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减少40%到45%，是一个拿到国际上去说的指标，但国内的努力目标可能会更多，要求更加严格。

　　目标将更严格

　　与分解“十一五”单位GDP能耗指标一样，中国正在考虑如何分解碳强度指标。

　　碳强度(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这一中国政府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向世界承诺的自愿减排行动指标，将继能源强度、主要污染物排放之后，成为环境民生领域的第三个约束性指标。

　　一个月前，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透露，从2010年初开始，要对“十二五”规划的相关编制工作进行研究与布置。

　　他说，碳强度指标进入“十二五”应该是确定的，至于怎么进入，下一步如何分解，是仅仅分解到地区，分解到省，还是涉及到行业，还有待研究。

　　如何提出目标、分解目标以完成国务院提出的约束性指标，同时完善相应的统计和监测指标体系和管理体系，既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也事关下一步低碳经济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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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能源强度：

　　计算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量，是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可指降低一定GDP产生的能源使用量的减少(节能)，或者一定量的能源生产出更多的GDP。该政策主旨还在于为满足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和可持续的能源供给量，基本上是一个能源使用量的问题。

　　GDP碳强度：

　　计算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即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于能源强度而言，碳强度也受能源效率影响，但主要受能源结构的影响，因此，是一个能源质量(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问题。 “中国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减少40%到45%，是一个拿到国际上去说的指标，但国内的努力目标可能会更加严格。”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研究室主任姜克隽说。

　　就决策过程而言，规划中要实现的GDP是决策的重要依据。40%到45%同样是规划目标，而实际发生的GDP与规划数字间的差异，也会影响到最终实际减排的目标。

　　“到目前为止，碳强度不一定比能源强度更宽松。”姜克隽注意到，以2005年为基准年，两年由于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比例的回升，以及燃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抵消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的减排成效，使得碳强度下降的幅度并没有快于能源强度。

　　一般而言，能源强度侧重衡量能源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而碳强度则通过改善能源结构，侧重提高能源使用的质量，以及其他一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领域的对策。从政策范围来讲，碳强度的覆盖面更广。

　　让姜克隽感到担忧的是，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针对经济危机的系列拉动政策，客观上带动了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未来几年内节能降耗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也增加了碳排放指标的不确定性。

　　厦门大学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也持类似观点。他不认为2020年碳强度降低40%到45%的目标，比“十一五”的能源强度目标要弱。他建议考虑在 “十二五”规划中，同时使用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指标。他认为，“十二五”期间单独使用碳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也可以，如果同时设定能源强度指标，能够保证该指 标的连续性。“到目前为止，中国唯一可以参照的经验，来自‘十一五’规划。”英国气候组织大中国区总裁吴昌华说，“决策者意识到，政策的目标一定要清晰。 ”她建议，两个指标体系可以在“十二五”乃至“十三五”规划中并行。

　　与“十一五”单位GDP能耗指标推行中遭遇重重阻力不同，吴昌华更倾向于乐观地认为，经过上一个五年的“启蒙”，分解指标在地方执行的障碍并不大。有些地方甚至表现得过于积极。

　　“30年前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一批特区，今天的地方政府，把发展低碳经济看作是又一次争取特区政策的机会。”吴昌华说，“一张名正言顺的名片，意味着政策的支持，全球投资的偏好，以及全新的商机。”

　　如何分解？

　　“最理想的分解方式，是对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做碳排放情景研究，但由于每一个项目本身都很庞大，再加上人力、经费的问题，我们计划寻找其他的研究成果，判断一地未来的能源和二氧化碳强度趋势。”姜克隽表示。

　　另一种更现实的分解方式则是根据能源现状、未来技术潜力等大致指标，为各省估算一个目标分析。

　　事实上，在中国政府公布2020年碳强度下降目标之前，已有地方初步设计好了自己的低碳经济政策框架和减排目标。特别是，各省已经开始研究排放情景，这将有助于未来分解碳强度指标。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对北京、上海两地的排放情景做了摸底研究，其研究目标十分明确，即直接针对两地能否 在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实现低碳发展，并探索作为国际化大都市能否在2020年之前使温室气体排放甚至更早时间到达峰值，为国内其他省市作出一个示范。

　　截至目前，北京的研究基本结束，并提供相关部门审阅。而北京市政府则希望尽快拿到这份“预测未来”的研究结果。上海市的研究报告也已经基本结束进展相对较快，已进入到了统计局核对数据的阶段。而最早启动的粤港，已经着手报告修改，预计今年2月广东、香港的成果就可以发布。

　　宁夏、安徽等省份，则是通过省级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项目资金，为当地初步测算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吉林的重点在于探索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发展的可行性。辽宁、山东、海南以及保定等省市，也已介入相关研究。

　　仅仅5年之后，曾让地方政府叫苦不迭的单位GDP能耗指标，会和抢手的“低碳”名片联系起来。现在，大批城市正涌向激励政策的门口，争夺第一批低碳城市的试点权。而获得低碳资格的前提，是清晰的能源排放家底、可预见的节能减排潜力以及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

　　本月，深圳刚刚从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手中，接过第一个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的招牌。而两年前，珠海就以极强的政治胃口，期待成为第一个低碳城市。这份长长的名单里还有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和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