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破解农业高校人才培养的难题，柯炳生认为，推进农业科教，还需破除一些成见和偏见，“这些年来，中国农业大学在基础研究、师资力量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以科研获奖、院士数量、杰出青年基金数量、人均论文数、人均科研经费数等指标衡量，中国农业大学在全国高校中位居前10位左右。有6个学科在全国排名第一，数量之多，仅次于清华、北大和人大，名列全国第四。”

　　“然而，由于社会上存在的诸多偏见，学生报考学校，一想到农业就想到脸朝黄土背朝天，根本不知道现在的农业、现在的农业大学是什么样，对农业类院校敬而远之。”所以，尽管近年来全国农业院校的总体招生水平不断提高，但同其学术地位相比较，仍然远不相称。

　　柯炳生提出了无条件免除农科大学生学费的建议，以调动考生报考农科院校、学习农业科学的积极性。另外，由于农科专业大学生很多是来自农民家庭，免除农科专业大学生学费，也有助于帮助这些学生克服家庭经济困难。关键是无条件免除学费，而不是与毕业后的去向挂钩。从操作上看，这样简便易行。他介绍说，对过去五年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去向调查显示，大约有2/3学生所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现实中，很难划一条清晰的界线。“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到航天中心工作，研究航天员的食品，算不算是从事农业工作呢？农业行业与教师行业不同，很难清晰地界定。”

　　柯炳生还对本刊记者提出一个有些“另类”的观点：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即便毕业后，不立即从事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工作，但只要学了，在今后的工作中就会对国家的农业发展有所裨益。在他看来，“这些学生在毕业之后从事的工作哪怕和‘三农’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也应当免学费。学生能把四年的大好青春奉献在农科专业，这本身就是一种奉献。他学习了农业之后，以后在其他行业中，也会对农业多一份理解。如果从政了，当了县长、市长、省长等等，也一定会重视农业；他要是当了企业老总，也会理解和支持涉农的社会项目。这样做，不是更有利于落实党和国家提出的“重中之重”的思想吗？”

　　七个“一号文件”涉农深意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在即，主题仍是‘三农’。”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向本刊记者透露，至此，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7年直指“三农”。“三农”问题为何牵涉如此的关切？发展“三农”，其密钥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就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这位曾多次参加党和国家涉农政策咨询和参与“一号文件”起草的农业经济权威专家，日前向本刊记者作了系统解读。

　　“三农”事关全局

　　“党和国家为什么重视‘三农’问题？我认为最关键的、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三农’问题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柯炳生一语道出“三农”的根本，“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党和政府重视‘三农’问题，不仅仅是对农业或者农民的一种关怀；解决好‘三农’问题，更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

　　他以金融危机为例分析说，“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全局大势中，我国的经济表现有目共睹，出乎国际社会的意料，也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当然，这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揽子计划发挥了效果。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连续6年大丰收打下的良好基础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否则，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道理很简单，农产品短缺，就意味着涨价。而且，由于农产品本身的特点，减产不需要太多，仅仅下降几个百分点，导致的物价上涨就将是十几个、几十个百分点。这不但会对消费产生影响，会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的心理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会直接打击人们的信心。温总理说，信心比黄金更可贵。假如农产品价格大涨，信心肯定就会出大问题。”因此，柯炳生认为，“在金融危机中，我们能从容应对，各个方面保持稳定，农业的发展，农产品的连年丰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在柯炳生看来，“三农”问题不仅对本国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足以对世界发展的全局产生影响。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柯炳生讲到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片段和数字。“前一段时间，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联合国粮食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饥饿问题。他给出了这样一个短片，描述的是一个残酷的事实。片子的开头是数数：1、2、3、4、5、6，短短6秒钟，世界上就有一个儿童因为饥饿而死亡……1996年，同样在罗马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粮食大会曾提出，到20年后，也就是2015年，世界饥饿人口减少一半，当时的世界饥饿人口是8.4亿。14年过去了，世界饥饿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全球的饥饿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10亿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农业方面的成就就更令世人瞩目。

　　农业是“基础性问题”

　　在谈到农业、农民、农村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柯炳生认为，党中央、国务院之所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业是一个基础的保障。当然，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也很重要，但柯炳生强调，农业问题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

　　据他介绍，这些年来，我国的主要农产品产量确实很大，但同时也在大量进口粮食，是一个农产品净进口国。在大宗的农产品进口中，排在第一的是大豆，其次是棉花，此外还有畜产品，主要是羊毛和皮革原料。

　　“我国对粮食进口的依赖程度很高。以大豆为例，其进口数量是国内总产量的两倍还多，快三倍了。2008年，进口大豆达到3700多万吨。如果不进口，由我们自己生产的话，需要另外拿出3亿亩的土地。”他还指出，不仅是大豆，直接进口的食用油就有800多万吨，另外就是豆类饲料需求，“消费需求的提高，实际的需求量的增长，是国内经济发展、强烈的拉动所致，这就是我国农业现状。”

　　那么，目前国外粮食生产市场的状况如何？国内又面临着怎样的粮食需求形势？柯炳生继续以大豆为例，分析国际市场的状况，“国际上的大豆产量是年年升高，为什么呢？都是为中国生产的。中国一增加进口，他们就扩大生产，美国扩大生产，巴西、拉美地区也扩大生产。这些国家有土地，土地也适合种大豆，尤其是巴西、阿根廷等国家。但是，我国要进口大豆以外的粮食，比如说水稻，就很难扩大种植，供我们进口。一方面没有合适的水土条件，另一方面，因为栽水稻也很难机械化，难以大规模生产，那些国家的农民不愿意干。有的人说，国际市场大着呢，我们缺什么了就进口，可以靠市场机制，这是拍脑袋想出来的。”

　　从粮食市场来看，柯炳生认为，短期内问题不大，但是未来的挑战很严峻，让人感到忧心。他很肯定地告诉本刊记者，从需求来看，未来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至少未来20年内是这样。因为人口在增加，收入水平在提高，城市化在发展，工业需求在增加，这些都是刚性持续不可逆的；从供给方面来看，挑战无疑很大。对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说，国际贸易仅仅是一个补充，尤其是水稻、小麦等主食及玉米等农作物，更是面临着严峻形势。

　　柯炳生指出，国内的粮食生产要增加，在面积方面，已经没有什么余地了，“耕地面积的下降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你总要工业化、城市化，开发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要占用耕地，耕地肯定要减少。”

　　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的很多耕地，至少1/3的耕地，拿到欧洲和美国去都不是‘耕地’，因为质量太差。内蒙古、黑龙江据说还有一些可以开垦的耕地，但实际上都是生态条件很脆弱的地方，这些所谓可以开垦的‘耕地’实际上都是湿地或者半干旱的草原。”可以说，在土地方面，我国面临着粮食增产和对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

　　(本刊实习生周星辰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