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村庄的教育血脉

　　从北京西站坐K571次列车，24小时抵达福建西部的连城县朋口镇，再从朋口坐20分钟的汽车，便到了宣和乡培田村。穿过村口的石牌坊和风水林，一条石砌的村道一直通到村边。

　　据族谱上记载，培田村的祖先自元末由中原南迁至此地。经过近千年的生息繁衍，到清末时，已形成一个有300多户、1000多人口的村庄。村内有30余幢建于明清时期的高堂华屋、21座祖祠、5个古书院、2座跨街牌坊和一条千米古街，共同组成一个相连成群、布局讲究的建筑群落，总面积达7万平方米。

　　这个建筑风貌保存良好的山村不但是一座活的农耕文明的宝库，更印证着中国民间教育曾有过的辉煌。当年，这里既有以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为核心的传统仕子教育，也衍生出以培训生产技能、生活礼仪为任务的乡土教育，两者相互交汇、融通，构成了明清时期培田独特的人文图景，也带给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深远的启示。

　　中国乡村存在着一种更为生动活泼的乡土教育

　　培田原名“赖屋”，据说最早在村中落户的人家姓赖。培田吴氏三世祖迁居于此之后，将其改名为培田。《礼记·中庸》云“故栽者，培之”，其中也蕴涵了培田人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意识。

　　据族谱记载，培田第一所学堂叫“石头丘草堂”，创建于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为吴氏七世祖出资兴建。之后村中吴姓族人相继仿效，以“房”为单位争相设塾立馆，自此开培田兴教办学之风。

　　明清两代培田有书院9个：肖泉公书馆、十倍山学堂、白学堂、义屋学堂、伴山公馆、岩子前学堂、清宁寨学堂、南山书院、紫阳书院。一些族人还将住家辟为私塾，如第十九世的吴氏二兄弟将住宅中一花厅辟为私塾，“池兰馥郁，图书翰墨，雅致宜人”。此外，村中还有家塾5处，童蒙、蒙馆9所，以及接近于专业教育的“锄经别墅”、“修竹楼”和妇女学馆“容膝居”等。这些书院、蒙馆与家塾遍布村中。彼时全村有“十户一塾，一户十匾”之称，处处可闻琅琅书声。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锄经别墅”、“修竹楼”和“容膝居”。锄经别墅建于明朝后期。“锄经”两字顾名思义，与耕田种地有关。别墅的门联为“半亩砚田馀菽粟，数椽瓦屋课桑麻”。明代培田村民经常在此请经验丰富的老农向晚辈新手传授种田经验，颇似今天的农业耕作技术讲座。

　　到了清初，村里又增加了手工技艺教育方面的内容。这就是建于康熙年间的“修竹楼”。门口有楹联：“非关避暑才修竹，岂为藏书始筑楼。”修竹楼以交流手工艺为主，培田祖先精湛的泥、木、雕、塑、剪、编织等民间技艺大都源于此。当时推动这一工作的是族内的文昌社。其总理(即负责人)“每逢作课，亲临监督，虽事剧必构一艺，以为倡，呈请先达评定甲乙优加奖赏”，可见其认真程度。

　　至于容膝居则更令人称奇。容膝居建于清嘉庆年间，为吴氏十八世祖吴昌同捐资建造。“容膝”两字源于陶渊明《归去来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据说，当年培田村一位姑娘出嫁他乡后不久，即被“休”了回来。经了解，才知是该姑娘缺乏生理卫生方面的常识，导致夫妻之间房事不谐。由此，培田村民将“容膝居”辟为向族内女性传授生理卫生知识之场所，请老年妇女向待嫁姑娘讲授婚育知识。这大约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婚育学校。在“容膝居”天井照壁上，至今赫然书有“可谈风月”4个大字。

　　不过，据村中一位80多岁、当年参加过妇女学堂学习的罗兰芬老人说，办学堂是为了让嫁出去的女儿和娶进来的媳妇都能知书达理，掌握必要的生活知识和日常礼仪，以便与大户人家的身份相称。据记载，光绪年间新教育兴起，学堂曾由长汀县督学亲自批准并注册。为此，县里还专程派人来村里检查学员人数、教师情况、讲授内容等。据老人回忆，学堂的学习内容很多，主要是学文化，有写字、读书，还有算术。学算术是为了能记账，同时也帮助那些失去丈夫的妇女管理家产。此外也学女工，如绣花、剪纸、制衣、做鞋等；还学做家务，如洗衣做饭、养猪养鸡、纺线织布……当然也包括一些婚育知识。最有意思的是，在学习之余，学堂还组织姑娘、媳妇排练小戏，如《小姑贤》、《孔雀东南飞》等。学员中既有过门不久的媳妇，也有待嫁的闺女，还有年轻的寡妇，最大的二十六、七岁，小的十七、八岁。这所学堂一直办到上世纪30年代，其建筑至今保留着。

　　“容膝居”、“修竹楼”与“锄经别墅”这几所学校的存在令人想到，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主流教育”之外，明清时期的中国乡村还存在着另一种更为生动活泼的乡土教育。它如田头地角开放的野花，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科举教育形成互补，构成了传统中国乡村教育多元而开放的人文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的折射，也是孔夫子“有教无类”教育理想的生动实践。它带给我们对传统中国教育新的认知，并因此联想起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与“平民教育”运动。

　　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传统还是居于首位

　　当然，在培田村，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传统还是居于首位。培田各类学馆讲授的课程依官定为基础，大致分为“识字“、“实用”、“知礼”、“明经”4类。识字、实用的有《人家实用》、《千字文》。知礼、明经类的有《三字经》、《大增广》、《幼学琼林》，还有统称“十三经”的《易经》、《书经》、《诗经》等经典，还有朱熹的《四书集注》，另外还要学习唐诗、宋词、书法，以及必考的八股文。

　　培田村历史上的9所书院中，南山书院的规模和影响最大。书院前身即为石头丘草堂。明代兵部尚书裴应章曾为草堂题联：“距汀城郭岁百里，入孔门墙第一家。”清中期以后南山书院替代石头丘草堂成为家族书院，取名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据村人说，清同治年间南山书院就已是附近一带有名的学堂，不光招收本族子弟，周边村庄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来入读，一年学费要四、五担谷子，甚至还有从长汀县来的。

　　南山书院占地面积1980平方米，内有9间教室，还有藏书室、老师宿舍、学生宿舍、厨房、杂物房等，一应设施俱全。书院的选址也颇费心思，位于村北面的一个小山坑内，背后有一道林木繁茂的小山梁将其与村子隔开，使其自成天下。传说乾隆年间纪晓岚到培田视察时曾在此住宿两天，对书院的清幽环境赞赏不绝。

　　不过，跟今天的所谓“名校”一样，书院之所以名闻遐迩，主要还是因为师资与教学质量。还在其前身石头丘草堂创建之初，培田七世祖便不远千里请来浙江台州籍进士出身的谢桃溪任教。清乾隆年间，村里又延聘福州才子邱振芳来执教席。到了清后期，族人吴昌同兄弟延请福建宁化名儒曾瑞春来书院授课。当时培田吴氏先人“到处延访名师，教诲诸子”，一时蔚成风气。曾瑞春除了在书院授课之外，还被村中不少家庭延至家中为子弟授业解惑，当时称“点教”。曾瑞春在南山书院任教10年之后，吴昌同赠盘缠，助其赴京应试。曾瑞春不负所望，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他后来旧地重游，应约撰写了《南山书院记》，并慨然题联于壁：“十年前讲贯斯庭绿野当轩宝树兹培齐兢爽，百里外潜修此地青云得路玉堂清洁待相随。”当时的培田村“义塾有名师，宾榻有上客，水轩竹院有鸿儒”，可谓极一时之盛。

　　在培田吴氏族谱上还记载这样一桩轶事。“高祖延素堂邱振芳先生掌南山，朔望冠带请安善饮，鸡畜任取。一晚谈及瑞邑(汀州城)肉蔗(一种肉干)味美，归即着往市，第三晨出供，先生谓：‘吾厨亦能此乎！’以实告。先生叹曰：‘两夜一日得二百里外物，仆诚健矣！抑君何殷勤至斯！’”培田人以此作为美谈，对后辈儿孙津津乐道。

　　名师们受此礼遇，自然知恩图报，勉力教学。福州才子邱振芳应聘南山书院后，从教三年，书院首开文科，其弟子中先后有一人中举，二人参加省试入取“岁进士”等。从此南山书院名声大振。书院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创办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止，共140年，据统计，由此步入仕途的国学生、贡生、秀才、举人、武进士等有120多人，其中达至五品与三品衔的有9人，应了明代兵部尚书裴应章“距汀城郭岁百里，入孔门墙第一家”之美誉。

　　而另一方面，这些名师也为培田村培养了一批本乡本土的师资。村中一些未能科举入仕而留在乡土的名士成了强大的师资后备力量。如第十九代吴泰均就是远近闻名的教书先生。据说吴泰均年少家贫，好读书，聪颖异常，“进泮后，舌耕为业。删《礼记》、《左传》、《周礼》，手抄授徒。长(汀)连(城)两邑，游其门者甚众。一时春风化雨，游庠食饩者不下数十人”。族人吴昌同“素重先生(吴泰均)品学，延主南山书院讲席”。

　　除了延请名师硕儒来乡教学之外，培田吴氏族人还将子弟送往他乡游学。如第十六代吴一滋投长汀城一名儒门下，第十九代吴汉均慕名送子到本邑有名的雕版之乡四堡村鳌峰书院读书，第十九代吴世尧，曾先后师从过4位名师。

　　“水如环带山如笔，家有藏书陇有田”，培田村继述堂门前的这副对联道出了培田吴氏族人世世代代的耕读理想。培田村家家户户均有藏书。当时村中还建有两个藏书楼：一为明末清初修建的“藏珍楼”，藏书数不详；一为同治年间建的“馥轩楼”，藏书两万余册。前者被太平军一把火毁掉，后者于文革初期，被用箩筐全部挑到禾场上烧掉了。

　　中国文化崇尚文韬武略，文武双全。明清时期的培田还有习武传统，村中办有集勋厂武校、化成厂武校两所武术学校。村民们忙时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到禾场上挑灯习武，农闲时则练习更勤，至今集勋厂武馆旧址门口还放着当年练武用的上百斤重的石块，上面还有长期抓摸留下的手印。明清时期培田吴氏家族出了郡武庠生3人，邑武庠生16人，武举1人，武进士1人，获有军功者6人。这个传统至今还保留着，前几年村小还有武术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