒数第二。作为防暴队里仅有的几位女警，她们承担的压力并不比别人小。这位在出国前兴奋了好几个月的姑娘，到海地后不久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其实环境的艰苦都能忍受，心理的承受力才是最大的挑战。”她对记者说。

　　参加过维和行动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说法，就是在任务期到第四五个月的时候，人的心理和生理都会进入一个比较疲劳烦躁的时期。就像流感传播一样，大部分队员都不同程度地会在生理上同步出现疲劳期的症状：全身乏力，打不起精神，乃至失眠。“心烦意乱”成了那一时期大家的共同特征。

　　类似的心理压力几乎伴随着每一位维和警察，甚至有人回国后需要进行心理治疗。于是，进行球类活动、跑步游泳等体育锻炼成了中国维和警察调节心理的一个主要办法。除了体育，通过网络与家人联络也让他们得到心理慰藉，不少人开辟了博客，将自己的维和日记分享出来。

　　惊险维和

　　艰辛的日常生活，相比执行维和任务的危险，简直是相形见绌。

　　海地于1804年1月1日宣告独立，成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第一个独立国家，但此后的206年里政局动荡，贫穷饥荒成为其仅有的关键词。2004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确定海地局势继续对该区域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后，决定建立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达到支持过渡政府、确保开展海地立宪和政治进程的安全和稳定环境的目的。联海团将海地首都太子港划分为11个任务区，中国维和警察负责两个，其中的太阳城地区最为凶险，聚集了大量的反政府武装。

　　张深荣在太阳城执勤的时候，遇上过一件惊险的事。他在检查两人驾驶的一辆吉普车时，打开车门的那一瞬间对方突然拿起一支AK47步枪。

　　“幸好我当时动作快，迅速把枪夺了过来。当我验枪的时候才发现那枪和子弹也上了膛，随时都可以击发。”至今他回想起这件事还有些后怕：假如当时动作慢了，可能结果就是另外一回事。

　　除了日常的执勤工作，每当海地有一些重要的会议举行或政要到访时，维和警察也会被选派去支援现场安保。在闵国涛印象中，2009年海地参议院选举时，由于海地最大的反对党、由前总统阿里斯蒂德领导的拉瓦拉斯党的几十名候选人被临选委员会取消了选举资格，造成的冲突成为他参与维和任务中最危险的一次。

　　海地南部的莱卡以喜欢闹事出名。2009年4月19日，在太子港工作的闵国涛就被派到这一地区支援选举安保。当他抵达莱卡时，当地两个主要候选人雇佣的大量无业人员和他们各自的支持者们，乘坐着卡车，手里拿着棍棒、砖头等凶器，正互相对峙，而海地警察已躲到了远处。

　　“我们到现场以后只能先利用车辆将两伙人分开，一边安抚住他们双方领头的，一边请求塞内加尔防暴队予以支援。当时的局势真的是一触即发。”闵国涛说。

　　2009年6月21日，海地参议院又进行了一轮议会选举，这一次局势更加紧张。阿里斯蒂德的支持者和当地学生连续进行示威游行，几乎每天都有多辆联合国车辆被砸被烧。那几天，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不仅开车时要穿好防弹衣，晚上睡觉也是把枪压在枕头下，因为危险随时可能不期而至。

　　闵国涛在赴海地前也曾给自己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当死亡真的摆在他面前时，还是令他触目惊心。2008年12月19日，他获悉一位尼泊尔维和警察前一天因枪支走火，腹部中弹身亡。而就在11月，闵国涛到这位尼泊尔同行所在的区域出差时还跟他热情攀谈过。

　　在海地的执勤任务也不全都充满艰险，闵国涛自己就有一次“有趣”的经历。他曾给海地中心省一家警察局配备装备和办公设备，一行人耗费了大半天，终于通过当地唯一一名警察的指引抵达目的地。

　　这是一座包括四个房间的低矮庭院，一个人、一把枪(没子弹)、一把椅子、一把锁和一只大公鸡，这便是警察局的全部家当。闵国涛告诉那个当地警察可能要给他们配一些办公设备，警察回答说没必要，因为那里根本没有电。

　　“那是我第一次下地区，印象特别深，现在还记得那只大公鸡。”说到这事，闵国涛觉得乐归乐，但更多的是思考—这个国家的现状，是因为什么而造成的？这个问题在他接下来的维和生涯里总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国家名片”

　　截至2010年1月，中国警察参与维和事务整整十年。在赴海地维和警察看来，他们就是一张“国家名片”。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前几个月接到通知，随后进行严密的选拔、培训。一直到踏上飞往海地的飞机前，他们都充满了兴奋和好奇，也带着无比的荣誉感。但兴奋期过后，随着日常工作的稳定和重复，现实的复杂性也让这批担负着代表国家和联合国双重身份的年轻人对自己此行的目的产生困惑。是维护和平，为祖国争光？是选择一份不平凡的经历，让家人自豪？还是安安心心地度过这段日子，载誉归国集体升官？

　　“臂上绣着世界地图，不知不觉间会把自己当成了联合国的人。”闵国涛说，“可联合国的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对于世界版图的和平与发展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联合国是个大家庭，或许正因为如此，很难从中得到一种归属感，就像属于合同制的临时工。”

　　在海地，很多当地人并不信任联合国，觉得联合国到海地维和以后，非但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反而物价飞涨，交通拥堵，甚至犯罪率节节攀升。据2009年5月17日的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当地甚至传言“维和人员杀害平民多次”，“联合国人员在这里倒卖军火和毒品”。

　　曹珊曾在日志里写下刚到海地时的见闻：刚下飞机那天，他们坐上中巴车赶往营地，发现路边有一个大概十三四岁的男孩挑衅性地向他们竖起了中指。

　　“当时挺生气的，但后来换在人家的角度想想，又觉得很无奈，如果有一群扛枪的外国人在我的领土上天天那么晃来晃去我也会不爽。”

　　中国维和警察试图与当地人民进行沟通，认为多交流是化解矛盾和解除误会的有效办法。张深荣发现海地人民很喜欢中国的功夫片，许多当地人见到中国维和警察都会很热情地上前讨论李小龙和成龙。他所在的第五批防暴队还曾在当地的学校里开了一个班，专门教小孩学功夫，在海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后来有很多成年人都慕名到中国维和警察营区请求学艺。

　　曹珊在海地被称为“微笑的中国警察”，这位曾在潘基文和克林顿到访海地时为他们充当法语翻译的姑娘，信奉“微笑就是最好的外交手段”。有一次她随着队伍追捕一名逃犯，跑进了一个居民区。曹珊每跑过一户人家，就对主人点头微笑，表明维和警察的来意，赢得当地人的理解。

　　驻海地的中国维和警察试图在“中国身份”和“联合国身份”里找到一个平衡点：以联合国的身份，展示中国的形象。

　　事实上，除了与海地人互动沟通、传递友好信息之外，近距离接触的经历也让维和警察们理解到了这个国家的痛楚。或许自己没法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大局，但可以亲身去帮助建设这个国家的秩序，化解掉本不该有的苦难—中国警察们对于“维和”的见解在实践中慢慢成熟。

　　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磊看来，中国维和警察的这些行为能够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他认为中国积极参与维和行动，不仅事关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机制的未来，也关系着冲突、热点地区的走向和世界和平的实现和维护。“国家软实力的上升，既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增强，更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做的贡献。”

　　1月17日早上，当前方传来8名中方人员在地震中遇难的消息后，身在国内的曹珊更新了人人网的状态：“沉痛已不足以形容此时的心情，亲爱的战友，一路走好。”

　　目前，中国还有138名维和警察在海地继续执行维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