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昆明新政”两年观察

　　■本刊记者  吴明华

　　一样的仇和，不一样的昆明。

　　两年前，仇和带着“最富争议”的盛名主政昆明，两年后，依然争议不断。从落后的苏北小城，到欠发达的西部重镇，仇和都在用他同样“无私无畏”的风格，强力改变着他所主政的城市。

　　然而，当人们用放大镜审视这个城市发生的每一个细微举动，寻找和放大每一个可能的争议时，仇和所带来的“昆明新政”被人为地笼罩上了一层迷雾，仇和也从“真实仇和”上升为“媒体仇和”。

　　两年后，当昆明人真切地感受到城市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时，迷雾渐渐消散，“真实仇和”也逐渐被还原出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昆明新政”里的仇和，不再是铁血激进的改革者，而更多的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实干主义者”。

　　“软绵绵的昆明

　　来了硬梆梆的仇和”

　　“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刚到伊始，仇和在就职演说中的这句掷地有声的名言，便给昆明人带来不小的震动。

　　随后，仇和仅仅用了20天在全市各领域做调研。20天后，“昆明新政”中最核心的内容出台。旋风般的速度让昆明人开始见识到这位新书记的风格。

　　“春城不绿，城市整体形象不佳；交通拥堵，昆明被戏称为‘困民’；‘城中村’见缝插楼，‘炮楼’林立，春城几乎成为‘村城’；工业发展滞后，产业集中度不高。”这些都是制约昆明发展的痼疾，对于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思路早已达成共识，但由于种种困难和原因，久治难愈。

　　针对基础设施建设、滇池治理，以及工业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城中村改造等四大难题，仇和一次性成立了三个指挥部和一个领导小组，并亲自担任指挥部“政委”，同时破解这些难题。仇和的施政重点并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同时推进的魄力却让昆明人不敢想象。

　　“一个地区的发展，往往并不是缺少好的思路，而是缺少抓落实的力度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定下来的事情必须无条件、无阻力、无障碍地坚决执行，迅速落实。做到说了算、说了干。”治市必先治官，这是仇和一贯的思路。

　　“把一个地区的组织程度提高到最大化，把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到最大化，把各级领导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大化。”2008年2月，仇和首先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软环境整治活动。

　　从“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社会倒逼部门，下级倒逼上级，督察倒逼落实”的“倒逼法”，到把所有领导干部逼上一线的“一线工作法”，另外还有“白加黑”、“五加二”、“716”等，一度都是流行昆明政坛的关键词。“白加黑”就是白天在一线现场工作，晚上再开会或者处理文件；“五加二”是一周工作五天，周末两天还要加班；七天每天16小时连轴转，手机24小时不能关机。

　　仇和施加的巨大压力给温吞已久的昆明官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昆明人形象的称为，“软绵绵的昆明来了硬梆梆的仇和”。

　　“管不住大盖帽，就要摘掉乌纱帽”，“掌不好印，就不要掌权”，“谁砸昆明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2008年3月，昆明制定了领导干部问责办法。问责成为仇和治官最强有力的手段。

　　与此同时，仇和又强化纪委职能，将原来驻各单位的监察员全部调回市纪委，组成了一支空前庞大的督察队伍，对所有年初纳入计划目标的任务和重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2008年，昆明市有275人被问责，其中县处级干部24人。而2009年仅1-11月份，问责的人数就达到了576人。

　　“不拼命不行啊！每月推进多少，都是有硬指标的，完不成是要问责的。”有官员感叹，仇和充分利用纪委来督政，是将现有的体制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不可能直接去指挥农民该做什么，只有将发展的压力传导给我的下属。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将干部逼向书本、逼向市场、逼向基层、逼向社会。”在仇和的强力督促下，昆明的各级官员迅速动起来了，“昆明的温水一下子被烧成了热水”。

　　争议中前行

　　仇和的铁腕治官在昆明内部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弹，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争议却来自于一些不经意的事件。

　　先是富民县发一号文件推广同桌自助餐，接着是“瞌睡局长”辞职事件。“新政”还没有开始，两次“跟仇书记跟偏了”所引发的风波，让仇和颇有些被动。媒体的过度关注和人们先入为主的心态，使得仇和在“昆明新政”中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引起一些争议。

　　2008年2月15日，在软环境建设动员大会之后第二天，昆明就召开招商引资动员大会。仇和不仅把招商引资定为“一把手工程”，还从各部门抽调人员成立35个招商分局，派驻发达城市招商，并且签订目标任务责任书。

　　“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是第一政绩。没有大招商，就没有大发展。”在仇和看来，招商引资是昆明加速工业化进程最根本、最实在的举措。然而，这种大张旗鼓的招商政策，很快让人们联想起他在宿迁时“连教师都有招商任务”的激进做法，各种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

　　2008年3月，北大教授姚洋在公开场合炮轰“仇和式招商”。姚洋的批评被媒体转载后，迅速引起更大的反响，对仇和的争论达到了一个高潮。昆明有关官员不得不紧急出来澄清，昆明并不是“全民招商”，也不会“饥不择食”，并且还邀请姚洋教授到昆明实地考察，以此打消外界的疑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接下来的城市改造中，更是争议不断。

　　昆明四季如春，本应是想象中的“美丽天堂”，然而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和卫生城市中，却屡创屡败。落后的城市面貌刺激着仇和的神经，他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宿迁那个县委书记时代”。

　　对此，仇和开出了一副副“猛药”，一场城市再造旋风席卷整个“春城”。从栽80万棵树、小区道路私改公、整治广告牌，到拆除防盗笼，每一次都触动不少人的利益，引起一波接一波的争议和阻力。

　　“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在干中积累经验、在干中完善政策。”强行推动、强硬执行，是仇和对待争论的一贯态度。在他看来，任何一项改革没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把握，他是不会做的，但“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

　　对于昆明的城市改造，仇和心中还有更大的计划，“昆明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遇到瓶颈，基础设施滞后，所以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今后的3到6年中，投资3500亿来突破。”

　　2008年10月，昆明市启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二环路改扩建工程。二环路贯通昆明市中心城区，承担了市区一半的车流量，是昆明最为拥挤的城市道路。早在2004年，昆明市就曾计划用高架路将整个二环连为一体，但由于资金和拆迁量大等困难，该计划一度搁浅。

　　动用高强度行政手段和资源谋求迅速“突围”，是仇和铁腕执政的最大特点。为早日缓解拥堵之痛，仇和不仅强力推进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二环路建设，还将工期从三年缩短至一年。

　　由于二环路内11座立交桥同时施工，导致昆明交通的“咽喉要道”和城市交通的“主动脉”被切断，整个昆明市区内交通几乎陷入瘫痪。昆明人戏称为“休克疗法”，其中的阵痛和争议可想而知。

　　“长痛不如短痛”。一年后，二环路准时建成通车，不仅创造了“昆明速度”，更为仇和的“昆明新政”树立了样板。“我承认确实有强硬的一面，但这种强硬主要表现在抓工作落实上，即制度执行环节。抓工作落实如果不狠一些，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怎么能推动工作？”

　　“在对仇和新政的争议中，人们的眼光往往注意到了一些轰动性的事件，而忽视了仇和整个改革布局的智慧。”有观察家认为，仇和通过整顿吏治，转变公务员作风、简化政府审批手续，以创造好的软环境；通过城市改造，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硬环境。而大幅度引进资金，完成艰巨的工业化进程，才是昆明走出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之道。

　　“昆明速度”

　　争议不仅没有使仇和停下步伐，反而使他更加快速的实施新政。“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快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

　　“仇和上楼一次跨两个台阶，陪同调研的要小跑才能跟得上。”两年下来，昆明人已经适应了这样的速度。一位昆明市领导曾风趣地说：“如果全省公务员搞一次竞走比赛，冠亚季军绝对被昆明市全部揽走。”

　　2009年元旦一收假，昆明市委就召开九届五次全会，3天会期，观摩两天半。仇和将与会者辗转拉到38个现场，纵横13个县区，行程1000多公里。350人的观摩队伍，上车下车只有几分钟，午餐仅半小时，但一路上小喇叭还在催促“请大家跑快一点”。随行的流动广播称，这是“一支没有高跟鞋的队伍，一支小跑中前进的队伍”。

　　速度是仇和“昆明新政”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仇和的速度在城中村改造中则有着更好的体现。

　　城中村改造在所有城市发展中都是最大的难题，而昆明的情况更为严重。在昆明主城建成区范围内，遍布着336个城中村，常住人口近百万。改造不仅需要庞大的资金，而且牵涉到各方利益纠葛。过去谁都不敢捅这个“马蜂窝”，城市发展都是绕着走，以致规划混乱，病入膏肓。

　　“一场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调研中看到的情况，让仇和感到触目惊心，“难题再难，必须破题，而且要快破题；顽症再顽，必须施治，而且要标本兼治。”

　　2008年2月27日，昆明的城中村改造迅速拉开帷幕，仇和提出5年内全部改造重建336个城中村。

　　在昆明人看来，敢于动城中村这个硬骨头，说明仇和的魄力和胆识，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而仇和却认为，只有速度才能抓住当前稍纵即逝的机遇。一方面，房地产业的高度繁荣为城中村改造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给昆明带来了建材低价格、建工低报酬、建设低成本、融资低利息的难得的四低机遇。

　　果不其然，昆明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一经推出，就引来很多资本竞相追逐，甚至出现了多家企业争抢一个项目的情况。

　　“确实我做事比较‘急’。为什么呢？”仇和曾作过这样一个比喻：区域经济竞争的实质是生产要素流向的竞争。在一定的区域内，生产要素就像倒一杯水，哪里低往哪里流。谁率先营造洼地效应，谁就能率先发展，形成先发效应。

　　仇和做事崇尚“天黑赶路，天亮进城，领先一步，胜人一筹”。在他看来，“什么是抢抓机遇？当别人有时甚至是上面打瞌睡时，你率先把事情办了就是抢抓住了机遇。如果等大家都看明白了再动手，那抢抓到的肯定不是机遇，顶多是个机会，有时甚至连机会都算不上。”

　　仇和的符号意义

　　■吴明华

　　对于仇和“昆明新政”的争议，一个最有意思的镜头是：原本激烈批判仇和的北大教授姚洋，在眼见为实之后，不仅改变了部分观点，并表示“上上下下对仇和的支持让我非常诧异”。

　　确实，深入了解昆明的人，最惊讶的不是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是昆明上上下下对仇和越来越坚定的拥护。

　　在目前发达地区高度发展、中西部地区都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昆明渐渐落后是不争的事实。对比其他的城市所产生的巨大落差，让昆明人积累了一股强劲的发展愿景。但在现实的种种困难面前，却没有人带领着这个城市去突破。

　　仇和的到来，用他强势的手段和铁腕的风格，迅速打开了局面。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阵痛，当涉及到一些个人的利益时都会骂娘，但在内心深处，在理性观察之后，昆明人迅速认同了仇和和他的新政。

　　然而，在外界看来，这些阵痛都是值得争议的。特别是在倡导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下，对于仇和的争议又有了新的标靶，对于仇和模式的批判也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

　　争议仅仅是争议，没有人会去认真地思考：欠发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种既能发展起来又不会经历转型阵痛的模式？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任何完美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

　　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个最大问题在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仍然徘徊在工业化起步和市场化发育的阶段。

　　发达地区经历过转型之后，人们再回头来看时，恍然发现在发展转型过程中走过了很多弯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于是，人们常常用发达地区的标准和理念，来评判欠发达地区的种种努力。

　　欠发达区不能重复发达地区昨天的弯路，但是，也无法套用发达地区今天的模式。因此，对于仇和模式的争论，不能摆脱欠发达地区整体相对落后，亟待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社会经济大发展的语境。

　　仇和在“昆明新政”里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已经不那么激进了”。显然，仇和自己也对过去宿迁十年来的治理模式，作了总结和完善。

　　所以，我们看到，仇和在昆明的治官不再是从反腐败入手，而是通过强化学习、躬亲示范来改变官员的理念，通过创新机制来提高行政效能，通过加强纪委的督察问责来最终推动新政的执行；我们看到仇和在强力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也更加注重维护当地群众的利益；在追求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在面对阵痛时，采取更快的速度，以求把阵痛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从宿迁到昆明，仇和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树立了一个完整的标本。

　　对于地方政府，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决策者来说，仇和符号的意义在于，他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突破欠发达地区低水平恶性循环的治理模式，并且可以复制、行之有效；对于民众来说，仇和符号的意义在于，他创造了一个可以依赖的“个人英雄主义”形象，他敢于对既得利益者发起冲击，他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切实的变化。

　　在仇和模式被广泛复制的今天，任何对于仇和的争议都是苍白无力的。

　　仇和把外界的批判作为警醒自己少犯错误的镜鉴，那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仇和和他的模式呢？仇和的模式不是尽善尽美的，人们也能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一些隐忧，但我们是一味的争议、否定，还是善意的提醒、理性的建议？

　　或许，我们都应该着眼于不久之后的明天。